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追求联盟政策吗?
郑永年
在追求和美国合作方面,中国首先所面临的问题是同盟问题。在“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架内,中国的国际关系有两方面的目标。第一方面便是自我生存和发展。在这方面,中国没有天真到会相信,美国会自觉地做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事情。相反,中国应当假定,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增进其自身的国家利益。中美合作是有可能的,因为从合作中,美国会得到其国家利益。当然,人们也可以相信,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也会是这样的。第二方面是和美国共建和维持国际秩序,共同承当国际责任。
无论哪个方面,都会涉及到同盟问题。在第一方面,中国直接面临的是美国的同盟战略对中国所能构成的威胁。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目标,是要通过强化和其传统同盟的关系、培养新同盟来实现;并且一些亚洲国家也倾向于选择和美国结盟。中国要不要结盟呢?
在第二方面,即使中美共同构建新世界秩序,同样也避免不了同盟的问题。也就是说,即使在国际组织的存在下,每一个自私的主权国家,还是会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国家安全和其他方方面面的利益。冷战时代的和平是怎么得来的?尽管苏联(及其盟友)和美国(及其盟友)都是联合国的一部分,在联合国这个平台上互动,但更重要的互动在这个平台之外。美国和苏联都结成了自己的同盟,通过两个同盟之间的对峙,来维持两个同盟内部的安全和稳定。中美两国在未来的世界新秩序里面又如何呢?中国也要像苏联那样,实行结盟政治来达到国家安全吗?
经验地看,结盟政治最终往往会导致以下三种结局中的一种:
第一,同盟之间的冲突。很多同盟的产生本身就是为了战争,就是要把概念中的敌人打败。同盟之间的冲突的结局往往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一方打败另一方,另一种是双方同归于尽;
第二,不同同盟之间产生一种平衡状态。如果各个同盟之间力量不相上下,谁也不能把另一方打败,就会出现同盟间的互相制约状态,维持和平;
第三,同盟之间的竞争最终导致一个同盟的解体,和另一个同盟的自我失败。这种情形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为了“和平”的竞争。典型的就是冷战时代的美苏集团之间的竞争。当时双方核武器对峙,谁也不敢首先发动战争,因为双方都知道,战争必然是同归于尽。在对失败甚至死亡的恐惧的情况下,同盟克制自己做出非理性的战争选择。但同时,对于死亡的恐惧也迫使同盟之间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的本质就是竞争哪一方更能可持续发展。在美苏两大同盟的竞争过程中,因为苏联集团的错误策略,最终导致了自我击败的局面。
世界冲突可归结为三类
在后冷战时代,如何保证国家的安全和世界秩序?在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似乎放弃了同盟概念,而转向重视政治制度问题。19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及其所主导的东欧集团的瓦解表示冷战的结束,美国成为唯一的世界霸权。当时很多人,尤其在西方,人们欢迎一个全新时代的来临,“历史的终结”概念的流行,是当时人们心态的真实写照。
但是,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霸权这一事实,并没有在任何意义上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和平。今天世界的冲突至少可以归结为三类。第一类便是民主国家对非民主国家的战争,主要是美国和西方对其他国家的战争;第二类是多民族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第三种战争形式发生在非政府组织和主权国家之间。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的发生,诞生了一类新型的战争,那就是恐怖组织发动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战争。
也应当看到,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局部冲突和战争,美国成为唯一霸权之后,要发生像一战、二战那样的大规模的全球性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减低。冷战的结束表明一个历史性的转型,即从原来的世界“一分为二”转型成为“一个世界”。冷战期间世界秩序一分为二,分别为美国集团和苏联集团所统治。苏联集团的解体本身并不表明这种转型,而只是为“一个世界”提供了一个结构上的条件。还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其一,美国和西方世界花了很大的力气,把从前属于苏联集团的很多国家,逐渐整合到西方体系内部。这尤其表现在“北约”和欧盟的扩张上;其二,一些国家尤其是中国选择和世界“接轨”的道路,就是加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
当然,说“一个世界”并不是说美国可以为所欲为了。美国是唯一的霸权,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像往日的苏联那样挑战美国,但在“一个世界”内部,美国也面临着和往日不一样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美国同盟内部的变化。在冷战期间,美国同盟之所以稳定,主要是各国都面临敌人,即苏联。但苏联解体之后,大家没有了共同的敌人,因此同盟内部的协调变得困难起来。第二,苏联解体之后,世界发生了一些人所认为的“多极化”,就是国际权力的分散化,主要是分散在各个地区多边组织上,例如欧盟、东盟(亚细安)和一个迅速崛起的中国。应当指出的是,这些区域组织尽管想和美国分享权力,但并没有任何挑战美国的意图,主要聚焦于区域事务。实际上,大多数区域组织需要美国,没有美国不同形式的支持,这些区域组织都会面临程度不同的问题。这样,在“一个世界”内部就形成了一霸超强、多极并存的局面。这里的“多极”更多指的是“一个世界”内部的“内部多元主义”。
