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黄昏掠影
阅读提示:年龄、户籍、学历上的劣势让许多三线第二代开始品尝一种与他们父辈那种苦中有乐截然不同的艰辛。
特约撰稿|姚亿博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引爆成功;兰考的好干部焦裕禄去世。这一年,中国很多大事被铭刻于历史,这其中,“三线建设”也应当有自己的位置。
十多年前,曾经作为三线重镇之一的襄阳市境内,316国道将一个老国企拦腰穿过,一分为二。留下几栋20世纪70年代的苏式红砖房守在路旁,它们当年在人们眼中曾经多么神气。
车水马龙,国道拓宽又拓宽,出租车司机调侃,这批盘踞在机场进城必经路上的老破房必定要拆,“不然市领导一定觉得没面子”。
被司机嫌弃的老国企建设于“三线”的火热年代。那时这里汇聚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外乡人,有的说当地人听不懂的粤语,有的吃当地人看不懂的生大葱,还有不少提起生煎馒头就要流口水的,他们中不乏名牌大学的高材生。主动或被动,他们被历史潮流带到这里,迎接他们的只有荒郊野岭。
三四年前,襄阳市里还有公交车会拐进这个位于国道边的老国企,因为工厂核心生活区距离厂门还有两公里远。这是地方政府对当年纳税大户的老国企所表示的一番温存。
如今,新工业园次第建起。东临深圳工业园、南靠创新工业园、西连高新产业基地、北依东风奔驰新区产业区,被新气象包围的老国企英雄迟暮。公交车终于只在厂大门口勉强设下一站。而那些当年的外乡青年渐渐腿脚不便,也就不再频繁进城。
襄阳内燃机车厂,原6618厂,这座上过新闻联播的知名三线老厂,与当年建设它的外乡青年一样,如今成为三线黄昏的缩影。
那些用数字当厂名的工厂
早上5点多,退休女教师黄国强开始了一天的生活,打扫卫生,准备早餐。虽然在鄂西北城市住了40多年,她还是没有习惯这里街市上早餐的辛辣。
上世纪60年代末,独自带着两个儿子的黄老师从陕西宝鸡一个三线厂子弟学校调动至此,丈夫姚文才此前已经从原来支援的一个昆明三线厂迁来。姚文才成为负责该厂日常生产的处长,妻子则成为该厂子弟学校的核心创建者。二人被写入了厂志,在一段特别的时空里书写开创者的历史。
另一对出身北京部队大院,分别毕业于清华和北大的工程师夫妇是为了“让毛主席睡好觉”而主动请缨来到这里的。他们的孩子原本在北京某高干子弟小学就读,来到这里后就读于附近村里连课桌都没有的小学,每天放学回来一身泥。
“当时这里一片荒凉,到处是小山坡,要建起厂房、宿舍,都靠自己推平小山。喝水也要自己打井,这里地下水是硬水,所以胆结石、肾结石在厂区的发病率远远高于周边饮用河水的当地人”,黄国强回忆。
1969年4月,为襄渝铁路施工的需要,昆明混凝土制品厂一部及昆明机械厂迁建至湖北省襄渝铁路沿线,直接为襄渝铁路施工服务。
迁建意图当月通知到了两个单位,面临拆分和搬迁的两家单位当即在组织选址的同时,也紧锣密鼓动地组建迁建队伍。
本着“靠山隐蔽,防空、防原子武器和化学武器袭击,不占良田、少占耕地”等原则,昆明先遣队来到湖北。经过3个月风餐露宿的实地踏勘,1969年7月选定厂址,这个三线企业命名为6618厂。
一万人工程与一个人命运
和这一时期其他三线工厂一样,建设上述工程,国家大手笔调用了4000铁道兵、5000当地民兵,加上工厂招收和调入的职工,总计超过1万人投身其中。
由于丘陵地带沟深坡陡,工地状况“晴天一把刀,雨天一团糟”。与自然困境对抗的是鼓动精神的口号,“下雨当流汗,刮风当电扇”,“一天当两天,苦干加巧干”。
虽然高喊“巧干”,但在当时三线建设普遍追求进度的气氛下,该厂厂志提供了一个典型样本:由于过度追求速度,1970年不幸发生大小事故54起,其中重大事故11起;1971年发生事故11起。其中不少是运输砂石过程中因高速行车而造成的翻车事故。
“司机为了加紧工期没日没夜地开车,顾不上吃饭喝水、憋着不上厕所,到后来厂子建成,一些司机得了肝癌、胃癌,很难说与此无关。有个司机去世时才40岁,那时厂子建成不久,出殡时,全厂职工列队、鸣响汽笛,汽笛声和哭喊声在周围小山之间来回作响。”黄老师回忆至此,热泪盈眶。
1976年6月,6618厂工程竣工。
