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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救护到救亡

日期:2015/9/9 作者: 黄祺 阅读 ( 18178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提示:今天回望,仁济医院当年的医护人员,以及所有上海的医护工作者,不仅为战乱中的伤病者消除病痛、挽救生命,而且,他们就如一盏灯,在漫长的战争黑夜中给人以慰藉。
记者|黄 祺 撰稿|袁蕙芸 王昊宁
 
      作为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现代西医医院,已经有170多年历史的上海仁济医院,与上海这座城市一起,经历了抗日战争时期特殊的艰难时刻。医院曾因日军接管而陷入困境,但医护人员们还是以不同的方式,恪守自己的职业道德,用医术为苦难深重的市民服务,一些人甚至直接加入到抗日救亡的伟大事业中。
  从救护到救亡,仁济医院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从战火中重生并发展。今天回望,仁济医院当年的医护人员,以及所有上海的医护工作者,不仅为战乱中的伤病者消除病痛、挽救生命,而且,他们就如一盏灯,在漫长的战争黑夜中给人以慰藉。
  
战乱中心的医院
 
  今天的上海市山东中路145号,是仁济医院西院所在,几百米外就是外滩,每天,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观赏景色、享受和平带来的美好生活。
  1932年元旦,仁济医院的这个新院址完成了建设,无论是建筑设施还是医疗技术在当时来说都是非常现代化的,医院竣工启用,标志着现代西医医院在中国的发展进入新的时代。然而,还没来得及举行开幕典礼,“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突然向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了攻击,随后又进攻江湾和吴淞。位于市中心的仁济医院,第一时间受到战争的影响。
  仁济医院是最早将现代西医手术带入中国的医院之一,当时在外科手术上有着明显的优势。原本医院开展的手术大多为阑尾切除、腹股沟疝修补术,痔核切除和截肢手术四种,但由于经常发生各种战事,四种手术中以截肢手术的数量占首位。
  1937年,更大规模的战争爆发,继“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又在上海制造事端,爆发了“八一三”事变。战争的最初几天,日本飞机于8月14、23和28日在爱多亚路(今延安路)、南京路和南站等处投掷炸弹,仅在三天内就有200多名严重受伤平民被收入仁济医院病房。不少人入院后不久身亡,还有大量伤员经急救处理后离院,或转其他医院。
  上海沦陷后,租界成为“孤岛”,受战争影响,物价飞涨,食品短缺,大批难民涌入租界,贫病交困,来院求治者增多,医护力量不足,社会捐助减少,经费拮据,医院陷入了困境。
  仁济医院是一所由外国人创建的医院,医护人员中有不少外国人。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伦敦教会已无力从英国调派医护人员来院工作。到1941年英籍人员只有9名,其中医务人员6名,而中国医师已有14名,护士35名,药剂人员7名,医疗护理工作主要由中国医务人员承担。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立即占领了上海的租界。数日后仁济医院的事务、药局两个部门就由日军派员控制。1942年9月2日,日军正式宣布接管仁济医院,成立了由赤泽辰三郎等6人组成的接管委员会进驻医院,强行接管。
  1942年11月27日下午3时,接管委员会要举行接管仪式,通知全体职员集中于医院后广场。开始前,日本人命令全体职员向接管者行“鞠躬礼”,而后由院长代理角田贤吾“训话”。接着宣布“旧职员”解职,只有向日军宣誓者才能留用。
  宣誓后,日本人宣布了接管事项和警告事项。警告内容是:“移交忙杂时,如对医院业务设备障碍或顺从引起障碍行为者,或有鼓动助澜言行者,引渡军部对其作严重处分。望全体职员慎其言行,无憾事发生为是。”
     接管仪式结束后,英籍职员还收到了这样一份通知:“1、非医院职员者,禁用医院内宿舍,应令其急速离去。2、医院英国人职员住院内宿舍应做好三周内引渡之准备。”时隔不久,英国职员被“引渡”进集中营。英国职员的院内宿舍及院外住宅以及雷士德研究院实验室,全由日本人霸占为宿舍。
  日本人接管后,在医院四周架设了铁丝网,医院如同兵营,全院职工出入均受监视,工作生活皆处在恐怖气氛中。
  为保持民族气节,免遭日本人的歧视和迫害,中国高级医师如叶衍庆、钱建初、兰锡纯等先后离开了仁济医院。他们或者到社会上去开业谋生,为自己的同胞服务,或者去其他医院工作。一些护士也因不甘忍受日本人的统治而离院,当时仅手术室就有盛启文等4人提出辞职去他院工作。
  日本军方从日本帝国大学征调3名医学博士到仁济医院任职。另有几名日本护士来院担任护士主任及手术室、各病房护士长,他们来自上海日侨私人开办的福民医院。由于仁济医院医护力量大为削弱,加上有些日本医务人员以占领者姿态,趾高气扬,医疗作风恶劣,不仅住院病人不断减少,门诊病人也大幅下降。与日本人接管前相比,医院门诊由原来日均400~500人次下降为280人次左右,到1943年全年平均日门诊量只有200人次左右。医院业务出现严重衰退的局面。
  日本人接管后,职工生活每况愈下。由于粮食供应不足,除保证供应日本人外,对中国员工实行“承包供饭制”,这制度使许多从事体力劳动的工友常处于饥饿状态。
  日军在医院中实行法西斯统治历时三年半,横行霸道、奴役职工、滥用公款、腐败贪污,劣迹斑斑;各种物品消耗殆尽,房屋失修,医疗设备破损不堪,使仁济医院大伤元气。
  
