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达克：老上海时空的舞蹈者
出生于奥匈帝国的邬达克，竟然在上海才思喷涌而出，从1918年到1947年，29年间，由他设计建成的项目不下50个，单体建筑超过100幢，其中50多幢已先后被列为上海优秀历史建筑。
记者｜姜浩峰
从来没有一个建筑师，能与一座城市的一个时代如此交融。也许人们一度暂忘，却依旧使用着他的作品。终究，只要提及那个时代，只要提及上海的城市风貌，人们就会怀想，哦，那是——拉斯洛·邬达克。他的传奇，也是上海的传奇。
诚如上海历史博物馆研究员薛理勇先生所说：“邬达克出生于奥匈帝国，却因缘际会成为了一个‘上海人’。当25岁的他身无分文流落到上海的时候，他一定不会想到在远离故乡的这座东方城市，他的个人命运会与这座城市的梦想产生奇妙的契合。在这个‘第二故乡’，他的才思喷涌而出，从1918年到1947年，29年间，由他设计建成的项目不下50个，单体建筑超过100幢，其中50多幢已先后被列为上海优秀历史建筑。”
米兰理工大学建筑系教授亚历山德罗·德·马吉斯特里斯如此评价邬达克：“邬达克被重新发现，得以重构20世纪最初几十年的世界建筑史。这几十年是欧洲设计文化中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的一个时期。另一方面，从全球的角度来看，这位匈牙利设计师‘一战’期间在俄罗斯沦为战俘，经由俄罗斯来到中国，他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创建其主要的专业成就，在‘一战’末到日本入侵前这段时间，在以城市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为特征的阶段，成为当地最成功的设计师之一，也是上海转型最敏感的阐释者之一。”
邬达克一生90%的作品留给了上海。在上海人心中，他就是一名地道的“上海”建筑师。
如同种子落到了合适的土壤里
10月26日，同济大学出版社在上海图书馆进行新书发布——《邬达克》。这一天，恰好是邬达克逝世55周年。
2013年，对于邬达克研究者来说，是个特殊的年份。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黄显功说：“今年对上海来说，从历史角度来讲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时机，就是上海开埠170年。今年又恰逢邬达克诞辰120周年和逝世55周年，这几个时机合在一起，正好也能见证上海近代历史发展的一个过程。上海的开埠也是上海开放的历史过程，只有上海的开放才能迎来上海这个城市的发展。特别是上海这个城市的性格，它的来源，不仅仅是中国人的一种文化的创建，还来自于国际的因素。在开埠以后的上海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有许多外国人在上海付出他们的智慧，共同为上海城市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上海的国际化离不开外国人的参与，邬达克在上海的这些作品留给了上海，也是上海近代城市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见证。”
记者粗略统计，今年以来，关于邬达克的书，出了不下五本，除了同济出的由意大利籍建筑历史博士卢卡·彭切里尼与匈牙利籍艺术史博士尤利娅·切伊迪所著《邬达克》以外，该书的译者华霞虹、乔争月早前还联手著有《上海邬达克建筑地图》，上海作家王唯铭的新书也冠名《与邬达克同时代：百年上海租界建筑的解读》。
邬达克热，表面看，好像是由于几个关键纪念节点的聚集。如果深入探究，恐怕又不仅于此。诚如《邬达克》一书中如此写道：“彼时的上海是一个五方杂处的城市，被划分为三个行政区域（英美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但各界之间并无明显的界限。城中居住着国籍和种族多元的居民：这是一种始终处于蓬勃变化中的复杂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其实，邬达克本人都太像当年的上海了。
1916年，作为奥匈帝国第二十步兵团的中尉军官，会说乌克兰语的邬达克，被俄国的哥萨克骑兵俘虏。之后辗转到了西伯利亚。此时，他原本的祖国奥匈帝国已经土崩瓦解，俘虏他的沙皇俄国也已经日月换新天。有人鼓噪，希望邬达克加入捷克军团，可“既没有他们的理想，也没有他们的狂热决心”的邬达克，选择了离开。从哈尔滨到上海，邬达克，这一失去了祖国的前军官、在“一战”爆发前刚刚毕业于布达佩斯皇家约瑟夫理工大学的合格建筑师，如同种子落到了合适的土壤里。
同济大学城规院教授、中科院院士郑时龄介绍说：“邬达克先是在美国建筑师克利开设的克利洋行工作。在此期间他与克利合作设计了中西女塾、美国总会、四行储蓄会汉口路大楼和诺曼底公寓等一系列作品。这些作品均为复古样式，但邬达克给这些建筑，烙上了深深的个人印记，比如面砖装饰之类。
“1924年年底邬达克自己开业，在1930年代达到他的建筑师生涯的鼎盛时期。具有强烈时代感的大光明大戏院于1933年6月的落成，标志着邬达克设计风格完成了彻底的转变，他的新潮设计立刻受到建筑界的广泛关注。1934年12月，几乎是美国30年代摩天楼的直接翻版的高达83.8米的国际饭店落成。这座大楼不仅造型新颖，融汇了现代建筑和表现主义的语言，其结构、设备都代表了当时上海甚至远东地区的最高水平，由此奠定了他在上海建筑史上不可动摇的先锋地位。”
