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什么改变了中国人

撰稿｜乌力斯

       这两年是张宏杰的大年。《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讨论乾隆时代的得与失的《饥饿的盛世》、《坐天下很累:中国式权力的九种滋味》、《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接连出版，延续了其成名作《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的写作风格，扎实的数据论证，严谨的史料考证，在时下戏说历史的潮流中别具一格，难能可贵。
　　2006年，张宏杰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出版，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这本书很快卖了3万本。这本书也给他带来了众多机会。在一位读者的帮助下，张宏杰先是从银行调到一所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不久又破格进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师从葛剑雄，博士毕业后，再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后，还上了《百家讲坛》，成为历史畅销书作家。
　　“历史是民族的记忆，一个不会反思、没有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张宏杰说。

中国文明的倒退

 

　　《新民周刊》：你为什么认为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人形象最好的时代？
　　张宏杰：那时候的中国人，个个都强悍好战，连吴越地区，也就是今天江浙上海地区，都是非常尚武的土地。那时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当时的贵族，都能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
　　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形象落差之大，让人不敢相信。春秋时期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唐宋时的中国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国人的品质却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无创造力。
　　在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他们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
　　《南京大屠杀资料集》中，一个日本军人的回忆，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默然地经过如山的同伴尸群，走向死亡，而毫不反抗。那个日本人百思不得其解，是中国人太容易驯服，或者是中国人对死亡悟得太透？日军以一百人小分队屠杀几千人，曾很担心中国军人反抗，但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
　　《新民周刊》：是什么彻底改变了中国人？
　　张宏杰：这个改变要从秦朝开始，在当时的七国，秦国处于荒凉的西北高原，物产稀少，靠游牧和狩猎为生，秦国自立国之初，就没有经历过充分中原化过程，长期与戎狄杂处，因此染上了浓烈的蛮夷气质。草原文化中没有民主观念，没有权利意识，以绝对服从为天职，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上下一心，都很团结。
　　所以后来秦孝公变法，商鞅主政，迅速统一思想，提出了靠战争立国的发展思路。秦国的文化与中原国家是非常不同的，他们认为穷要打、富要打，没有文人、商人的国家，国家一定强大，国富而不战斗，就会出现儒生、商人那样的国害，国家会羸弱下去。
　　本来，夏商周以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进入封建时期，各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袭，形成了一个贵族世代统治的体制，进入春秋末期，平民阶层崛起，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已经形成，但商鞅的变法让秦国崛起，打破了平衡，也改变了中国人。
　　中原文化经过长期发展，已经变得比较柔软，比较有宽容度，比较崇尚优雅和尊严。但是秦国不同。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是最野蛮、最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西北少族民族的生产关系比较简单、原始、纯朴，所以他们直接以追求生存、积累财富为目的，而很少加以掩饰。因此秦人比楚人更醉心武力，崇拜强权。
　　商鞅从军爵制度开始，取消贵族世袭制度，收回特权，只有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有军功战绩，才能够重配爵序，列籍贵族；平民百姓，不管出身贵贱，只要有军功战绩，都可以根据杀敌多少，获得相称的爵位，获得功名富贵。有野心的人，通过打仗、杀敌，血腥的屠杀，获得人口和土地。
　　商鞅还企图统一国民思想，采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视为“国害”。他在渭河边论法，一次性就屠杀了700多反对他执政路线的文人。商鞅不能容忍跟自己想法不同的人，把他们全部流放到偏僻的边境、穷山恶水当中去，从此再也没有人反对他了。
　　秦国这样的发展模式，当时的其他国家称秦国为“虎狼之国”。但打来打去，最后野蛮战胜了文明，秦国击败六国，统一了天下。

中国文人连“归隐田园”的可能性也没有了

 