在当时遍布中西部的三线工厂,普遍采用简陋的土坯房作为生活用房。而该厂所处地理土质塑性大,极易干裂,经多次申请并得到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终于采用活动房和工棚,此后又建设起红砖房。
“1971年7月,领导交给我一项艰巨任务,在当年9月1日开学之前,要建起一座包括小学和初中的子弟学校。当时,整个工地一无所有,负责筹建的老师仅有3个人,后来增加到8个”,黄国强的回忆在这一页上满是激情兴奋,“这里把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交给我,而在原单位我却因为是大学生而遭到打击压抑,因此我觉得幸福。”
“不隔音、不保温的活动板房就是我们的教室,这边上音乐,隔壁必须上体育,否则讲课听不见。基本的图书、教具都要坐好久的大卡车去买……现在已不能想象,到了9月,我们几个人还真就建成了一座品字形的学校,如期开学!”
“国家人”的身份与荣誉
经过几次改扩建,该厂在上世纪80年代呈现出欣欣向荣的面貌:占地百余公顷,资产总额数亿元,机械设备数千台,铁路专用线近10公里。
由于地处远郊,它和众多的姐妹工厂一样,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学校、医院、招待所、电视台、广播台、商贸大楼、澡堂、幼儿园、礼堂。除了没有火葬场,基本涵盖了一个人从生到死的一切需要。
“本厂人”和“当地人”成为一组对应的名词,“厂矿普通话”成为通用语言,绝大多数三线职工的二代已经忘却家乡方言。
“那种一开口就立马引起对方好奇的感觉很奇妙。”虽然因为一口普通话,有时难免遭到当地小贩的缺斤少两,可作为三线二代的芦强却仍然有一种说不清的隐隐自豪,“每天上下班会准时响起广播,我们都叫‘吹号’,和军队一样,附近没有手表的农民就以这里的号声作为时间参照。”
在计划经济年代,工厂的供应得到一定保证,三线人的物资供应要好于当地人,困难时期有时有专列送来国营农场的蔬菜水果,甚至还有来自渤海的黄花鱼。省城武汉,乃至北京、上海最流行的元素也往往首先出现在厂区。
除了这些,三线人的记忆里还有作为“国家人”的身份和精神荣誉。
“从军队到后来的铁道部文工团,还有湖北省和襄阳市的文艺团体都经常来我们这慰问‘三线’的演出,不少是国家级演出队。有一年冬天,下大雪,工厂大礼堂还没建好,北京来的文工团员就穿着短袖在大雪里演出,很多工人都感动得哭了。当时,我才十来岁,作为三线子弟的光荣感也许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黄国强的儿子姚援朝说,“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厂里效益都不错,自己开发的自卸车到电力机车都是香饽饽。厂里经常给职工发大衣、皮鞋。工厂招待所住满了找我父亲商谈加工合作的人。”
“如果哪个孩子只有爸爸或妈妈是工厂正式职工,会被叫做‘半边户’。这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一直持续到我们上高中,真正认识到外面的世界远远比我们的厂‘大’为止。”作为三线第三代的蒋川从上大学起离开襄阳,现在已经在广州成为一名医生,而那种对老厂的情感似乎并未完全淡去。
时间仿佛在某刻突然停止
20世纪90年代,变化的浪头向老厂袭来。原工厂化验室女工孙萍,回忆起90年代末下岗的情景,用了“刻骨铭心”。
“我来这儿的时候不到20岁,干到40多岁了,突然有一天主任过来说,‘厂里要减员增效,组织决定要你下岗’。尽管丈夫还在一线车间,可儿子马上就要读中学,听到消息真有天塌下来的感觉。”
后来人们发现,90年代的下岗阵痛真的只是阵痛。出于国企老传统,大多下岗工人都得到了诸如去给排水这样的后勤单位的安置,生活未受太大影响。“2003年,席卷全国的国企改制才是真正的‘刻骨铭心’”,曾经在该厂工作了20多年,改制后不得不外出务工的王坤说。
全国范围的国企改制故事中,不乏某些领导干部侵吞国有资产、侵害职工利益的现象,底层工人往往意见很大。
职工们被“买断”工龄后,依依惜别这个父辈和自己为之奉献并视作大家庭的老厂。有的分厂在被推向市场后,因为长时间“习惯”计划安排生产而缺乏创新以及地处郊区信息不畅、经营不善等原因,逐渐衰败。
