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之瑜：日本右翼在钓鱼岛草船借箭

    钓鱼岛争议愈演愈烈，东京所求为何？何以看似不惜一战？怎么连华府的劝阻都似乎不肯认真放在眼里呢？

　　因为，不论是与中国的冲突也好，美国的反对也好，刚好都可以用来证明日本需要建立自己强大国防战备的重要性，也就可以压制任何国内继续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的立场，进而有利于推动日本成为国防自主的正常国家。

　　甚至，华府愈是反对东京在钓鱼岛问题上与中国冲突，就愈能强化日本需要有自己国防武力，不能再依附于美国的合理性。同理，与中国如果发生军事冲突，也同样能帮助日本强化修改和平宪法的急迫性。

　　与中国发生冲突，不论结果是对日本有利或不利，都立刻成为修宪正常化的动力，那与其发生不可控制的结局，不如选择在钓鱼岛这样一个可以控制规模的有限战场上与中国冲突。

　　追求正常化是日本右翼长期以来的梦想，最大的心结是在于二战后遭到美国占领至今，而最大的障碍也在于美国驻军与日本的非核化国防。日本各界在思想上始终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搞不定，到底是平等，还是追随，甚或是领导，困惑人心将近一个半世纪。

　　思想界答案分殊，有求助于亚洲意识，有求助于脱亚入欧，也有求助于正常化。不论答案为何，没有哪一次、哪一派、哪一代会说是不从中国下手的。

　　在战前的国际政治规范里，军备竞赛是强国之间的常态，因此正常国家必须是战备国家，以能独自应付国家安全危机。战后新右翼承继战前的国家意识，因此致力于恢复战备，在国内便以推翻和平宪法为职志。

    然而，二战遭受原子弹轰炸的阴影挥之不去，日人痛定思痛之余，笃信永久和平的社会力量非常深厚，使得正常国家的努力受到极大牵制。因而日本应与中国友好，也理所当然。

日本右翼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

    如今风云际会，一逢中国崛起，二逢国内对华观感急转直下，自然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右翼政治领导人乃藉机刻意在钓鱼岛升高危机。其中，激进如石原慎太郎者，已是耳熟能详，安倍则在亲美与右翼两种态度之间协调。

　　他们求战意志容或有别，但都摆出求战的姿态却非常明显，并且挑动中国民族主义的意图更是昭然若揭。常人以为不可置信，难道真是要与中国决裂？殊不知，他们内心对正常化的渴求居高临下，因此乐观解读事件发展在所难免。

　　何况，就算钓鱼岛之争最后不如人意，结果未必不好。对较为激进者而言，不但要升高冲突，更要到有冲突而且华府不愿卷入的程度，如此与中国放手一搏，解放冲向正常国家的意志。

　　假如华府极度压制东京，到了东京因为各种因素必须妥协的地步，岂不是同样说明国家不正常所遭致的苦果？利用这样的苦果，才能彻底压制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的势力，然后便能从事先进战备，推动国家正常化，进而摆脱对美国的依附。

　　对抗中国以促成日本正常化的此一途径，与战前以征服中国来作为建立大东亚的途径，或更早以瓜分中国来作为加入欧洲的途径，看似方法不同，然而在认识论与实践论上的无比单调，却是显而易见的——日本总是藉由中国在主张自己。

　　如果瓜分中国的动机是脱亚，征服中国的动机是大东亚，对抗中国的动机里不存在亚洲。从主权国家的角度看，这是进步；从亚洲的角度看，这是退步；“非亚洲”的可能性澎湃其中。

　　对于原本亚洲意识就很薄弱的中国而言，日本追求正常化的挑战虽然令人厌烦，但似乎因此而完全可以理解。所以中国民族主义随之激荡，求战的呼声日高，这不但是中国各界相信在中国崛起过程中自己迟早要遭遇的挑战，也是草船借箭的日本右翼所乐见。

　　如果进入某种亚洲意识，是中日两国能否超越主权国家的一次心理测验，那也就间接是两国能否进入全球化的心理测验。这如同建立欧盟是欧洲主权国家进入全球的心理测验，多数欧洲人民已经通过考验。

　　相形之下，日本这样一种国家正常化的进程，出自战前国家意识的隔代遗传，在中国引发的，同样是战前遭到帝国主义肆虐的国耻复甦。因此可以说，日本右翼为了建立国家战备以振兴民族精神，触动历史神经，导致了亚洲意识的崩解。

　　去亚洲的过程，无异就同时是亚洲的一种去全球化的现象，则亚洲就这样在非亚洲的有意识或无意识中，成为全球化下因为仍然坚持主权，不惜为了主权象征而开战，而矛盾地取得了独特性的分裂亚洲。

    在日本，正常化运动最终是剑指美国，中国是借题发挥的所在。当下安倍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协调于亲美的惰性与右翼的激进之间，其最大的挑战在内部，反而不是中国。

　　在中国，面对日本右翼这样的阳谋与挑衅，单纯求战或报复实不足以成事。但化解之道何在？是速战速决，以进为退，或软硬兼施，以退为进？这毋宁是在成为大国前的一次重大考验。（作者是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