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服务业合法化再引全球热议

　　性服务业无论合法与否，对政府而言，都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撰稿｜馒头老妖

　　近日，有关性服务业是否应该合法化的讨论，又在网上重新掀起了热潮。
　　8月26日，瑞士苏黎世设立的木制开放式、外形像车库的“车震专区”在苏黎世的工业区内开园。瑞士如此开放的尺度让人大跌眼镜。据地方当局称，这项于一年前获选民通过的计划，令性交易移离市中心，并可让当局密切注视性交易情况，防范发生罪案，减少地下性交易，及确保性工作者人身安全。
  
车震区的特别设计
  
　　根据苏黎世地方政府预计，这个区域可容纳约30名妓女同时工作。届时，妓女们将采取先到先服务的原则，在停放的车辆上接客。妓女们需要出示健康证明以及缴纳40欧元(约合人民币320元)购买工作牌照。除此之外，她们还被要求每天打卡上班，打卡时还需把5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33元)投到售票机中。
　　苏黎世地方政府还对来此车震的人设了一系列明文规定，必须要18岁以上，必须要开车来，不得两人同行，不许拍摄录音等等。
　　一睹新型区域“风姿”的民众指出，停车位的设计非常特别，司机不能自由下车，但性服务者却可以随便上下车。同时，在靠近性服务者的方向还安装有一个紧急按钮，以保证她们的安全。此外，该停车场区域还建设有浴室和卫生间，每周都会有医生过来检查卫生。有女士形容特区“很有趣”，有律师认为特区为性工作者及嫖客提供了安全舒适的环境。
　　对于这样的“新生事物”，反对者的理由有很多，诸如有损风化、可能造成性传染疾病(STD)失控、社会秩序恶化、侮辱妇女尊严等等；而支持者也有他们的理由：社会在发展，道德观念也在不断刷新；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就能避免STD；允许性服务业合法存在并不一定危害社会秩序，相反，可能还会让一些人的性张力得以释放而有利于社会治安；人有权利选择如何处置自己的身体。
　　毋庸讳言，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性服务业和盗窃一样古老，几乎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全过程。同时，在绝大部分时期，性服务业都是合法或者半合法的，尽管这个职业常常会被主流社会所鄙视。
　　然而，在人类进入20世纪之后，主流国家纷纷宣布性服务业非法，甚至作为犯罪处理，无论是性工作者还是顾客都可能被警方抓捕法办。当然，这完全没有消灭性服务业，只是将其转入地下继续经营，同时还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
　　因此，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少国家、地区又开始反思对性服务业的管制政策。在这方面，荷兰人走在了最前列，早在70年代，阿姆斯特丹的警方对于性服务业就已经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到1988年，法律正式修改，个人的有偿性服务行为变得合法。
　　不过，性工作者并不满意，因为这样意味着依然只能是“散兵游勇”式的经营，于是继续提出抗议。到2000年10月，历史性的一步终于达到了：法律再次被修改，开设妓院也变成了合法行为。
　　从此，阿姆斯特丹变成了蜚声海外的“性服务之都”，性工作者人数和风月场所也越发壮大，甚至有不少国外游客慕名而来，成了另一种特别的观光之旅。夜幕降临，妙龄女郎们站在临街的玻璃橱窗里展示她们的身姿，暧昧的玫瑰色灯光笼罩着街巷，“红灯区”的称号还真是名符其实。
　　形势似乎一片大好。
 
