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日中美“新三国”中的日中关系
日本、美国、中国三国正在彼此的力量消长中进行着新的关系建构。近来日本动作频频，似乎正在搅动着大局。日美关系是利益取捨，而日中关系与日美关系截然不同，是情感纠结多过利益取捨。人类在处理情感纠结时，往往比利益取捨更加复杂和困难。美国在处理日本问题前，曾召集一批专家学者详细研究过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心理，从而拟定了策略。反观中国似乎没有，从来没听说过中国有哪个学者、学术机构或政府研究机构，对日本人的思维模式、行动模式以及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有系统分析和研究。中国人总是在想当然地理解着日本，却没有意识到日中间的差异是小同而大异。
1972年日中两国在日美经济冲突和中苏关系恶化的大环境中仓促建交，把敏感的战争责任问题和有利益取捨之嫌的钓鱼岛之争束之高阁，双方积极弥补彼此多年来的隔阂。经济复兴后的日本以政府开发援助（ODA）向中国示好。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向日本吸取技术，日本也友善地培训中国青年。胡耀邦极有远见地推动了日中青年交流活动，日本企业积极在中国投资设厂。在ODA计划下日本向中国拨出了不少于400亿美元的援助。两国进入了蜜月期，大量的中国青年赴东瀛求学。
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日本在经济上取得了傲人成绩，成为亚洲经济的领头雁，世界各国掀起了向日本学习的浪潮。新加坡也在日本政府的协助下，在国立大学内设立了日语系来培养相关人才。遗憾的是，这时期的日本政坛领导人没有抓紧机会，鼓起勇气对二战时期犯下的罪行道歉做个了结，以及开启摆脱美国的束缚，走向独立自主的正常国家的道路；而是仍然依托在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下，妄想逐步地迈向神道皇国。
1985年中曾根首相率领全体阁僚，在8月15日前往靖国神社参拜，这种违反政教分离的举动，使日本全国哗然，中韩两国发动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游行。日本因此而失去了大好机会，而机会一去不复返。尽管如此，“六四事件”后日本理智地没有追随欧美杯葛中国，两国之间依然存在发展空间。
遗憾的是90年代中日关系恶化。江泽民以战争受害者和战胜者（日本从来不认为中国是战胜者）的高姿态访日，使日本人受不了；江的高姿态或许是受到中国的日本通的影响。他们尽管与日本人打交道多年，却未能领悟及看透日本人在内疚和谦卑里，隐含着不逊于中国人的好面子特性，还有日本人特有的护短、不质疑的愚忠以及以和为贵的凝集力。江的访问让部分有心人有机可乘。日本媒体大肆宣扬江在中国国内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并开始有计划地宣传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为一些心存内疚和熟知中国复仇心态的日本人提供了很好的市场，开始动辄把中国人的过激行为说成是暴徒的复仇。之后，中国在渔船进入钓鱼岛事件后，采取禁止出口稀土元素到日本的举动，更是加深了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复仇心态的认知。
日本自从泡沫经济破灭以来，接任桥本龙太郎的几位首相没有实力也缺乏远见。虽然胡温政权在外交上积极努力，但其重点是放在修补和营造中台关系上。当然中台关系的好转除了各方的努力，也要庆幸台湾有位不统不独不武的马英九。反观日本方面则迎来了独行侠小泉纯一郎，使得日中关系陷入谷底。
更遗憾的是民主党上台时，中国误信也误判了权谋家小泽一郎的实力。他虽然被认为是田中角荣的得意门生，可是没有田中的大手笔的怀柔手段和实力。再加上日本人通常不太喜欢小泽式的高压手段、善变和强势作风的政治家。所以他很快被抛弃和边缘化。中国也因厚此失彼而疏远了一些朋友。也由于误信和误判，习近平访日时被安排以接班人身份会见了天皇，给日本人留下不愉快的印象，加剧了中国威胁论。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很微妙，千多年来演变的天皇制将天皇捧上了神坛。日本通没能够体察和理解日本人在鸡蛋里挑骨头的毛病和习惯。日本媒体巧妙地把天皇原则上不会见二号人物的事，和习近平正常姿态会见天皇的照片，与堂堂的美国总统弯腰鞠躬的柔软姿态做比较，非常巧妙地给习近平的形象，在日本人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
两国的情感纠结与领土争端
日中关系可归纳为环绕在靖国神社参拜的情感纠结，和钓鱼岛领土争端的利益取舍。靖国神社的前身是招魂社。日本有人死后成神祗的习俗。各地有不少供奉死后神祗的神社。只是招魂社在1879年6月4日改为靖国神社后，被誉以特殊的别格官弊社的地位，被列为天皇亲自参拜的重要神社之一，成为战前日本推广神道的重要工具。
美国在占领日本之前把神道定义为“战争引擎”，认为神风敢死队的行为是受神道教育的影响。为了不使神道教育复辟，美国占领军成立了民间情报与教育组，负责处理宗教事务，在编写日本宪法时，在第20条明文规定不能以公务员身份参拜，在第89条规定不可动用公款进行宗教活动。
宪法第20条：保障人人均有宗教自由、宗教团体不得接受国家特权或使用政治权威，任何人不得被强制参加任何宗教活动、庆典、仪式或礼拜。国家及其所属机构，不得从事宗教教育或其他宗教活动。
宪法第89条：公款及其他国家财产不得提供任何宗教组织或团体使用，或为其利益或维持之用。也不得供不在政府控制之下的任何慈善、教育或救济事业之用。
