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景洲：我眼中的李克强

     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近日采访了李克强的大学同班同学、现为同学会召集人的名律师陶景洲，请他说说他的大学同窗李克强。以下为陶景洲的访谈实录。

     陶景洲，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亚洲执行合伙人，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后赴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深造，目前任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委员和伦敦国际仲裁院理事。

 

     我和李克强，都是安徽人。他1955年生在定远。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复出，很快决定恢复全国高考。每个省自行出题。我们当年文科的作文是：读叶帅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诗有感。

     1977年底，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考生，我考上了北京大学法律系。那年，北大法律系总共招收了82位新生。其中安徽籍同学有三位：李克强、 张恒山和我。我们三个人填写的志愿却不是法律系（当时的全称是政治法律系）。法律系当时是绝密专业，政审要求严格，我们三人入学之前都是中共党员了。

     李克强比我大三岁。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严肃认真，属于埋头读书那种类型，稍有些内向。报到后，有同学告诉我，这个李克强同学在安徽凤阳县农村当过大队党支部书记。虽然同是安徽老乡，但彼此的接触并不很多。一开始，他好像也不是班干部，既不是班长，也不是党支部书记。

     你看这些大学时的老照片。李克强拍集体照，几乎总是喜欢站在后面，或者站在最边上。他平时沉默，从不张扬，有学习上的问题问他，他有问必答。

     克强虽然读的是法律系，但很早他就对经济问题表现出兴趣的浓厚。1979年，有门“国际商法”课程，我们几个同学到荣毅仁创办不久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实习，就在崇文门那里，其中就有李克强。后来，我们上“海商法”课程，我和克强等一些同学又跑去天津新港实地考察。那时，国门初开，我们这些学法律的，完全不知道国际商法和海商法是何物。同学中，应该说李克强是最早关注经济问题的。他可能认为学习经济法必须要懂经济，所以在图书馆借了不少经济和经济法的英文原著。

     我们77级考大学时，因是文革后的第一届， 不考英语。我们这批学生进校时，英语都很差。我是英文字一个都不会，也不重视，还几次申请免修。李克强是同学中学英文最卖力的之一。他口袋里总是装着一叠自己做的英文单词小卡片，一面写的是英文单词，一面写的是中文，用橡皮筋一扎，一有空就拿出来背。我印象中，他在图书馆呆的时间很长。

     当时，北大法律系有不少名师，如到过延安的陈守一系主任，国际法教授王铁崖。其中，对我们影响很大的有一位老师就是外国宪法和行政法学家龚祥瑞教授。龚祥瑞教授早年专治政治学，曾赴英国深造。我是他“比较宪法”课程的课代表，主要是为老师写黑板和擦黑板。一批英文还不错的同学与龚祥瑞老师走动密切，其中就有李克强。他很崇拜龚祥瑞兼具比较宪法和西方政治学的素养。

     大学期间，李克强在学术上崭露头角。记得他曾经写了一篇论文《法治机器与社会的系统、信息及控制》，试图以现代控制论和系统论解释法学学科问题，被学校评为优秀论文；他还翻译了《英国宪法史纲》，由法律系打印，作为教学参考。后来，在龚祥瑞指导下，他和其他系的杨百揆、刘庸安翻译了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的名著《正当法律程序》。他当时本来也让我们参加，但我们感到太难。李克强是这本书的第一译者。

     1982年初，我们大学毕业。那时，李克强已经是北大的学生代表大会负责人。其实，当时李克强想和我们班上学习比较好的同学一样，参加出国预备研究生考试去欧美留学。他想做学术，以后当教授。当时，他是以全优生的荣誉毕业的，也就是大学期间每门功课都是优秀。我们班上大约有十几位同学是全优生。北大的出国预备研究生名额，以他的学业成绩来看，他考上的概率极大。但是，一位叫韩天石的和一位叫马石江的北大领导很赏识他，一定要他留校，不让他考出国。那个年代，一切听从组织毕业安排。克强又是个很尊重组织意见的人，最后也就答应不参加出国考试了。毕业离别之时，由于物质条件很差，也没有专门的毕业纪念册。每个人自己随便弄个本子，让同学写几个字。当时，我给克强写了什么，他给我写了什么，都忘了。小本子现在也找不到了。

     记得有一次，我和克强在他的宿舍里，因一个与法律相关的英文单词争论起来。这个词是“laymen”。当时，我刚开始读英文，说这个词的意思是“律师/懂法律的人”的意思。克强说，他的理解正相反，“laymen”是指“不通法律的人”。当然，争论最后，证明他对这个词的理解是对的。

     他留校后不久，就去了团中央和全国学联工作。在团中央时，我去看过他，没有看到他特别忙，这也正好让他有时间读书，写文章和做研究。他就是个喜欢读书的人。别的官员怎么读学位，我不知道。以我对他的了解，李克强一定是自己认真读的。1988年到1994年期间，他在北大经济学院读在职研究生，先是硕士，再读博士。他关注中国农村经济，以《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一文获得经济学硕士，指导老师是经济学家萧灼基。后来，他又师从经济学家厉以宁，得到博士学位。

     毕业那么多年，班上同学有聚会，只要他人在北京，基本都会参加。去河南当省长之后，离开了北京，同学聚会来得少了。2002年，我们北大法律系77级同学聚会，纪念毕业20周年，大部分同学都到场了，还有当年还健在的各位老师。那天，李克强和王绍光教授作为同学代表发了言。会后，组织聚会的几个同学编了一本纪念册，里面有每位同学在校时和当时的照片，纪念册的名字就叫“未名的77”。我算是纪念册的主编，还写了个序。我们同学间的聚会，很轻松，不谈别的，只谈当年的同学友谊和趣事。另外，克强也是热心肠，记得当年，有一位同学请他帮忙说媒介绍其他系的女生，他出面去谈，可惜最后没有成功。谈及这些北大的往事，大家都很怀旧。

     对李克强有什么期待？作为他的老同学，对他成为新的国家领导人，我并不感到吃惊。他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我只希望他好好为国家做事，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医疗问题，养老问题和孩子们的教育问题。真正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