阿姆斯特丹的困惑
  
　　然而，在一片繁荣昌盛的表象之下，一股股黑色的暗流也在涌动着。
　　2007年12月，也就是在妓院合法化7年之后，时任阿姆斯特丹市市长的乔布·科恩宣布，市政府将会通过赎买的方式，在未来10年之内，将该市红灯区内的合法妓院减少将近一半。同时，将加强该区域的警力，对那些非法的（即未领取执照、没有合法公民身份的）风化场所、性工作者予以取缔。而收回来的土地，将改建为商业中心、观光广场和停车场。
　　此言一出，当地业者普遍觉得困惑不解：刚刚开禁没多久，怎么又要收紧呢？有执照也交了税，难道仅因为市长大人不喜欢，就要砸了别人饭碗吗？一些性工作者甚至来到市政厅，衣衫不整地站在那儿表示抗议。
　　对此，科恩市长的解释很直白：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已经快要失控了，再不限制就来不及了。
　　具体而言，是因为当地合法红灯区的存在，让许多意想不到的犯罪行为在其中滋生，以至于对整个社会秩序都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强迫他人从事性服务业的犯罪屡屡出现。
　　当然，这里的“强迫”，多数并不是明火执仗，用暴力非法拘禁、威胁他人从事性服务业。然而，警方多次发现，一些东欧国家的少女，因为欠下高利贷无法偿还，或是被“男朋友”花言巧语哄骗，落入了犯罪组织的魔掌，以旅游或留学之类的合法理由来到荷兰，然后不情愿地堕入风尘，而犯罪组织则把她们当成“会说话的工具”牟取脏钱。
　　理论上说，她们有机会打电话报警；然而，出于对国内家人被犯罪组织报复的恐惧，同时也担心自己会被遣返回国甚至坐牢，所以其中大多数人选择了逆来顺受。
　　在阿姆斯特丹的性工作者中，外国人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其中有多少属于“会说话的工具”，尚不可知。那么，为什么这些犯罪组织，乐于将本国的受害者拐骗到荷兰来呢？也许是因为这里的客人川流不息，更容易赚取不义之财。
　　最可怕的，这些被强迫提供性服务的受害人中，有些还尚未成年。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那些高扬着“我的身体我做主”旗帜的人，不知道对受害者的遭遇作何感想？
  
政府警方不作为？
  
　　即便是荷兰本国人，在这一行里也依然要受到诸多盘剥。
　　性服务业的顾客往往更愿意以现金付账，而那些在私人住宅中工作的性工作者更是没得选择；再加上性服务毕竟还是在封闭空间里进行的，这让她们很容易成为抢劫的目标。
　　同时，性工作者需要客源，需要在“势力范围”内安稳地拉客，这些都让她们不得不交出一部分收入作为保护费，交给当地的犯罪组织，否则就可能无法立足，更没法养家糊口。
　　即便如此，性工作者的遭遇依然是充满危险的，客人往往认为自己是付过钱而忽略她们的不满，为所欲为地践踏她们的自尊。因此，在90年代时，大概就有10%的性工作者对药物滥用成瘾，更多的人则是常常酗酒，以此来安抚自己的心灵。
　　另外，性服务业实际上也是吃青春饭，30岁以上的性工作者收入锐减，再想要改行又缺乏必要的经验与技能，往往只能靠存款惨淡度日，而她们未来的养老问题该如何处理呢？。
　　对此，很多批评者认为，阿姆斯特丹官方不过是在推卸责任而已。既然对性工作者征收了高额的税款（税率在19%左右），警方为什么不能尽到责任保护她们？
　　答案是：力所不逮。
　　首先，荷兰警方对于持牌经营的风月场所，并不拥有随时检查的权力；必须有合理的怀疑，还得法官签发搜查令，否则不能擅自进行检查。对于那些在私人住宅从事性服务业的业者，警方就更加无奈：除非抓个现行，否则你凭啥进我家来？
　　同时，警力的总量毕竟是有限的。倘若警方真的把大量警力都用于维持红灯区的治安和秩序，就不得不减少在其他地区的日常安防工作，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治安水平下降。当然，市政府可以雇佣更多的警察——也就得给他们付更多的薪水，这等于是让其他市民来为性工作者的人身安全买单，恐怕很难得到公众的支持。
　　再者，该国性服务业的繁荣，还引发了其他一些麻烦，如洗钱、非法移民涌入、针对外国顾客的敲诈与盗窃等，也需要消耗大量的警力来处理。
　　总之，引用阿姆斯特丹前市长科恩的话来说，“你不可能为她们（性工作者）创造出一个安全、可控的区域，却又能把有组织犯罪关在外头进不来。”
　　阿姆斯特丹官方的两难选择，也许正是任何一个打算让性服务业合法化的国家或地区都迟早要面对的，这个行业注定将伴随着诸多的社会问题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