搪瓷旧事
阅读提示：“我想，我们还真的不能忘却过往的岁月，和承载这些岁月的老物件。”
记者｜姜浩峰
“我们是祖国的花朵”、“我在傻A和傻C之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上海田子坊，小店中一排排小搪瓷杯上，印着这样的句子，吸引着游人的目光。而这些搪瓷制品，大多产于山东巨野等地。与当年上海企业的产品相比，质地已经不太一样。
搪瓷，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如今，除了小店里的“赝品”，真正的搪瓷用品去哪儿了？上海的搪瓷工业去哪儿呢？
2002年，作为上海久新搪瓷厂末任厂长，谢党伟不得不接受市里产业结构调整的安排——搪瓷工业合计七个厂全部关闭结束，久新搪瓷厂和上海所有国有搪瓷产业一道，成为了历史。
今年元旦开始，谢党伟在新浪微博上推出了一个转发活动——百万人转发搪瓷百年活动。一下子，掀起了几代人的记忆。80后们想起了自己上幼儿园第一天，老师发下来的一只白色的小搪瓷杯；60后怀想起了进工厂时，获得的先进生产者奖励，还有结婚时亲戚送的搪瓷面盆、搪瓷痰盂、搪瓷对杯。逢着年逾古稀的老妈妈，甚至还会向谢党伟诉说自己儿时在幼稚园里用的白绿相间的高脚蓝边搪瓷小碗，到做妈妈、做奶奶喂儿孙时，居然又重逢。
这些情况并不出乎谢党伟所料，只是他没想到效果这么好，影响这么大。在开微博之前，谢党伟已开通了网站、博客。“没有其他目的，就是为了宣传与介绍中国搪瓷民族工业历史、搪瓷工艺品发展历程、搪瓷文化、搪瓷人的精神。”
谢党伟年近花甲，目前供职于某港资房地产公司任办公室主任，前不久报读国家会计学院EMBA金融班。听说谢党伟收藏搪瓷制品，班上的年轻同学、老师给他出主意——开微博，传播搪瓷文化。谢党伟告诉《新民周刊》，“今年，是工业搪瓷用品大量进入中国100年，我收藏了2600多件搪瓷品，其中有生活用品、工业品，也有工艺品。我出生在7月，所以叫‘党伟’。我想在7月份自己60岁生日的时候，办一个搪瓷展览。”
映射年代情结
“看着这些搪瓷，我就想起自己的妈妈。”说这话时，即将花甲之年的谢党伟，不禁眼眶湿润。在位于上海虹口区衡水路的高级公寓家里，他回首自己的成长岁月——自家五兄弟，当年即使家境困难，可谢妈妈只要手里有钱，依然会三块、五块地塞给谢党伟，以支持他购买搪瓷制品，供他学习研究。
1973年，18岁的谢党伟进入久新搪瓷厂，最开始做喷花工。那时候的他，是个肯动脑，又用功的小青年——如何用喷枪，上下高低、气压大小如何运用，怎样接近原稿的艺术效果，他都会跟老师傅学，外加自己反复揣摩。1978年，参加上海青工能手比赛，身材不高看起来瘦弱的小谢同志，以10分钟喷十个盆的佳绩，获得第一名。记者在谢党伟家，看到了36年前的比赛作品——闪着光泽、簇新的搪瓷盆，而比赛奖品——一个从未用过的塑料壳的保温杯，被谢党伟放在橱柜的显眼处，与一些景泰蓝制品放在一起。
在谢党伟成为搪瓷厂青工的时代，上海货正广受全国人民喜爱，销往各地的搪瓷制品，花样风格都要照顾各地群众的偏好。单以牡丹花样的脸盆为例，销往北京、哈尔滨等地的，偏重浓墨重彩，大多配以“万紫千红”、“金钱牡丹”、“花好月圆”图案；南方偏重淡雅清新，多销“芙蓉鸳鸯”、“竹编牡丹”等类型。
当年搪瓷制品供不应求。“我们厂的职工结婚，也只能买二等品。”谢党伟说，“一等品除了上市销售以外，还出口。2002年久新搪瓷厂关闭之前，我们出口一个搪瓷盘，售价是1美元，美国人装一个镜框，当工艺品卖30美元。当时的美元与人民币兑换价是1比8，现在想来卖得太便宜了，但不管怎么说，搪瓷成了我们国家出口创汇的一个项目。”当时，美国、德国、荷兰、澳大利亚、韩国、捷克斯洛伐克、尼日利亚，都有订单。
