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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带来更多元的电影世界

日期:2016/6/8 作者: 姜浩峰 阅读 ( 29882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提示:面对过度工业化制作的电影,包括菲片在内的“一带一路”展映单元,将可以彰显更为多元化的电影世界。
记者|姜浩峰
 
       “国际电影节又已进入上海时间。”当胡劲军在2016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新闻发布会上作出如此宣告的时候,你就知道,电影节又将闪亮登场。
  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电影节组委会副主席胡劲军特地在发言中强调了一部影片——《功夫瑜伽》:“这部中国与印度的合拍片,呈现了‘一带一路’上两大文明古国的文化。这部合拍片去年在上海立项,可以证明,上海已成为投资文化产业的新热土。”
  而在发布会上,除了《功夫瑜伽》,记者还注意到不少亚、非、东欧元素。用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总经理傅文霞的话说:“本届电影节期间,‘一带一路’可谓处处能见。比如入围金爵奖评选的参赛影片中,就有出自伊朗、波兰、捷克、以色列、菲律宾、中国等沿线国家电影人之手的作品;亚洲新人奖的入围影片,则来自印度、泰国、以色列、中国等国家和地区。” 
  这不是“一带一路”第一次成为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亮点。早在去年的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即设有一个影展单元,名为“丝绸之路风貌”。
  到了今年,第1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作为国家级顶层战略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相关元素,比之去年又有了更进一步的体现——展映板块设立了“一带一路”单元;电影市场还首次设立了“一带一路”专区;“一带一路”论坛上,相关国家代表还将联合倡议成立“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
  至于上海国际电影节本身,更将要走出去——落实上海“一带一路”三年文化行动计划,赴沿线国家举办中国电影展。
 
吹拂难得的清新之风
  
  埃里克·马蒂是谁?如果不是因为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缘故,恐怕没有几个上海观众会关注到这位菲律宾导演。其编剧并导演的剧情长片《末日杀手》(On the Job),虽曾获得2013年韩国富川国际幻想电影节最佳影片提名,并脱颖而出获得富川长片奖,但这部121分钟的影片,并未曾正式出现在中国的大银幕上。
  而出生于1961年的菲律宾演员乔尔·托雷,虽荣膺富川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但国内影迷对这部电影竟然有如此评论——“电影侧重于四个男人的故事,他们两人为一组,主角是谁傻傻分不清。”还有——“主角太多,所以有点乱糟糟的感觉。”
  原因何在呢?某种程度上来自观影感觉。这些在豆瓣电影或者1905电影网上发评论者,其观影感受大多来自Pad或者电脑屏幕,与在电影院暗黑中的一片大银幕所获得的视听感受,看似区别不大,实则有着云泥之别。比如一个长镜头,在影院大银幕上出现,观者屏息注视者众,而假若换在电脑上看,一旦镜头超过23秒,几乎无人会继续注视。说得极端一些——在这两种场域下观影,心率都几乎是不同的。
  这次,埃里克·马蒂的电影《贪婪的代价》(Honor Thy Father),将参加上海电影节“一带一路”单元的展映。这部去年9月制作完毕即参加多伦多电影节的菲律宾影片,于去年晚些时候曾在菲律宾国内上映。目前的评论,褒之者称:“起承和结尾都好,就是后段转折有些拖沓。是一次较奇特的观影体验。教堂的戏都很好看。”而贬之者称:“故事简单而平淡,表现力差。”
  所幸,《贪婪的代价》比之《末日杀手》,毕竟能够登陆国内的大银幕,电影水准具体如何,观众自可有判断。而假若没有上海国际电影节这一平台,国内观众基本上很难看到来自菲律宾的影片。正因为有了“一带一路”展映单元,观众还能够接触到另一位更具知名度的菲律宾导演——曾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的布里兰特·曼多萨(Brillante Mendoza)。曼多萨的新作《塔克洛班的困境》(Taklub),是这位1960年7月生于菲律宾邦板牙省的电影人的一部新作,影片讲述遭受台风破坏一年后的菲律宾塔克洛班市和莱特岛上,人们如何恢复生活的故事。
  与电影工业发达的好莱坞不同,与电影文化见长的欧洲片亦不同,甚至与拥有宝莱坞歌舞片、新兴文艺片的韩国都不同,菲律宾电影的热带色彩浓厚,一些影片兼有美国西部片的味道,却素少为中国观众知晓。今年戛纳电影节上,荣获影后的正是菲律宾女星贾克琳·乔斯(Jacklyn Jose)。她在曼多萨执导的影片《罗莎妈妈》(Ma' Rosa)中演活了一个受警员贪污所害的穷妈妈,赢得了评委青睐,也因此成为菲律宾首位戛纳影后。从2007年的《丫丫叉叉》(Tirador)、2008年的《情欲电影院》(Serbis)开始,身材丰腴的贾克琳·乔斯就与曼多萨有过多次合作,此番终结硕果。
  今年,菲律宾电影或许能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掀起一股清新之风——面对过度工业化制作的电影,包括菲片在内的“一带一路”展映单元,将可以彰显更为多元化的电影世界。除了菲律宾以外,前些年一度受到国际影坛追捧的伊朗电影人,亦带来了新作,比如以《阿巴丹》《男人做什么》等片获得欧美观众认可的曼尼·夏希希(Mani Haghighi),今次带给上海电影节《龙来了》(A Dragon Arrives)——这部含有超现实元素,被《好莱坞报道者》揶揄为“脑洞大开”的夏希希新作,讲述了一个“1965年伊朗总理遇刺”的故事。而现实社会中,1965年的伊朗,仍处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执政的巴列维王朝时期,那一年根本没有伊朗总理遇刺事件。面对着“无中生有”的电影情节,亦有媒体赞美:“《龙来了》对伊朗的过去和未来进行了展望、对比和隐喻。”
  在“一带一路”展映单元中,伊朗电影的数目最多。除了夏希希的新作以外,还有霍希(Saghafi Amir Hosse)导演的《变马的老人》、哈迪·默哈黑(Hadi Mohaghegh)导演的《长生不死》(Bardou)以及另一部影片由80后导演Reza Dormishian执导的《劫富帮》等。而中国导演霍建起的剧情片《大唐玄奘》,杨小朴、方军等导演的《丝路英雄之云镝》,因影片中的丝路元素,亦位列“一带一路”展映单元。除此以外,还有以色列、波兰、土耳其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片参加展映。
  作为这个单元唯一的纪录片,新加坡电影《我们唱着的歌》,讲述了新加坡“新谣”的发展史,杰出的新加坡歌手和推动“新谣”发展的重要人士。孙燕姿、林俊杰等知名狮城歌手在片中暂时放下歌喉,而用讲述的方式,向观众娓娓道来自己作为新加坡人的歌唱经历。
  
