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员又赴新加坡
杨丹旭
1990年新中两国建交，不久后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称赞新加坡，掀起中国官员学习新加坡的第一波热潮。
过去20多年，不断有各级中国官员来新加坡参加短期培训或修读长期学位课程，了解新加坡如何招商引资、发展工业园区以及打造廉洁政府等。
这股热潮后来缓和，甚至冷淡下来。不过去年中国完成最高领导层权力交接后，中共中央党校属下的《学习时报》连续刊载数篇有关“新加坡模式”的文章，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一度筹备一部有关新加坡的纪录片。这些都引发外界对中国新领导层政策走向的各种猜测，被认为是在为新一轮学习新加坡热潮打伏笔。
近几年，中国国内围绕着学习新加坡的争议其实从未间断。中国迅速的发展让世界刮目相看，在很多方面甚至有赶超新加坡的势头，各界对新加坡是否还值得中国学习，以及新加坡的这一套对改革呼声日起的中国是否还有借鉴价值各执一词。
与此同时，新加坡自身也在发生转变，新媒体的影响造就了全新的新加坡社会氛围和民众期望，甚至对执政党传统的治国理念造成冲击。在新环境与新常态下，中国怎样看待新加坡的经验，新加坡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是否还有启示意义？
实况报道
文＠杨丹旭
yangdx@sph.com.sg
上个月，在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组织下，90名中央和各省市的规划领域官员来新加坡参加“淡马锡基金会城市治理领袖课程—中国”项目，分两批在新加坡展开五天的学习。
这项课程由宜居城市研发中心（Centre for Liveable Cities）协调，向到访的中国官员介绍新加坡在城市规划、建屋发展、土地管理、水资源和环境保护，以及打造具有竞争力的经济等方面的经验。
宜居城市中心执行总监邱鼎财受访时透露，淡马锡基金会去年曾和宜居城市研发中心联办过一个类似课程，分享新加坡在高密度城市中打造宜居环境的经验，当时的课程开放给各国官员，中国发改委也曾派代表参加。有过那次经历后，中方提出希望能专门为中国规划领域官员办一次课程。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认为，虽然中国自身发展迅速，不过还是对新加坡有兴趣，愿意组织官员前来参加这类课程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他说，很多人都在问“现在中国官员来新加坡，新加坡还有什么可以提供”，不容忽视的是，新中建交后的20多年，新加坡本身也在不断发生改变，累积新的经验，因此对中国依然有学习的价值。
郑永年说：“新加坡本身并不是一个固体，也在发生变化，只要保持比中国领先一两步，永远都有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当然新加坡本身也必须不断进步，否则很快就会被赶上。”
他观察，现在中国官员来新加坡学习，主要关注的是软件建设，包括如何在城市提升过程中确保宜居，以及学习新加坡在社会管理上的经验。
水资源治理
从严重缺水到天蓝水净
新一届中国领导人推出的一个施政主张是城镇化。如何有效地实现城镇化，避开这个过程带来的社会矛盾和负面影响，是中国必须谨慎对待的问题。
中国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副司长陈亚军带团队参加“淡马锡基金会城市治理领袖课程—中国”项目时透露，发改委就是在这个大环境下，决定组织这两批中国官员来新加坡学习，规模是他带过的学习团中最大的一次。
他告诉本报：“新加坡追求高生活质量、有竞争力的经济和可持续的环境，这与中国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等目标类似。新加坡规划理念前瞻、鲜明，采取长远规划并能有效执行，确保项目之间不出现冲突，这都值得中国学习。”
课程的一个单元是新加坡水资源治理，这给参加这个项目的许多中国官员留下深刻印象。
湖南省发改委规划处处长叶星城指出，中国在水资源治理上面对严峻挑战，虽然无法照搬新加坡的方案，不过新加坡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功，却能给予中国更大的鼓舞和信心。
水资源短缺是中国面对的一个严峻问题，根据中国水利部的数据，中国有三分之二城市面对缺水，沿海城市中缺水的更是高达90％，水污染现象也日趋堪忧，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一大挑战。
看过我国治理新加坡河以及创造新生水的案例后，叶星城说：“新加坡在环境问题上也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这与中国一样，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干干净净的，不过新加坡能及早发现问题并推出完整的治理配套，才会由之前污染的状况变成天蓝水净，成就宜居的环境。”
他也指出，严重缺水的新加坡通过创新的方式循环利用水源，从最大程度上发掘自然资源的潜力；政府也通过政策宣导，让新加坡社会接受新生水，形成一股全民共同努力解开水资源死结的氛围。
叶星城说：“这坚定了我们回去以后对环境治理的信心，再大的困难，我觉得也没有比新加坡解决水问题的困难大。”
公共住屋政策
拥屋率高居世界首位
