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敦从头细说“江南案”

　　即将于明年初在中国大陆首播的新版电视剧《天龙八部》，是来自台湾地区的吴敦（64岁）的最新制作。投身影视制作20多年的吴敦，大部分时间在大陆发展，周杰伦主演的《大灌篮》、林志玲主演的《刺陵》等影片，都出自他的手笔。

2013年9月，在上海虹梅路附近一处私宅内，吴敦接受了联合早报网的专访。小区两侧路边停满了居民车辆，十分拥挤，俨然是上海城市快速发展和早期设计不配套的缩影，吴敦已在此居住10多年，作为老住户，既习惯了这里的场景，也早已习惯大陆的环境。

 

 

吴敦初见面就开诚布公：“什么都可以问，没什么不可以谈的。我讲的统统是真话。任何事情一定要找到当事人，当时的过程和遭遇，哪是一个局外人能了解的呢？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最清楚。”谈吐豪爽、声音洪亮，为加重表达自己的强烈情感，言谈间不时夹杂几句国骂，提醒人们对他昔日“叱咤江湖”的记忆——曾经的台湾黑帮竹联帮大佬、1980年代轰动一时的江南被刺案主犯。

吴敦一直不后悔自己参与刺杀江南。在他的心目中，他认定江南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特工，同时又替两岸做事，是台湾情报局的叛徒，而自己是“为国服务”，“我觉得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我得到的资料就是：他是情报局的叛徒，曾经做过一些事情。情报局杀叛徒，很正常，全世界的情报局都在杀叛徒，不要让内部的人萌生叛意。”

 

“蒋经国曾说能早放就早放”

 

因为江南案，吴敦被判无期徒刑，但只坐了六年半的牢。吴敦说这和蒋经国有关。蒋经国曾和王惕吾（蒋介石侍卫长出身、前国民党中常委，台湾《联合报》创办人）讲过，这几个人如果能让他们先回家，就让他们先回家。正是有了蒋经国的这句话，“第一次减刑条例的时候，就把我们加进去了，减成15年；到蒋经国死的时候，把我们再减一次刑，变成十年。十年里可以假释，所以六年半就回家了。减刑条例可说是为我们减刑的。”减成15年时，郝柏村任“行政院长”，针对党外人士特赦名单没有陈启礼和吴敦，“我们就抗争、反弹，郝伯村派了调查局的处长来，要我们不进行大型抗争，6个月之后就让你们回家”。

参与江南案“是个命”

其实，吴敦并非一开始就参与江南案之中，他自认“是个命”。“陈启礼是我们的老大，我那时在台湾出了事，结婚也没结成，心情很不好，去美国散心。陈启礼从纽约回来，我们又去拉斯维加斯玩。路上陈启礼说你帮我去办个事，因为有人临阵脱逃，少了个人。他很信任我，我们就一起去旧金山谋划。陈启礼给我关于江南的资料，他要和我一起去执行；我说，你是老大，只能坐镇，不能亲自动手。就从洛杉矶调了董桂森，我们两个人就执行这个任务，这个名单情报局也接受了。”

“任务”执行完后，他们烧掉所有资料，回到拉斯维加斯，全身而退，没留下任何证据。“但情报局一直希望我们回来，怕我们在外面掌控不住，变成一个新的丑闻。因为情报局用黑帮去杀叛徒，是冒很大的风险，就逼我们回去。述职报告做完，还拿钱给我们，但我们没要。”

后来之所以案发，吴敦说是因为1984年底偶然的“一清专案”扫黑行动，“陈启礼是黑社会第一位，从住处搜到了述职报告，就丢出个江南案来。当时陈启礼跟他们说，不要公开，让记者知道了就是丑闻。”

惊心动魄的案情在吴敦的讲述下，厚厚的幕布一点点透出亮光：“情报局是‘国防部’的，和扫黑的‘国安局’两个系统，指示‘警政署’执行。陈启礼被抓，我们就准备跑到香港，但我到了高雄海边想想不对：问心无愧，干嘛要走？陈启礼一人在里面需要人印证，不然死无对证。我就回来投案，通过刘家昌（著名电影导演）找警备总部的一个上校投案。约了第二天早上八点投案，我12点到台北跟警总打了电话，当晚就把我包围起来，怕投案影响太大。抓了之后移送到调查局，就面对审讯。”

在从调查局移交“国家安全局”的过程中，吴敦他们判定此案是“国安局”对外泄的密，和当时的局长汪敬煦有关。“我们做了一个假证据。回台湾之前，陈启礼让我们把整个过程做了两卷录音带，我和董桂森找一个最好的朋友，将来保命的时候拿出来。我的交给刘家昌，小董的录影带交给张安乐。调查局问有几卷录音带？我们就说有三卷，其实只有两卷。而从调查局一到‘国安局’第二天，新闻就出来了，一定是‘国安局’的问题。”陈启礼和吴敦对此非常不满，“后来我们还设计对外发布所掌握的‘国安局’丑闻，一周后就导致汪下台了”。

 

竹联帮老大陈启礼教他读书

 

