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画二十年
20年间，遗失的这批作品没有在国内任何拍卖场合出现过，也让艺术家的追踪无迹可循。随着当事艺术家的市场价值日益提升，当年这批兼备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作品，价值已经不可估量。
撰稿｜埃莉诺
2013年10月底，通过法律的介入，当代艺术家李山和孙良寻回了在1993年威尼斯双年展后神秘失踪的参展作品，由此牵出了一桩艺术圈中羁绊20年的公案。
1993年，王广义、方力钧、余友涵、李山、孙良、徐冰等14人的作品出现在威尼斯双年展，这是中国当代艺术家首次在国际艺术大展中集体亮相，影响远超过当时的想象。而这批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有特殊意义的作品，展后却遭遇一系列波折，其中一部分就此石沉大海。
如今这批艺术家已经成为拍卖市场的明星，失踪的画作多是艺术家一定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市场价值不可估量。这批画作20年间没有出现在任何拍卖市场，去向扑朔迷离，但在圈子里这些画的下落却是个心照不宣的秘密。这批作品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何直到如今才重现天日？
艰难出境
“89大展”以后，中国的当代艺术开始受到世界关注，老外意识到，在遥远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人在用沃霍尔的语言解构权威，让西方人感到新鲜而熟悉。中国艺术家有了参与国际艺术大展的土壤。
李山最初和威尼斯双年展产生交集，是缘于意大利驻华大使馆文化秘书弗兰的一次拜访。1992年秋天，弗兰带着西班牙使馆文化官员一起到李山的工作室，和他聊了很久，并且挑选了几幅作品拍照。李山当时只感觉是“为一次非常重要的展览做筹备，但没想到是威尼斯双年展”。
弗兰是在中国当代艺术家和威尼斯双年展之间穿针引线的关键人物。她在1985、1986年到中国游学，在中央美院进修过一段时间，之后在意大利驻中国大使馆谋得一份工作。最初因为男友的缘故，她认识了刘炜等一批北京当代艺术圈朋友，“经常去栗宪庭那后海的家里，喝酒抽烟，吃瓜子聊天”。她在王南溟的采访中回忆，当时她还帮方力钧、耿建翌、张培力做过展览。
自然而然，弗兰萌发了将中国当代艺术家带到意大利办展览的想法。第44届和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之间隔了三年，客观上让运作这件事有了充裕的时间。当时威尼斯双年展从没出现过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身影，只在80年代初展出过中国的剪纸等民间作品。弗兰通过一个意大利贸易商朋友联系上了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奥利瓦，牵起了这条线。
该选哪些艺术家？弗兰找到栗宪庭，由他挑选和组织中国当代艺术家参展。栗宪庭在艺术圈人脉广泛，很多港台的画廊和收藏家是通过他来了解内地艺术家并收藏作品。当时一幅作品的价格在一两千美元，和今日动辄百万的价格不可同日而语，但初尝市场甜头的艺术家已经感到满足。栗宪庭通知各地的艺术家将作品照片汇总到北京，他和弗兰先选了一轮。
弗兰的走访是为奥利瓦打前站。1993年3月，奥利瓦亲自来到中国，在北京和上海各逗留几天，走访了几个艺术家工作室。“上海的艺术家大部分在家里或者学校创作，我在威海路有一间工作室，大家就把作品集中到我这里，奥利瓦直接来我的工作室看作品，一张一张选定。”孙良说。
由于组织艺术家参加1993年威尼斯双年展并不是一个政府行为，弗兰是凭私人关系为中国的艺术家争取到一席之地的。没有政府批件，作品的出境和画家签证申请遇到重重困难。
大家到北京集合，“自己将作品卷巴卷巴，带上火车，随身带到北京”。孙良说，他带去三张作品，李山参展的是《胭脂》系列的三联画。其他上海艺术家还有丁乙、宋海东等。作品的运输出境由栗宪庭统一管理。
弗兰使馆人员的身份起了一些作用。“我们没有官方邀请，办不了签证，弗兰联系了一个鸢尾花公司帮忙给我们发了邀请函，我们这群人是以文化研讨会的名义出境的。”孙良说。
作品出关遇到麻烦，弗兰找到一家工艺品公司老板鲍乐安帮助，把这批画以工艺品的名义运出境。“栗宪庭办出境时，海关跟他说，这批东西是非官方渠道出去的，回来时可能入不了关。但当时大家都知道这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没有因为这个退缩，也根本来不及考虑后面的事。”李山听说。
出关时的权宜之策，为之后这批画的入关困境埋下了伏笔，是这些作品多舛命途的开端。
