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咏红：法律以外还有道义责任

    2012年岁末，新加坡公交服务企业SMRT旗下的约百名外籍司机连续两天罢工，让平静了26年的新加坡劳工市场，又一次出现“罢工”这个刺眼的事件。事件导致SMRT的服务质量受影响，5名参与罢工的中国籍司机被控上法庭，29人被遣返回国。

　　随着更多事实浮出水面，针对此事的各界评语也从最初的大吃一惊；两极化反应——谴责外籍司机违法或同情资方，到渐渐地多元而有层次，人们有时间与空间从更多视角检视问题的深层原因。　　

　　人力部的批评方向也发生了变化。在罢工延续到第二天，人力部拔高姿态表明“绝不能容忍非法罢工”；而随着事态稳定下来，官方更明确地指明“劳资双方都有责任”，“公司企业应该时时确保沟通渠道是开放的，而且有妥善处理员工不满的程序，不应该让这些怨气有时间加剧。” 　　

　　上周六，人力部代部长陈川仁在记者会上，第二次公开批评SMRT，而且力度加大。不过在大体上政府的介入姿态也是清楚的，它首要维护的是“法律至上”原则，也就是“绝不能容忍非法罢工”。　　

　　不止是法律，我国的政治文化也不支持罢工，甚至可以说存在一种“反罢工”的文化。26年前那最近的一次罢工——那次是合法罢工，是由当时的全国职工总会领袖，后来的民选总统王鼎昌批准的。王鼎昌2000年接受英语版《亚洲周刊》访问时回忆说，他为避免被同僚阻止，事前甚至没有通知内阁，事发后贸工部长与其属下官员对他非常生气，他们还接到来自美国的电话追问：“新加坡发生了什么事？” 　　

　　1986年一月，那场完全按合法程序进行的罢工持续两天就结束了，所有的问题随即得到解决，没有人受到惩罚。但王鼎昌对事先通知内阁的顾虑，以及本地此后26年的“无罢工”现实，更清楚凸显的是罢工这种抗争手段在本地所受到的行政与法律排斥。合法罢工的门槛很高，例如“必要服务”领域工人必须提前14天给予雇主通知，否则就是非法罢工，换言之如果没有熟读法律，罢工大概很难“合法”。　　

　　这个制度与文化有其好处，稳固的劳资政关系有助于维护外国投资者的信心，也确保必要公共服务能无间断供给；坏处是罢工这种强烈的抗争手段，几乎难以为劳方所使用。它还抑制了体制内激烈博弈的可能，劳资出现突出矛盾时，劳方能行使两个选择其实就是：“接受或走人”（take it or leave it）。　　

　　假使为了维护我们如此珍惜的劳工市场稳定与经济发展，制度需要如此运行，那么占有优势的资方应该被要求承担更大的责任与义务，去管理好劳方的工作秩序，包括照顾他们的感受。　　

　　因为SMRT按照国籍来制定合同，因为工人对于每一种合同对公司构成的成本并不理解，因为“中国籍服务车长除外”这种不敏感的表述，因为劳资双方缺乏有效沟通，也因为当中有人涉嫌煽动和唆使，11月26日与27日新加坡发生了26年来第一起罢工。　　

　　按照法律的规定，工人的行为是非法的。从法律的角度说，他们应该遵守合同，按照合法途径去申诉。但他们不懂法律且意气用事，在法律尊严不可侵犯的前提下，30多名司机面临惩罚。　　

　　那资方呢？在法律上，他们可能没有过错，但是在商业信用与道义上，SMRT的形象绝不完美。提供不间断的公交服务——这是政府、公众和企业之间的隐形契约，而不是政府、公众和那些工人间的契约，所以当正常服务受影响时，责任方要包括谁，这点应该是清楚的。　　

　　刚性的法律与制度，一贯被认为是新加坡的重要成就。但这一次，在坚守法律至上原则的同时，我的道义感有点受到刺激，因为一个基本事实是：不论他们属于什么国籍，至今受罚的都是弱势者。当全社会得到“非法罢工绝不被容忍”的强烈信号时，资方得到什么教训？如没有教训又意味着什么？假如“劳资双方都有责任”这句批评是严肃的，那应该有具体的措施，有示范效应，让更多本地雇主清楚意识到，他们对雇员应负的责任是什么。（作者为新加坡联合早报资深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