危险之地的医生
 
  战乱重创城市,使得伤病陡然增加,急需医疗力量的驰援,一些医生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加入仁济医院。
  后来成为中国骨科创始人之一的叶衍庆教授,1931年从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到仁济医院工作。当住院医师四年后,1935年赴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1937年获得骨科硕士学位,并被选为英国皇家骨科学会会员。叶衍庆后来说:“在利物浦的几年,我懂得了骨科的基本规则,我们要正规地使用这些规则,才能在治疗工作中,不犯或少犯错误。”良好的机遇为叶衍庆奠定了扎实的专业基础,1936年秋他以优异的成绩修完各门课程并获得骨科硕士学位。1937年英国骨科学会承认他英国皇家骨科学会会员的资格,叶衍庆成为《骨和关节外科杂志》(JBJS)(英国版)终身免费订户。
  这一年的中国,随着战争的持续,伤兵越来越多,国内急需医学人才。报国心切的叶衍庆毅然离开英国,返回祖国,任仁济医院外科主任医师。同年,因为伤员增多,仁济开设了骨科病房,这是上海最早设立的骨科专业病房,叶衍庆任骨科主任。
  叶衍庆时刻关注着战争的进展情况。“八一三”事变爆发不久,仁济医院就设立了伤兵医院,叶衍庆成为上海红十字会骨科中心小组成员之一(成员共五人),他们在有限的医疗卫生设备条件下夜以继日的抢救伤员。在当时仁济医院的手术统计中,截肢手术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各种手术。为了最大程度地避免给伤员造成永久性的肢残,叶衍庆将国外学到的股骨颈囊内骨折三刃钉内固定等新手术应用于临床,并在国内加以推广;经他治愈的伤员有千人之多,这也极大促进了我国骨科学的发展。
  战争是残酷的,但是战争也能促进医学的发展。仁济医院战伤外科的发展,就与这场艰难的抗战有着密切的关系,这还要追溯到被誉为“中国医界之柱石”的牛惠霖身上。
  牛惠霖于1889年生于上海,是中国第一代海归西医师。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毕业后,赴英国剑桥大学深造,获医学博士学位,并成为英国皇家外科学会会员,还领有皇家内科学会开业证书,并任伦敦医院主任医师。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牛惠霖在英国积极参加伤员救治工作,任伦敦叶普斯惠区医院、密它瑟斯医院战伤外科手术主任医师。1919年回国后,牛惠霖任仁济医院副院长兼外科主任,带回了消毒、麻醉等一系列新技术,开展了四肢创伤等新手术。从此,仁济的外科开始与世界同步发展。
  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牛惠霖作为中国红十字医疗队医务组长东渡救助,积累了丰富的创伤救治经验。1927年和1931年,红军将领陈赓腿部重伤两次秘密来沪就医,也是由他和他弟弟、骨科专家牛惠生共同治愈的。这也为后来的战地救护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牛惠霖后来曾任上海红十字医院(今华山医院)院长,牛惠生则是中山医院的第一任院长。
  淞沪抗战期间,牛惠霖、牛惠生兄弟曾与宋庆龄、何香凝等共同组织战地救护工作,在上海、苏州两地分别设立伤兵医院;牛惠霖先后出任上海地方协会救护伤兵第一医院院长、上海公共租界万国商团华队军医长。他以丰富的经验组织指挥并参与救治了大量伤员,挽救了许多战士与百姓的生命。
 