文化高度的命运共同体
  
  在看过《我们唱着的歌》之后,新加坡作家叶孝忠如此评论:“回忆不能仅供怀旧,它应该有更大的力量,让我们不忘最初发生过的一切,让我们走远了,回头看看,我们是否走偏了?这些歌,因为有回忆作为布景,再度被激活,一叠一层的回忆是轻盈的,也是厚重的,它能泛起涟漪,也能沉淀思绪。”
  在叶孝忠印象里,他第一次来中国之前,有朋友刻录了几张CD给他,收录的大部分歌曲是“新谣”。而当他抵达上海,在街头慢跑时,听着耳机中传出的歌,则会有一种感觉——“被遥远而熟悉的歌声所包围,沉重的步履,宛若有了再度起飞的动力。要追逐远方,就要使尽力气。”在北京,他掏出手机,与人分享《月色同行》,他“沿着故宫的护城河走着,一轮明月当空,剪出巍巍城墙依依杨柳的颤颤影子”。
  换言之,叶孝忠的乡曲乡思,与北京、上海的景致融为一体,成为了他的全新的生命体验,而不仅仅是纯粹的对于新加坡的文化意义上的回忆。
  当然,新加坡与中国同属华人文化圈,如果单以新加坡来比照“一带一路”国家,可能并不具有广泛的说服力。日前,在由复旦大学等主办的“上海论坛”上,来自巴基斯坦的学者萨尔曼·巴舍尔(Salman Bashir)如是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愿景对亚洲会有长远影响。‘一带一路’的核心就在于中国文明以及中国对亚洲乃至全世界未来的看法。……这并不仅仅源自中国的政治、经济,在文化艺术上,都将进行全面的提升。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以及亚洲文明和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加上亚洲数千年的古文明,这都将不断重塑21世纪的全球格局。”
  今年,在第1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中国将倡议建立“一带一路”电影节合作机制,并拟在电影节期间邀请“一带一路”电影节代表签署合作协议,建立合作联盟,以推动人员互访、互办专题影展和论坛、互荐影片和评委。据电影节组委会透露,目前已初步邀请到印度孟买电影节、爱沙尼亚黑夜电影节、埃及开罗电影节、格鲁吉亚国家电影中心等共同参与。
  胡劲军则在发布会上向记者表示:“中外影视译制合作高级研修班活动将于6月6日至15日在北京、上海两地举办,这本身就凸显出‘一带一路’这一国家级顶层战略中的文化战略因素。”将中国电影译制并传播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沿线国家的优秀电影介绍到中国,将是构筑文化高度的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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