所以,同盟方面,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不是是否有能力建设自己的同盟,而是要不要这样做?“一个世界”内部的权力分散化和多极化,有利于中国构建自己的同盟。尤其在经济方面,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足以吸引其他国家来加入同盟。
中国没有组建抗美同盟
中国尽管没有像美国那样来建设针对一个特定国家的同盟,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表明,中国在这方面实际上是有能力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所实行的多边主义。多边主义当然不是同盟,但多边主义已经具备了同盟的很多因素,从多边主义演变成为同盟并不是很困难。这里的例子包括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六方会谈和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为了推进本区域的经济贸易,六方会谈是为了围绕着朝鲜的核武器发展问题,针对东北亚的集体安全问题,而上海合作组织是为了参与国所共同面临的安全问题,尤其是与恐怖主义有关的问题。
但这些多边组织和美国所进行的同盟有本质的区别,美国所做的是针对中国的,而中国所做的是针对事务的。实际上,中国已经区别开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多边组织,一类是解决自身和其他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的,如六方会谈和上海合作组织,另一类是针对美国的组织。对第二类,中国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意图和动机。
中国这样做无疑符合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大战略。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看:第一,避免中美两大国的直接冲突。如果中国也像美国那样,建设针对美国的同盟,中美两国之间必然陷入一个恶性循环,那就是互相把对方视为是敌人,组建各自的同盟来自保,来抵御对方或者威胁对方,最终导向直接的冲突。美国在“重返亚洲”的战略下重组针对中国的同盟,但因为中国没有做出同样的回应,使得双方没有走到同一个竞争轨道上,也就是说双方不会发生直接的冲突。美国“重返亚洲”把重点放在军事上,中国并没有因此改变原来强调经济的政策。也就是说,美国在军事轨道上,中国则在经济轨道上。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放弃了军事现代化。相反,中国在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自己的速度,进行军事现代化。这就可以避免中美两国之间的军事竞争。可以相信,中国的经济战略,最终也会迫使美国重新回到经济轨道上来。如果中美两国的军事竞争最终会导致零和游戏,中美两国的经济竞争则更多是双赢的。
第二,中国没有针对美国的同盟,表明中国也无需承担同盟所带来的巨大成本。没有免费的午餐,结盟有巨大的成本。对美国来说,结盟似乎强化了自己的力量。在明显存在着一个敌人的时候,的确如此。但在不存在一个明显的敌人的情况下,同盟有两种成本。第一,有可能把被视为是“竞争对手”的国家,转型成为真正的敌人。例如美国把中国视为是潜在的敌人,如果中国的作为就是直接反制美国,中国很有可能成为美国的真正敌人。第二,美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盟国的要求,来增进它们各自的利益,并在一定情况下,甚至被同盟所绑架。美国和同盟尽管有共同利益,但两者的利益不能等同起来。在很多时候,同盟国为了增进自身的利益而把美国卷入在内,给美国造成巨大困境。现在的日本和菲律宾,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局面。美国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也就是在它们和中国发生冲突的时候,不提供帮助,美国作为“盟主”的信用就会失去,导致同盟的解体。但如果美国满足它们的要求,美国就要牺牲掉其和中国的关系,至少损害中美关系。另一方面,中国没有针对美国的结盟,就不存在这种成本。中国和朝鲜有些类似这种关系。尽管中国和朝鲜之间不存在着类似美日那样的同盟关系,但中国和朝鲜的传统关系,也已经让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直到最近,这种情况才得到逐步改变。中国在没有同盟的情况下,其国际关系和外交反而显出高度的灵活性。
第三,中国所实践的是要解决问题的多边主义,这种政策最终会促成美国同盟的最终无效化。上面所举的一些中国参与甚至带头建设的多边合作,都是强调参与国所面临的安全和经济问题,这种多边主义在大大强化这些国家和中国的安全和经济关联性。这种关系同样也增加国家之间的互相依赖性,从而提高它们之间的利益相关性。尽管并不针对美国,但也在实际层面对美国构成了制约。例如,中国和东盟之间的高度经济依赖关系,使得美国很难把东盟国家拉向自己一方,站在中国的对立面。中国和韩国的关系也有同样的功能。即使是日本,因为其与中国的经济关联,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和中国发生直接的冲突。而中美两国之间的经贸关联更是说明了问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下,美国要把中国作为像从前苏联那样的敌人,已经完全不可能了。只要中国没有像从前的德国和日本那样有称霸的野心,美国的同盟政策基本是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而其所承担的费用则是极高的。(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