　　《新民周刊》：你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末日，始于秦汉。为什么？
　　张宏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虽然动荡、混乱，战争不止，但思想和文化、价值观却是百家争鸣，自由、开放、多元的。当时的知识分子，可以在不同的国家，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各国竞争，为了生存、发展，都拼命延揽有才能的人士。不同的思想和制度，它们之间不断碰撞，让社会朝前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大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迷信权威，也没有思想禁区，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的“道”凌驾于君王的“权”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孔子周游列国，不是为了高官厚禄，只是为了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最后感觉列国都不能行他的道，还坚持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
　　孟子的性格比孔子更张扬、更锋利。他说 ：“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意思是，别太把国君当回事，就把他们当成什么都不懂的小孩。知识分子的这种言论、气概，在后代的知识分子身上看不到了。
　　等到秦始皇了，统一六国，各国的知识分子，只能生活在一个皇帝之下，没有了选择的机会，也没有逃亡的自由，只能为这一个政权服务。秦始皇的暴政，尤其是“焚书坑儒”，排除不同的政治思想和见解，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连《诗》、《书》等书也限期交出烧毁；禁止私学，杀死大批知识分子。
　　秦始皇确立了君宪制度，给专制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这个专制制度建立得太强硬，剥夺天下的意图太明显，结果二世而亡。汉朝吸取秦始皇的教训，给秦始皇建立的硬制度加上一层软装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要行王道、行仁政，给专制制度配上一个非常合适的意识形态体系。
　　汉代统一思想，对全国人民的大脑进行格式化删除，彻底剪掉了知识分子思想的翅膀，中国人的智力开始持续下降。从汉武帝开始，直到至今，中国没能出现春秋战国那样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没有再出现过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
　　后面的历朝历代，继续在专制的基础上添砖加瓦。接下来隋炀帝、唐太宗完善了科举制度，把天底下所有的知识分子统一到科举考试上，从制度上有力地控制了知识分子的头脑。宋代重文轻武，有意识地削弱了尚武精神，防止地方有能力对中央进行反叛。
　　《新民周刊》：到了明清两代，知识分子就彻底被降服了。
　　张宏杰：到了明朝朱元璋时期，文化人连隐居山林的选择也没有了，凡不听从号令，不为朱家王朝服务的，全族被抄家，全家被杀掉。朱元璋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在这道前无古人的命令下，苏州才人姚润、王谟因征召不至，被朱元璋斩首、抄家。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把左手大指剁去，不肯出山做官，被朱元璋“枭令，籍没其家”。中国文人连“归隐田园”的可能性也没有了。
　　到了清朝，知识分子就更惨了，几代皇帝前赴后继，对知识分子大兴文字狱，动不动就满门抄斩，用暴力和恐怖，在人们思想大脑里，建立监狱，对知识分子实现特务恐怖，甚至清查文章里的隐喻，连谈历史的兴衰，借古喻今都成为罪证，彻底让一个民族停止了思考，变为一具僵尸。
　　当时的清代名臣张廷玉有一个习惯，下朝归家后把身上带着有字的纸条都要烧掉，也很少跟别人通信。因为家里有文字，将来一旦犯事都会成为罪证。
　　乾隆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奸臣”固然并非国家幸事，“名臣”的出现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国家只需要唯命是从办事敏捷的奴才。他说：“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
　　在这样的专制下，清代的知识分子丧失了创造力，为皇帝服务的大臣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丧失尊严、人格，无思想无操守，老老实实当奴才，卖命效力，以获得功名利禄，一有机会，他们就大肆贪污腐败，盗窃皇帝的家产。

统一思想和改造国民性

 