困于天津
1993年6月，14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在威尼斯双年展亮相。栗宪庭、方力钧、廖雯、丁乙、余友涵、孙良、刘炜、张培力、王广义、耿建翌、徐冰都出现在了威尼斯双年展的开幕式，喻红、宋海冬没到现场，李山错过了开幕式，开展后一个月到的威尼斯。
展览持续了一年多，最初的兴奋过去以后，作品去留的现实问题摆在面前。有人提议在意大利其他地方再办一个展览，请奥利瓦策划，“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大家都想作品多一些机会展出，但最终这件事没办成。”按照当时双年展的规定，所有参加双年展的国外作品展览以后都必须运出意大利，如果艺术品留在当地，就有逃税交易的可能。
但画作在出关时是以工艺品名义，所以入关的手续办不出。弗兰回忆，当时的运输费用都是阿玛尼赞助，弗兰跟他们协调，这些作品必须运到第三方，然后才能回中国，但是阿玛尼不同意，他们觉得从中国来的，就应该直接回中国去。
最后这批作品被运回了天津塘沽新港，在港口滞留。“我们的画在天津押了三个月，大家急得没办法。”孙良说。
弗兰当时已经辞去了在中国的工作，在纽约留学。她打电话给栗宪庭想办法，最后找来了香港汉雅轩老板张颂仁帮忙。
张颂仁和很多艺术家熟稔。1992 年张颂仁与栗宪庭策划组织了一次大型群展“后89 中国新艺术”，第一次组织中国内地当代艺术家在香港展出。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艺术家大多也出现在这次展览。张颂仁由栗宪庭牵线，已经开始收藏内地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包括李山的《胭脂》系列。
1994年，这批作品暂时先托鲍乐安运到香港，由张颂仁代为保管，港陆之间通联相对容易，以后再找机会运回内地。李山和孙良没想到的是，两人寻回自己的作品，是在20年之后。
罗生之门
威尼斯双年展后，李山和余友涵就到了纽约发展。1996年6月，李山回到上海，突然听到一个消息，说是自己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作品遗失了。“我、孙良、丁乙和喻红等几个艺术家的作品全都不见了，王广义等人的作品也缺了几件。”
“张颂仁没有直接跟我说作品没了，所以我还不敢相信这个消息，就打电话给张颂仁确认，他告诉我，画确实没了，这批作品从天津运到香港，一打开就发现少了一部分。”李山说。
孙良从张颂仁处得到的答复也是如此。他写信向张颂仁询问遗失作品的事。张颂仁在1995年3月8日的回信中告诉他，“威尼斯展作品去年夏才退到天津，后来不能进关又转来我处，可是缺了很多作品，李山、你、余（喻）红一件作品都没有，王广义等也有人短缺作品，余友涵等几位没有短缺。我收到后就已通知弗兰并把收件清单给了她，请她去意大利方面交涉。我也跟北京转运的包（鲍）先生联络过，他说不是丢在他那边。暂时状况如此，如有进展再联络。”
弗兰最初认为遗失的主因在阿玛尼身上。她收到了张颂仁发来的遗失作品清单，相信作品是遗失在从意大利到中国的运输途中，而负责运输的阿玛尼是直接责任方。她咨询了自己的父亲，他是一名意大利执业律师，准备收集材料要和阿玛尼打官司。孙良也记得，弗兰为了准备官司的事和丁乙等艺术家们联系过，还准备了一个文字材料。
“这种打官司的准备我一直做了两年，我一直想做一个丢画的图片清单，把它在艺术圈公布，这样拍卖行一旦收到这些画就可以举报。”
但是这个官司必须是所有丢画的艺术家联名委托律师在意大利起诉。在威尼斯双年展，因为展位的问题一些北方艺术家和弗兰闹得不愉快，因此并不是所有人反应都很积极，再加上没有充分证据表明作品是在哪个环节遗失的，最终没有诉诸法律。
当时弗兰并没怀疑过作品是在香港丢的，因为张颂仁“没道理说这个（画家）有，那个（画家）没有”。
但李山对张颂仁的说法不能释疑，因为他在1994年10月去圣保罗双年展前，曾途经香港拜访过张颂仁，也在他的画库里见过这批威尼斯参展的作品。
“我和余友涵、刘炜经过香港时，在张颂仁的画库里住了两夜，在那个半地下室的画库里堆满了作品，一卷卷平放在地上，张颂仁指着一堆作品卷对我说，这就是你们在威尼斯参展的作品，你的也在。其中有3米长的一卷，和我那件长8米，高2.7米的三联画尺寸很吻合。”李山回忆。
“张颂仁说现在不能打开给你们看，因为打开这些画要有律师在场，我当时并没有提出将作品打开给我们看，那么张颂仁为什么抢先跟我们说，打开作品时律师必须在场。我感觉他的意思是香港是个法治社会，做事是有规矩的，并没有想到别的问题。”张颂仁是什么时候打开并发现遗失的？有没有律师在场？有没有留下法律记录？成为李山的一连串疑问。
对于这次会面，张颂仁在1995年回复孙良的信里说，“我有点记不清和李山见面的事了。”