“江南案”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也同样成了吴敦的命运转捩点。

吴敦真正开始读书，是从监狱开始。他出身书香门第，却“天生反骨”，是一个让吴家倍感痛心的小太保。因江南案入狱期间，他读了相当多的书，才懂得体会“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道理。“以前我不能理解，以为是老爷子给我们的一个鼓励和方向。”

监狱六年，吴敦做了两件事：运动、看书。“我第一天关进去，陈启礼就和我说，你知不知道我们出去后会很有名？如果像你这样，天天看武侠小说，出去以后三个月，你言之无物，没有成长，就会被大家淡忘，就会从成名的行列里被淘汰掉。要把书读好，有一些内涵，当别人来问你话的时候，你才有水平、有内容。”

吴敦从最基本的学起，“陈启礼很有耐心地教我，先学古文，看《资治通鉴》《论语》和《四书》。一开始根本看不懂，他逐字逐句地解释给我听。”他以前写信回家，常被父亲指责词不达意，错字连篇。坐牢六年后他写的一封信在报上登出来，父亲怀疑不是他亲笔所写。吴敦说，“刘家昌跟我们很好，会面时和大哥讲，你帮吴敦的信写得很棒。大哥说，是他自己写的。刘家昌很惊讶，大哥让我再写封信给他，这才相信。”

6年牢狱生涯让他蜕变，对在监狱中完成“自我进修”，吴敦颇有些自得。他称自己最擅长“引喻得当”，让大家听了容易理解，产生共鸣。甚至于出狱后，吴敦跑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系给大学生讲课，“一学期的束脩（酬金）就当做生日礼物送给我爸爸八十大寿。因为我一家都是读书人，除了我一个小太保，这事（在大学讲课）能让爸爸认定，他最高兴。”

 

现在精力投注电影业

 

吴敦说，当年的他，怀抱一种理想主义，认为江湖的人要有忠义和情。出狱之后，吴敦没加入任何组织和党派。他说，“我跟党派都很好，但我都没有加入。我的理念就是‘统一’，统一中国人才会强盛，台湾的经验加上大陆的实力结合起来是一个胜算。”

如今吴敦仍坚持江湖忠义，善待身边的人，“当小弟待，当亲人待；吃苦耐劳，有福同享。”给他做事的人都跟他很久。转向电影业后，吴敦已制作了上百部电影，经历起起伏伏，现在的他对于人生、规则有了不同的理解。问他在大陆发展所遇障碍，他没直接具体说明，但说了一番很有哲意的话：“任何地方都有规定，不能把它当做障碍；如果当障碍，你就不要往前走了。只是它有规定，你怎么去符合或绕过规定，要能找出一个方法来。发展市场不是去挑战它，人家规定不能超过五层楼，你偏要超过，那不是自己撞墙？”和过去的江湖气魄比起来，吴敦显得更为淡定，“对大陆这个市场，要了解它、用它的人、要到它的市场，一起成长。”

吴敦现在精力放在武侠和宫廷题材的电视剧，这和少年时就滚打摸爬的江湖经历以及内心的江湖情怀，无疑是一种共鸣。“武侠的道义、侠义、情义，不深入不可能了解，但是中国人的文化和传承就是这样。”

回想丰富多彩、起起落落的过往，吴敦说：“我在社会上经历的是一个辛酸的、有压力、有欢愉、有满足的过程。”豪放率性、享受人生，是吴敦的信条之一。他自认，“跟我在一起享尽口福之欲，哪里有好吃的我都知道。人要享受，留了钱没有意义，儿孙自有儿孙福，所以我不会舍不得，我很大方。” 他的感情生活不出人意料地多姿多彩，也自爆追女孩子很有方法。“跟我分手的女孩子都怀念我。我很豪放，可以为了吃一碗鱼翅从台北飞到澳门，吃完再坐下一班飞机回台北。”

从黑帮到刺客，从囚犯到影视大腕，从台湾到大陆，吴敦的经历充分显示时代的印记和变迁。他说现在喜欢在上海居住，因为和年轻人在一起有活力，与此同时，吴敦还是关心台湾的事情，看着电视仍会跳起来痛斥台湾的政治乱象。“台北同龄的朋友都走了，回台北都不知道要做什么”，说到家乡时，曾经轰动一时的“杀手”吴敦仍然掩饰不住一丝江湖落寞。

 

江南案

 

1984年，台湾竹联帮首任总堂主陈启礼率吴敦和董桂森，受台湾“国防部”情报局派遣，前往美国执行刺杀江南（本名刘宜良）的“锄奸计划”。10月15日上午，江南在自家楼下车房遭三枪毙命，酿成轰动一时的江南案。

谁是幕后主使？著名新闻记者陆铿认为，江南是因撰写《蒋经国传》让蒋经国不满而招致杀身之祸，坊间则传蒋经国次子蒋孝武是主谋，但没有证据。蒋孝武自1986年3月起被派至新加坡担任商务副代表，在蒋经国“总统”任内都未再在“中央政府”任职，似乎又证实了外放之说。

此案令当时的台美关系紧张，台湾坚称无高层授意而是官员独断专行，最终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等人落马被捕。陈启礼和吴敦则被判处无期徒刑，服刑6年后假释出狱。“江南案”引起的激昂舆情，也被视为蒋经国被迫顺应潮流，开放党禁、报禁的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