卢卡告诉记者：“邬达克特别重视在匈牙利的家族，同时他也成立了自己的小家庭，他在上海结婚，有了三个孩子。”
今年早些时候，邬达克的女儿德威特女士曾经来到上海番禺路129号。这一历史4年修缮完工的老宅，德威尔童年时的家，已经成为邬达克纪念室。而不为人知的是，邬达克最初为自己建造的房子，并不在此处。
1922年，邬达克与苏格兰后裔伊丽莎白·吉塞拉·迈尔结婚。与吉塞拉的家庭相比，邬达克属于正宗凤凰男。1920年来到上海的前奥匈帝国军人，下船的时候一文不名。而吉塞拉的祖先穿越西伯利亚来到大清，住在中国已逾三代。她的父亲是德国巴斯夫公司染料在华的独家总代理，母亲来自英国贵族家庭。
婚后，邬达克在吕西纳路（今利西路）17号设计自己的家，这是一个有着4000平方米大花园的宅子，建造经费则是邬达克从岳父那里借来的。邬达克新婚的住宅，距离他自己设计的中西女塾不远。而随着一单一单建筑设计案子的成功，邬达克有了积蓄。并且，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相继出生。邬达克在哥伦比亚路（今番禺路）买了一块地皮，想要建一座比吕西纳路的家更大的房子。不料工程还未结束，他就意外接到了购买请求。买家是一位重要的、无法拒绝的中国客人。于是，邬达克只能另寻地皮重建新家，他找到的地点位于附近，也就是他的女儿德威特今年回到的地方。这座类似于英国都铎时期的“黑白”建筑，成了邬达克一家的生活之所。
卢卡告诉记者：“邬达克是一个道德观念非常重的人。他是家里的长子，在父亲去世以后，他肩负着养活一大家人的重任。其实邬达克本人自己最想干的并不是建筑师，而是牧师。因为他对宗教非常感兴趣，但是牧师的工作挣不了很多的钱，所以后来也是继承父业做了一个成功的建筑师。”
何以只能在那时的上海获得成就
抚今追昔，许多当年的细节，又让人产生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比如1923年代初，邬达克在今延安西路位置设计一家宏恩医院，经费是美商查尔斯·雷纳倾囊匿名捐赠，因为彼时雷纳已经年迈，又无子嗣和家人继承财产。当时邬达克使用了在当时西方未获成功推广的中央空调技术，而之所以在上海能够安装这样的空调，完全得益于邬达克的大胆设计。虽然早在1906年，威利斯·开利就获得了空调基本原理的专利，可在美国，要迟到1928年，第一幢全空调的办公大楼——得州圣安托尼奥的米拉姆大厦才落成。
与如今的推广术几无二致，宏恩医院开张前，在西文的《大陆报》出两大版增刊推介，图文并茂。当然，必须要指出的是，雷纳捐资建造的这家现代化医院，受惠者最初仅是上海的外侨。
至于邬达克何以在那时的上海获得成就，有观点认为，是邬达克跟中国客户的密切合作。华霞虹说：“邬达克的建筑成就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最卓越的项目几乎都是与中国业主合作完成的；其二，将世界最新的建筑潮流及时引进上海，并做出巧妙转化。”这样的合作始于四行储蓄会大楼的项目，四行储蓄会当时希望在外滩附近建造一个总部大楼，邬达克从众多的竞标者中脱颖而出，打开了他们良好合作的一个开端。而四行储蓄会后来就是国际饭店的业主，邬达克竞标时，又占据了互相知根知底的优势。卢卡告诉记者：“邬达克与中国业主的密切合作，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邬达克身份的模糊。因为他的出生地在拜斯特尔采巴尼亚，就是现在的斯洛伐克班斯卡比斯特里察。一战后奥匈帝国解体以后，邬达克的国籍一直没有被正式裁定。可以说他既不是匈牙利人，有一段时间，也不是斯洛伐克人，这种模糊的背景导致了他当时在上海不受治外法权的保护。但是也正好由于这个原因，中国业主特别信任他，因为如果是出了什么问题的话，是到中国的法庭打官司，所以可以说是因祸得福。”
至于邬达克自己对自己国籍的认识，则可以从他给友人的信中看出端倪。邬达克写道：“我究竟是匈牙利人还是斯洛伐克人，我也不知道，我也不困惑，因为我不能把自己劈开，就像我的祖国被割裂那样。我依旧如故。在以前的匈牙利，没人会问我是匈牙利人还是斯洛伐克人，我两者皆爱。因为我母亲来自匈牙利的血统，父亲则来自斯洛伐克的血统，我当然两者都是。”
郑时龄教授则认为：“扎实的建筑历史基础和丰富的阅历，学院派和现代建筑教育的混合，使邬达克善于学习世界各国和不同建筑师的建筑式样，从赴欧洲和美国的旅行中收集资讯，从最新的建筑杂志中寻求灵感，孜孜以求建筑的地域和时代精神。”
作为邬达克的研究者，如今已是同济大学副教授的华霞红，迟至1998年底才第一次听到邬达克这个名字。她告诉记者：“所谓‘时势造英雄’。个人命运若能契合时代的命运，影响力会成倍放大。这句话不仅适用于邬达克，也适用于对邬达克的研究。如果说这位建筑师的职业实践见证了20世纪上半叶上海蓬勃兴起的20年，那么对邬达克的研究则见证了大半个世纪以后，上海再次进入全球化语境又高速发展的20年。从20世纪90年代初建筑专家甚至需要用身体去抵挡推土机，到如今上千‘邬粉’的评论足以左右历史建筑的去留，社会观念的转变是巨大的。这对历史研究者，对城市文化的未来都是绝对的利好消息。”
而薛理勇则分析指出，目前上海，仍有一些老建筑作品尚未被认定系出邬达克。其中，有被俗称“白宫”的汾阳路79号住宅。薛理勇推测，为了给股东分红，万国储蓄会当年兴建了一批高档住宅作为抵扣，请来的设计师还是邬达克，对它们的进一步研究，将丰富上海建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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