靖国神社在1952年成为宗教法人，且清楚地明确了入祀的资格。即为天皇战死的人有资格合祀在靖国神社，从明治维新前后内乱到二次大战死亡的共有245万3199名。之后，日本遗族会陆陆续续的把乙、丙、丁级的战犯的骨灰移入。接着在皇室和内阁不知情的情况下，静悄悄地在1978年10月17日把几乎将日本推向亡国且被定罪，含7名死刑犯在内的14名战犯入祀。靖国神社在隔年的1979年4月19日才公布入祀之事，并给这些战犯取了个昭和殉道者之名称。该事件令日本国内一片哗然，宗教团体纷纷表示不满，昭和天皇也不再去参拜。甲级战犯入祀后，遗族会也摇身一变成为了压力团体，在选举中发挥影响力，使政教分离的宪法去了骨。
本来只有春耕秋收两大祭祀的靖国神社，于1985年8月15日的败战纪念日，中曾根率领了全体阁僚公式参拜。此举不仅明显地违反了宪法第20条和89条，更像打开了潘多拉盒子。独行侠小泉纯一郎利用日中关系低潮、日本人厌中的情绪年年参拜靖国神社，成为了播下中韩等国对日本不信任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往靖国神社参拜与否也成了阁僚与议员的忠诚考验。靖国神社逐步地从后台走到前台，反映了日本处事时处心积虑的退一步进二步的蚕食作风。
使日中关系更加恶化的是野田佳彦的购岛举动。政冷经热的日中关系雪上加霜地进入了政冷经冷时代。之前，民主党政权虽然派遣了民间大使丹羽宇一郎出使中国，期望将关系扭转重回政冷经热的局面，尽管丹羽做了不少工作，但最终由于不赞成购岛之事而被撤职与侮辱。本是利益取舍的钓鱼岛领土纠纷，也因购岛而成了情感纠纷的一部分。假如钓鱼岛之争如日本人所说，始于发现丰富海洋资源后中国才提出主权，这样的话就是属于利益取舍的范畴。利益取舍的解决不外是：一、零和游戏；二、平分秋色；三、多赢少输；四、输多赢少。相信两国不至于做零和游戏而动干戈，这是彼此玩不起的。加害者的日本曾以ODA计划给中国不少于400亿美元的援助，为什么不能少赢些呢？向世界宣誓“和平崛起”的中国也可以少赢点吧？
神道是万法之根谬论
日中两国的往来，从公元607年日本派遣使节到中国至今有一千五百年。在唐朝时期的250年，日本共派遣了15次使节，其中包括了200多名的僧侣和留学生，这也许是世界史上首创公费留学生制度。之后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源源不绝，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摆脱大中华阴影，鹰派国粹主义者把神道的根叶花实说，即佛教是花，儒家是枝叶，神道是万法之根谬论，发挥得淋漓尽致，把神道与国家主义、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联系在一起。本来是个不具政治意义的礼拜仪式，被军国主义歪曲滥用。他们把狂热的爱国主义以及对天皇坚定不移的效忠都归功于神道。这就是美国所说的神道是战争的引擎。例如神道的纪元节被军国主义者用来鼓励作战的兵士，在1942年2月11日攻占新加坡以庆祝2600年的纪元节。日军迟至2月15日才攻占新加坡，改名为昭南岛并建了昭南神社。现在2月11日的纪元节，已被改定为建国纪念日。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几乎推向亡国的甲级战犯骨灰移入靖国神社，去掉在教科书中的侵略字眼，把政教分离的宪法置之脑后的政治领导人，不顾他人感受参拜靖国神社，这些不能仅仅推说为是民族习俗和个人信仰，而该向国内外清楚说明。
1894年日本对清朝宣战，日本海军在黄海打败清朝海军，在朝鲜平壤打败清朝陆军。翌年4月迫清朝签下了“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赔偿2亿两黄金，从而埋下了今天钓鱼岛纷争的祸根。日本利用所得赔款振兴工业，普及教育，吸收西方文明，创造了数以千计的汉语词汇，如共产党、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经济、法律、卫生、化学、物理、哲学、俱乐部等等。两国关系也自此改写，大量中国留学生到日本留学，日本从学生变成了老师，中国从老师沦为了学生；日本人的轻中心态萌芽，迅速发展延至今天。
百年后，轻中不幸发酵为厌中、嫉中。安倍再度上台后，采取强势军事外交，与中国有矛盾的周边国家加强军事合作，提供海洋巡视舰，利用钓鱼岛纷争升级成抗中，期望通过以和为贵来凝聚国民。同时，自民党内部也在酝酿将宪法第97条的尊重基本人权条款，诠释为“必须意识到伴随着自由和权利是不可妨碍大众秩序和违背大众利益”。在此附加前提之下，则可堂堂正正地以以和为贵为幌子，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迫使国民凝聚起来达到修宪的目的。从目前日本政坛状况来看，安倍在不惜操作钓鱼岛事件及靖国神社参拜事件以提高支持率，希望能在7月的参议院选举得到三分之二的议席。
日中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虽有着一千五百年的往来，由于所处地理环境各异，各自演变出了护短和复仇的文化，凝聚力与散沙的作风。鸦片战争敲开了东方大门，日本积极吸取西方科技文明，中国固步自封打内战，多年后两国角色互换，学生变老师，老师沦为学生，并演变成加害者和受害者的情感纠结。这些年来，彼此没有妥善对待及处理这种情感纠结，而让别有居心者所利用。
可以预见，短期内日中关系难于改善。安倍的意图是以抗中来提高人气，营造7月参议院改选的选情，以达到修改已去了骨的宪法第9条、第20条、第89条、第96条及诠释第97条。今后，如何使中日两国形成良性互动，需要两国政府和国民的理性思考。（杨丽君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赵如渊是新加坡前留日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