久新搪瓷厂的产品还能成为国礼。有欧美的元首到上海访问，会得到一对搪瓷咖啡杯；有伊斯兰国家元首来，则得到茶杯。
久新搪瓷厂的产品，如今自然是谢党伟的藏品，但也都是他当年花钱买下的。“我可不会揩公家的油。”在谢党伟的藏品中，记者见到一个直径在20厘米左右的青天白日中国国民党党徽，反面是青底白字的“民国三十七年十月十日”，也就是1948年的“双十节”，那时候，国民党败局初定，却也不忘向久新搪瓷厂订购“国庆”纪念品。这块国民党党徽经历了“文革”岁月，能保存至今毫无损坏，极为珍贵。在久新搪瓷厂关张之际，经领导批准，谢党伟得以收藏之。
知道谢党伟在收藏搪瓷品，朋友们也主动帮忙寻觅。“‘援越抗美’胜利后，上海各搪瓷厂制作过仿瓷杯，慰问解放军，他已经收藏了。听说抗美援朝期间，上海也生产过慰问解放军的搪瓷口杯，尽管到处寻觅，却不见踪影。毕竟60年了，谁还保存这口杯？”谢党伟的朋友袁定国说，“我曾找到一位在搪瓷厂设计花样的女画家。她说见过这种口杯，记得杯子上有一只和平鸽，好像是仿毕加索原作的。”
在2011年初的一个老年科技组织春节聚会上，袁定国遇到了一位解放军离休干部仲天怀。16岁参军的仲天怀称，自己有一个朝鲜战争时期的慰问杯，可以贡献给收藏者。袁定国立刻发短消息给谢党伟：“我奇遇了一位有‘慰问杯’的热心老军人仲天怀。”
当夜回到家，袁定国却接到仲天怀的电话，他说：“那杯子原来是用来盛水浇花的，天冷，不太浇水了，不知怎么找不到了。老伴也不知杯子下落。我找到后再与你联系。”整个春节期间，袁定国都在为谢党伟留心杯子的下落。“我都落下心病了。每天晚上，如等待恋爱中的情人，焦虑不安。又不敢打电话给仲老先生，就怕听到‘找不到’三字。又想打电话催促仲老先生，‘务必找到这宝贝’。再一想，老先生人很实在，再说这样年纪的人，不便打扰，还是等消息吧。”年初七夜间，老先生打来电话：“杯子被儿子拿走的。他要保存起来，与我的军功章、军服、军帽、武装带、军鞋放在一起，留作纪念，当作传家宝。我对儿子讲了，杯子保存在家，不及给藏家保存，有更大意义。儿子同意了。儿子把杯子送来后，再与你联系。”老先生家住奉贤南桥，他想快递到市区。可袁定国不敢怠慢，亲自上门去取，并当面表示感谢，然后又转交谢党伟。
从珐琅到搪瓷
如果从1878年德国、奥匈帝国的日用搪瓷制品少量传入中国算起，工业搪瓷进入中国的历史，远远不止百年。谢党伟所说的百年纪念，根据的是《上海工业志》所记载的说法：“民国3年（1914年）后，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向中国大量倾销搪瓷品，民国4～20年共计输入搪瓷品达关银1366.19万两，中国市场基本被日本所垄断。”
也正是在此之后，除了英商以外，也有一些中国商人和专业人士，开始开办搪瓷制品企业，逐渐能够对抗日货。
“搪瓷作为工业品，为中国普通百姓所用，的确要从1914年算起。”谢党伟说，“值得一提的是，在1956年中国制定搪瓷制品标准以前，这种将将无机玻璃质材料通过熔融凝于基体金属上，并与金属牢固结合在一起的复合材料，被称作珐琅。至今，国外，人们还称搪瓷为珐琅。”珐琅是音译，古代又称“佛菻”、“佛郎”、“拂郎”。
谢党伟告诉《新民周刊》：“珐琅，最早诞生于古埃及，后来在隋唐时期传入中国。在中国，又产生了许多精品。比如说景泰蓝，采用的就是铜胎掐丝珐琅的工艺。由于铜的质地比较柔软，所以在手工业时代就能拗出各种造型，并且能用于掐丝。而铁在质地上比铜硬，所以只有在经历了工业革命的奥匈帝国、德国，才能发扬光大，产生了日用的珐琅制品。”