　　《新民周刊》：你在书里为什么说，中国历史几千年的成就是中央集权制？
　　张宏杰：西方人认为中国从秦始皇之后，2000年是一个僵化的历史，用黑格尔的话说，中国的时间停止了。但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秦始皇以后，中国历史也是不断演进发展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是集权专制和统治技术，发展越来越精微。也可以说，秦始皇后的2000年历史，就专制制度的发展史。
　　所以我认为，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发明创造，不是四大发明，不是指南针，不是造纸术，不是火药，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专制制度。
　　这套体系背后有着很多理论提供者，像韩非子，法家、儒家，包括老子、墨子，董仲舒，都对这个制度上提供了思想之源。比如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主张我们都知道，但我们往往忽略他另外一句话“天得一以宁，地得一以清，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老子的小国寡民论，是建立在大一统的社会背景之下，他是最早提出大一统政治要求的知识分子。
　　墨子我们对他往往比较有好感，实际上墨子最核心的思想是尚同，就是要用一个大脑统一全国人的思想。他的设计是这样的：一乡的人要把思想统一到乡长身上，一县的人要把思想统一到县长的头脑上来，一国的人要把思想统一到君主的思想上来，这样才能令行禁止，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
　　中国的集体主义、专制主义的思想源头远比我们想象的深远。春秋战国，思想那么活跃、开放，诸子百家气象万千，非常峥嵘。但他们却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倾向，呼唤中国尽快统一，呼喊中国尽快出现强有力的统治者。
　　《新民周刊》：从晚清到民国、新中国，从梁启超、鲁迅到毛泽东，一百多年里，中国人都在提倡改造“国民性”，为什么都没有成功？
　　张宏杰：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认为自己的国民性存在劣根性，兴起如此轰轰烈烈的国民性改造运动。
　　从梁启超到鲁迅到毛泽东，其中有一主题是改造中国人，改造每个中国人的思想。但改造了100年，好像我们整个素质变化不是很大，甚至有些方面还有退步。
　　梁启超说中国人身上有奴隶性，甘于帝国的统治，甘于暴力的统治，不敢反抗；缺乏公德意识，只有私德意识；缺乏尚武精神。梁启超认为这是中国人的三大弊病，国民性的三大弱点。要改造中国，关键是改造每个人，通过写小说、办学校、办报纸的方式，思想启蒙，让每个人都意识到身上的缺点，唤醒老百姓，然后变成新民。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取得政治改革的成功。
　　梁启超的思路后来被鲁迅所继承下来。鲁迅经过中华民国的建立，以及后来的二次革命，他对这个制度变革丧失了信心。他说如果没有新的国民，这个国家换什么招牌都是没有用的，不管民国还是共和国，但都是原来的人。所以最先要立人，立人后才能立制度。所以鲁迅整整20年时间，不停写作，写小说、写散文、写杂文，攻击中国人的劣根性，唤醒老百姓，每个中国人接受了新思想，成为新民众，素质提高了，然后整个中国也就慢慢变好了。
　　鲁迅的思路后来被毛泽东继承下来。毛泽东年轻时曾经主张湖南独立，主张联省自治，就是成立湖南国，不跟别的省一起混，把湖南改造好。他当时对中国国民性的看法和梁启超、鲁迅一样，认为中国人积病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性情懒惰、虚伪相存、奴隶性强、思想狭隘，身上存在非常大的劣根性，必须得把这个劣根性完全打掉，中国人才有希望。
　　毛泽东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后，认为找到改造中国的灵丹妙药。他认为马列主义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只要用最先进的思想占领每个人的头脑，每个人都变成共产主义新人，听党的话，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得到解决。
　　新中国建国后，有人统计过，毛泽东共进行过63次群众运动，其中大部分群众运动，都贯穿着思想改造的主题。“文化大革命”十年时间，用思想革命解决中国人素质问题的这条路走到了极端。不同的政治、社会运动，基本是按照这个思路来进行国民性改造的，但结果怎么样，大家都很清楚。在制度建设没有根本性改观的前提下，期待国民性的彻底改造是不可能的。
　　《新民周刊》：你说，历史即当下，为什么？
　　张宏杰：是因为当下发生的一些社会现象，在历史上都发生过。打击贪污腐败，百姓冤屈上访，国家工程贪污，这些问题，历朝历代都发生过，相似度惊人地高，好像那个时代的事物改头换面，换一套马甲又穿越跑回来了，像是时光倒流。所以翻读历史的时候，渐渐发现，现代社会的很多问题，都不是现代的问题，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制度的问题，这种问题的根源都在历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