医院里的地下党
 
  七七事变后,仁济护校全校参加了上海市职业界救亡协会。年底,仁济护校的一批抗日积极分子先后离校参军,其中左英(原名瞿虹霞)同志就担负起救亡协会的工作。被誉为“上海南丁格尔奖”的“左英护理奖”,就是按照左英遗愿,由左英捐资设立的。
  1938年初,左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她发展应仁珍入党,加上已入党的李玉芝3个党员成立了党小组,左英任组长,仁济地下党组织由此诞生。党小组曾发动学生募捐,慰问抗日将士,到工人夜校宣传抗日,加强抗日救亡斗争。
  1939年初,左英奔赴皖南参加了新四军,仁济医院的地下党工作由应仁珍接任。她先后发展了陈梅英等4位同学入党,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应仁珍任支部书记。由于她积极开展爱国抗日活动,1939年8月遭校方无理开除。应仁珍离校后,由陈梅英任支部书记。1940年支部又先后发展了陈恩和等同学入党,并动员了6名学生离校去抗日根据地工作。1941年陈梅英离校,陈恩和接任支部书记。
  1941年日寇占领仁济医院,医院党支部为防止敌人破坏,采取更隐蔽的斗争方式以保存实力。
  1945年春,抗战胜利即将来临,仁济医院党支部先后发展了8名党员,还有医务系统转来的医生党员朱瑞镛,从而加强了党的力量。抗战胜利后,支部又先后发展了9名党员,为壮大党组织输送了新鲜血液。
  抗战胜利后, 1945年9月26日,上海市卫生局委派陈邦典为接收委员接收仁济医院。陈邦典是位泌尿外科专家,战前曾是仁济泌尿外科特约医师,仁济医院医护员工对他来院接收普遍表示欢迎与支持,并寄予厚望,盼能恢复与发展业务。
  1945年9月至1950年6月,陈邦典任上海仁济医院院长,他致力于恢复整理院务工作,十分重视抓医院管理、医疗护理质量、病史书写及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
  日本投降后,原英籍人员从集中营获释,他们中多数人即起程返回英国。这时上海医务人才奇缺,为推进业务,仁济医院聘请了一批各科医疗专家充实实力,使仁济医院专家阵容堪称豪华。
  经过整顿,至1946年底,历经战火的仁济医院门诊恢复正常,日门诊平均600人次。床位数已增至333张。普通病房床位使用率很高,在冬天亦告客满。
  战火停息数十年,伤痛早已平复,往昔惊心动魄的故事被写进历史。当年经历战火的仁济医院院区,如今被称为仁济医院西院,楼房院落修缮后如旧,每日熙熙攘攘,接待病患。外滩钟楼的钟声,定时回荡在医院上空,营造出一种安详的美好感觉,钟声提醒人们和平的珍贵,当年如是,今天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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