在谢党伟看来，现代珐琅工艺进入中国以后，很快发展成为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优秀的艺术传统的工艺品。“它们有着黄金和宝石般的华贵和魅丽。”这是谢党伟对搪瓷精品的最高赞叹。
1916年，英国人麦克利（F.H.Mcfregor）在上海闸北顾家湾（现中山北路、恒业路附近）开设广大工场，制造牌照、口杯、食篮、灯罩等搪瓷制品与日货竞争。1917年，刘达三与姚慕莲合资在闸北创设中华美术珐琅厂，这是中国人自办的上海首家搪瓷厂。在此之前，刘达三专门去奥匈帝国留学，学习美术珐琅工艺。1920年7月5日，中国搪瓷业历史上第一个研究机构——中华珐琅研究会成立。那个年月，随着民族经济开始发展，各类搪瓷、珐琅工厂在上海滩开设出来。许多产品参加展会，获得奖项。
到1931年10月，由顾志廉等9人集资国币10万元创办的上海久新珐琅厂，正式宣告成立，后因受“一·二八”淞沪抗战影响，开工被拖延到1932年5月，设炉窑2座，工人262人，生产九星牌搪瓷产品。开工之前，厂方还请黄炎培先生题写了厂名。
谢党伟给记者看了一本搪瓷图样册，写明“民国念（廿）七年”，也就是1938年。图样册纸页发黄，如果光看内页，今人或许会认为是一本中国画册页集。谢党伟特别喜欢民国年间的一些搪瓷图案，比如一个1920年代的西湖博览会纪念盘。
谢党伟也同样津津乐道于1949年以后的搪瓷制品。
“上世纪50年代，一些画家得以深入工厂。他们半天到工厂劳动，半天进行绘画创作。这批画，留在了搪瓷厂，等于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谢党伟说，“如果现在重启搪瓷厂，无论是请传统画家画花样，还是请人设计造型，都将会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对这一时期的搪瓷厂绘画有所了解的，不止谢党伟。在2012年的“艺术为人民服务”画展上，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陈翔指着王个簃的《走向生活》，向媒体介绍：“这幅画很有意思，是海上著名国画家王个簃在上海益丰搪瓷厂绘制的。当年，唐云、程十发、邵洛羊、叶露渊、李秋君、周炼霞等画家来到久新搪瓷厂，王个簃、俞子才、朱梅林等画家到益丰搪瓷厂，与工人打成一片，画家们设计的精彩花样，使人耳目一新。”
这些画家当年还不仅仅在画室里、工厂里埋头作画，以帛画著名的穆益林，还有同为久新搪瓷厂美术科的张华、谢家祥、陈捷等人，就曾经拿着画稿，到南京路中百一店，请群众点评。群众喜欢的，就拿回去生产，群众对画稿的意见建议，大家积极采纳修改。
为何退出市场
在谢党伟家，他拿出一个民国时期的搪瓷面盆，和久新厂后来生产的面盆作比较。谢党伟说：“后来的面盆，也就是牡丹图案的‘万紫千红’之类，我们称为‘胜利式’，我们用了很多年。这是当年经典的中国工业设计。”
谢党伟对当年钻研搪瓷生产的故事，念念在心。上海已故画家、书法家唐云的儿子唐逸览，就曾经在搪瓷七厂工作。唐逸览当年在搪瓷七厂工作过，由他首创的搪瓷丝网印贴花工艺，获轻工部重大科技成果奖，从1980年创汇300万美元到1987年创汇2000万美元。不仅如此，按照谢党伟的说法：“贴花工艺减轻了搪瓷喷花工艺对工人身体的伤害。”
在谢党伟任久新厂领导期间，他曾接待过美国搪瓷协会的创始人汤普森。美国客人还在久新厂当场绘画了一个圣诞快乐的盘子，烧制成搪瓷盘。如今，这个盘子也是谢党伟的珍藏。谢党伟的儿子在意大利米兰学习服装设计，经常会有他的同学到上海来，也就慕名来到谢党伟家，探看他的珍藏。“这些90后的外国小伙伴，对富有中国情调的搪瓷制品，特别有兴趣。只是许多人第一次接触中国近现代日用搪瓷，根本分辨不出这都是些什么，那又是干嘛的，只感觉挺好看的，挺有设计感的。”谢党伟说，“我想，我们还真的不能忘却过往的岁月，和承载这些岁月的老物件。”