浮出水面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张颂仁长期在内地参与艺术活动，包括策划双年展，担任学术机构客座教授，和内地艺术家也时有见面。李山每次见到张颂仁，都会提起遗失的作品，向他询问到底是怎么丢的。
“我提起这个话题，张颂仁就说：李山，我每次见到你都想和你谈谈一起合作做点事，但你每次都提丢画的事，让我没办法往下谈，能不能说点别的。”李山因对方敷衍的态度很恼怒。
20年间，遗失的这批作品没有在国内任何拍卖场合出现过，也让艺术家的追踪无迹可循。随着当事艺术家的市场价值日益提升，当年这批兼备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作品，价值已经不可估量。
很多人渐渐放弃了追索，但这批失踪的作品一直萦绕在李山和孙良心中。“王广义等人都不再提了，跟我说，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算了吧，但我还是要找回来，我每次接受采访谈起威尼斯双年展的事，都会提作品失踪的事。”孙良说。
三年前发生的一件事，让寻回作品出现了转机。“我从朋友处得到一个消息，丁乙遗失的画找回来了。因为张颂仁想和丁乙合作，丁乙提出一个条件，就是把威尼斯参展的作品还给他，张颂仁真的就还了。”这让孙良和李山二人更加确信作品一直在张颂仁手上。
李山和张颂仁又谈了一次作品遗失问题，对方仍然坚称作品丢失。“我跟他说，这件事不会一直不了了之的。那时我就决定要走法律途径寻回我的作品。”
追讨之路
2012年，李山聘请了在纽约执业的美籍华裔律师李亚伦追讨失踪的画作。他向李亚伦提供了三样资料，一是威尼斯双年展参展作品图册，二是栗宪庭签字的作品签收单，三是作品遗失过程的陈述。
李亚伦在回复《新民周刊》的邮件中写道：我在2012年夏天答应接受李山和孙良的委托，追讨在威尼斯双年展后失踪的作品。我用了一切我相信正确的方式向张颂仁先生以及他的汉雅轩画廊追讨这批画。从所有的证据来看，张颂仁是作品失踪案中第一嫌疑人。
接受委托后，李亚伦做了两件事。向英国一家为失踪艺术品提供综合搜索服务的国际机构申报遗失，只要失踪作品的信息记录在数据库，无论画作何时何地出现在正规的交易场所，一经发现交易就会中止。此举目的就是封存作品。
另一件事是向张颂仁发出一封律师函。“李亚伦要求张颂仁在一月内提交作品遗失报告，解释作品遗失的详细过程，并且出示海关的开箱检验记录。”李山说，“一个月不到，张颂仁向李亚伦律师表示，他会回仓库再寻找一下。”
“汉雅轩在2013年9月底承认持有这批画，我们商定10月底到香港交接这些作品。”李亚伦表示。
10月28日，李山和孙良到香港和李亚伦律师会合，一同去汉雅轩取回自己的作品。李亚伦描述了双方会面的经过：
“我们按照约定，在10月29号10:30到达汉雅轩，汉雅轩没有任何重要人物来和我们对接，只有一个女性员工接待我们，她最开始拒绝告诉我们她的职位和姓氏，只说她能代表汉雅轩，经过一番交涉，她才告诉我们她的名字和身份。但她的权限很有限，我们提出的很多问题她都无法回答，她不时走到展厅的一扇小门后面，可能在向里面更高层的人物请教并接受指示，这个人可能是汉雅轩的负责人或是律师。”
“汉雅轩的意图很明显，让一个没有权力代表画廊做出许诺或发言的匿名低层员工和李山、孙良接洽，让他们在作品接收单上签字，让他们对归还作品的汉雅轩感恩戴德，尽管这家画廊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将他们的作品从1993年扣押至今。”李亚伦表示。
孙良还记得重新见到自己阔别20年的作品时的激动。“律师用英语和对方交涉了很长时间，最后开始验收作品。桌上放着两卷画，大的一卷上有李山作品的小图标，我打开了小的一卷，刚打开一小部分，我觉得很激动，是我的画，立刻发了条短信给我太太：找到了。”
李亚伦在汉雅轩的接待人员表明自己的身份，提供她的香港身份证和工牌后，让她签署了律师提前准备的几份文件，包括汉雅轩画廊归还遗失艺术品的事实确认，证明汉雅轩一直持有遗失的艺术品，以及关于艺术品状态的确认文件。
“对方最初不愿意签署，承认失踪的艺术品由汉雅轩归还，就等于承认他们占有了艺术品这么多年。我马上拿出手机准备报警，因为失窃品就在眼前，窃贼也在眼前。”李亚伦告诉《新民周刊》。截止到发稿，张颂仁未接受本刊采访。
失踪20年的作品，最终回到了创作者的手上。很多艺术家都有同感，在以往很多年，当代艺术家的生存处境远没有今天想象的那么轻松，在画廊、拍卖行、收藏家、策展人、美术馆合成的当代艺术圈生态链中，艺术家本身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作品被侵吞的现象不是个例，很多人对当代艺术圈的这一乱象心照不宣，讳莫如深。随着如今艺术家的话语权扩大，更有底气去捍卫权利，艺术家开始“较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