拥屋率高居世界首位的新加坡，在一开始推动公共住屋政策时，就把协助国人拥有自己的住屋作为一项社会目标。从早年开始，中国官员来新加坡学习，参观政府组屋几乎可说是铁定的行程。
在推动城镇化以及维护社会稳定日趋重要的趋势下，中国官员对实施50年、新加坡人早已习以为常的组屋政策仍然充满兴趣。
在五天的学习中，叶星城对本地的组屋建设深有感触。他说，新加坡以组屋为切入，在居者有其屋的目标下让80％的居民住在组屋，组屋的安排也考虑到种族比率，在多元化的社会中成功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他指出，中国近年来也在推行保障房建设，虽然它的概念与新加坡不同，也无法像新加坡这样帮80％的人民解决住屋问题，不过这项工程如果得以顺利推行，将能让大批低收入居民受益。
叶星城说：“新加坡组屋的分配方式和分配原则值得我们学习……在为低收入者建设保障房时，如何在分配上体现公平、公正和公开，帮拿到房子的人解决住房问题，让还没有拿到房子的人感到有拿到房子的希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
陈亚军也对新加坡的组屋政策赞不绝口。他说，新加坡通过政府组屋保障绝大多数新加坡人的住屋问题，“而改造棚户区，建造保障房都是中国下一步要做的事情，城镇化不能带来住房的高门槛……住屋政策，还有新加坡的土地管理和国家土地储备的做法，都是值得我们借鉴和深入思考。”
社会管理课程受欢迎
另一个近年来许多中国官员来新加坡学习的课题是社会管理。
国大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陈抗说，早年来新加坡学习的中国官员关注如何招商引资、管理工业园区和提升产业价值，不过这几年中国对社会管理越来越重视，而新加坡在社会安全网建设和社会治安管理等领域有有丰富经验。
此外，新加坡的政治制度、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合作，以及公民咨询委员会和居委会等社会组织如何协助社会管理，也是中国官员感兴趣的课题。
培训重点社会管理
新加坡管理大学不久前与四川行政学院签署协议，为当地中层政府官员提供短期培训。新大业务开发与对外关系副校长许茵妮透露，社会管理将是培训的重点之一，新大希望传授新加坡在建立“公共—私人伙伴”上的经验。
南洋理工大学今年初也应中方要求，举办为期10天的社会管理课程，共有45名中国各地的高级官员参加。
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吴伟博士指出，社会管理包括社会保障和社会治理。在社会保障方面，来新加坡学习的中国官员对我国的公积金系统、3M体制（保健储蓄、健保双全和保健基金）和公共组屋政策都非常有兴趣。
社会治理上，新加坡则能分享应对大规模流行疾病等突发问题的应急管理经验，以及社会的治安管理。
吴伟指出，在中国社会近年来群体事件层出不穷、社会矛盾加剧的当下，中国政府更关注维护社会稳定课题，因此许多来新加坡学习的中国官员，希望新加坡能分享多元种族环境下，保持和谐融洽的治理之道。
他说：“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对官员来讲，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会丢掉乌纱帽。对百姓而言，这也影响他们的切身利益。”
流动人口 治理挑战
中国和新加坡的国情存在区别，新加坡的治理经验对今天的中国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启发，而中国面对的问题始终还须自己寻找答案。
邱鼎财说：“中国遇到的难题比新加坡大得多，我们能分享的只是新加坡的经历，至于哪些有用，他们得自己决定，因为他们明白中国的情况和环境同我们不一样。”
陈亚军也坦言，新加坡是城市国家，中国则幅员辽阔，因此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比新加坡更复杂也更多。
以城镇化为例，到2020年，中国的城镇化比率预计会上升至60％。陈亚军说：“到时候中国将有八亿多城市人口，如何从地理空间上布局，在大中小城市之间进行协调？新加坡就不会遇到这样的难题。”
中国城镇化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流动人口。新加坡这几年来同样为“人”烦恼，大量外国人涌入，一股对移民政策强烈不满的情绪也蔓延开来。
可是陈亚军直言：“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毕竟是封闭的，可以采取各种手段把人挡在外面。但是在中国，城市之间的居民应该是平等和自由的，有选择权，不可能把每个城市作为一个国家来对待。”
除了国情差异，新加坡本身的变化可能也在为中国借鉴新加坡注入新层面。
2011年的分水岭大选以来，新加坡民众在新的政治常态下更大胆地提出诉求，这些又被社交媒体放大，让执政党面对更严峻的治理挑战。这些变化深受中国各界关注，新加坡在新形势下如何应对让人好奇，这相信也会影响中国是否继续学习新加坡的决定。
在陈抗看来，新加坡的不断演变可能正在积累下一个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
他说：“很多中国人都在看新加坡如何改变，这些改变对中国有什么借鉴意义。例如从一个比较强势的政党，或者说一个比较权威的政府，如何慢慢转变成一个接受民众意见、比较欢迎公共参与和治理、满足大家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的政府。如果这个转型成功，可能又是中国下一阶段学习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