搪瓷是怎么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隐退的呢？2002年，在外销市场一片大好的情况下，位于浦东杨思的久新搪瓷厂关闭。“主要是产业结构调整，因为搪瓷生产过程中的酸洗，会造成污染。”谢党伟告诉《新民周刊》，“久新厂关了后，我自掏50万元，带了16名技术工人，到南汇老港开了三个炉灶，办起一个小搪瓷厂。”由于2003年钢材价格突然暴涨，而外销搪瓷的订单是三个月一签，等钢材涨价后，为了完成合同，谢党伟入不敷出，最后以亏损22万的代价关了老港的工厂。
“那时候，我也第一次意识到，传统的搪瓷生产污染太厉害，以自营的那个小厂为例，开厂总共没多少时间，对南汇农村的河道、海边已造成了污染。”谢党伟说，“其实，搪瓷成品是没有污染的好器皿，如果能够解决酸洗过程产生污染的问题，我国还是应该发展搪瓷的。”如今，欧美市场依然有大量搪瓷订单，生产企业则转为东南亚的泰国、越南等。谢党伟出国时，总不免购买几件别致的搪瓷产品，以供收藏，价格可不便宜。
就生活日用品的范畴来说，搪瓷已逐步淡出国人的视野，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消亡。最近，谢党伟的珍藏还被嘉定一家开发商借去，在一个打造老上海情调的楼盘里展出。谢党伟说：“大家喜欢怀想当年用搪瓷的时光，我免费借给他们展览。”
承载集体记忆的工业产品
床单
1935年，在上海杨浦的一个弄堂内，民光床单的创始人项立民设厂岳州路兴祥里。初期工厂仅有1台人力毛巾木织机和1台人力被单木织机，雇工8人，生产简单的毛巾、被单产品。日后人人皆知的中式床单就在这样一个看似简陋的小工厂中孕育成长。2012年9月11日，网友@阿兹海默症的柚子 带图发了一条微博，抱怨自己的耳机坏了。意外的是，网友发现图中的床单如此熟悉，引发微博狂转，这条民光床单因此意外走红，被封“国民床单”。
自行车
中国曾被称为自行车王国，在1990年代以前，北京、上海早高峰时间，满大街的自行车阵势非常壮观。1990年代末，记者在当时的铁道部唐山机车车辆厂，曾见过早上数千工人骑自行车鱼贯进场的场面——骑车人一律穿着厂服，骑着黑色28英寸或者26英寸自行车。当年的老品牌有凤凰、永久、飞鸽。
手表
上海牌手表，是上至毛泽东、周恩来，下至普通工人都青睐的国货。1955年9月上海轻工业局组织上海钟表行业58位老师傅用手工制作了18只细马机械手表样机。1958年上海手表厂正式建厂，生产出第一批上海牌手表。后来，上海牌手表还出过不少新型号，引领风尚。
照相机
海鸥、凤凰，被称为国产照相机的“两只鸟”。特别是海鸥B型双反系列，和从DF开始的单反系列，s受到20世纪中后期国人的普遍追捧。
收音机
1952年，南京无线电厂利用美国剩余物资RCA收音机的元器件（包括机壳），组装了一批五灯电子管收音机。之后，上海无线电二厂红灯牌收音机，是20世纪中后期国人家庭里比较显眼的“大家电”。如今，收藏市场的“文革机”已经成为一项大类。“文革机”中还有一类——语录机。“文革机”的特征是在收音机产品上利用文字、图案、造型、品牌名称等方式来突出政治思想或革命精神。到1972年，语录机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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