收入的降低,直接带来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的双重下降:曾经每周有电影、过节有慰问演出的工厂礼堂成了年久失修的危房;数万人生活的厂区连个像样的报刊亭都没有,全厂最热闹的是彩票店和麻将馆;那些具有鲜明工业时代的大厂房和往来繁忙的铁轨,也变得安静了;承载三线子弟美好童年的幼儿园被废弃;打开大多数老三线职工的家门,映入眼帘的大多是上世纪90年代的家具和装修,时间仿佛在某个时刻突然停止了。
一些与工厂荣辱与共了二三十年的老职工,和厂外那些曾经无比羡慕他们的农民一样,外出打工。年龄、户籍、学历上的劣势让许多三线第二代开始品尝一种与他们父辈那种苦中有乐、壮志激昂截然不同的艰辛。
面临窘迫的,除了二代,还有他们的父辈。原本直属工厂的学校、医院陆续剥离,交给地方。因为退休工资、医保等问题,一些七八十岁退休的老三线人不得不常常奔波于相关部门,希冀获得帮助。
第三代开始融入当地
“我是哪里人”,是一个看来无关紧要却困扰着三线后人的问题。不会说当地方言、不习惯当地口味、与当地人相互没有真正的身份认同,许多年后依然如此。
黄国强的丈夫姚文才,建厂之初就开始具体负责工厂的日常生产工作,从调度一直干到处长。记不得多少个调回大城市的机会,夫妇俩都因为单位需要骨干、走不开、舍不得而最终留下。三个儿子也因为家庭的缘故,无一例外在厂里工作。在这个鼎盛时期员工近万人的三线厂里,一家两代乃至三代工作于此的家庭比比皆是。很多时候,只要说出一个人的名字,就能还原出其整个家族的车间和岗位的清晰图谱。
最忙的那些年里,姚文才甚至记不得孩子读到几年级,到底是小学生还是初中生。没能享受到退休的闲暇,这位老干部就因肝癌把生命的休止符画在了第二故乡。
“外地人”姚文才的骨灰曾经因为家人准备归葬家乡而久未入土,但随着这家第三代的陆续诞生,20年后家人最终决定就把老姚安葬在这片他战斗过奉献过的地方。
女工叶辉当年在返京机会下来的时候,因为已经结婚不合政策,含泪送别返回北京的父母兄弟。七八年前,她的女儿考去了北京,并顺利找到工作并定居。这几年,她也随女儿返回北京,终于回到了半个世纪前她出发的地方。
一部分“幸运的”三线第二代通过各种关系想方设法地回到北京上海,有意无意地躲开了工厂后来的变故。留下来的二代、三代,自然而然地越来越多与当地人融合,结婚生子,大多也渐渐遗忘了祖辈的特殊印记。第三代开始融入了当地,熟悉地说起本地方言,他们新买的商品房也距离老厂已经很远。
当下,一些三线老厂凋敝。但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近些年一些画家、摄影家开始探访这种三线老厂,迟暮的旧厂房和居民楼成为画面的主角,似乎又具备了某种独特的人文及审美价值。
望着自己住了40多年的老房子,黄老师抚摸着红墙说,“当年,这是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才能住的房子,如今已经被列入了棚户改造拆迁的序列。其实,这真该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冬日夕阳下,老人的笑容慈祥而略显惆怅。
三线“起源”:
1964年8月2日晚,一艘美国驱逐舰与越南鱼雷艇在北部湾发生激战,打破了中国西南边陲短暂的宁静。情况升级,越南战争的战火进一步燃烧到中国南部边境。到1965年9、10月间,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重新拟定的“三五”计划。新版“三五”计划强调,必须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由此,以“吃穿用”为中心的“三五”计划正式改变为以“战备”为中心。
三线“数字”:
三线建设涉及中西部地区13个省和自治区,横贯3个五年计划。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建成2000个大中型企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形成45个大型生产科研基地和30多个新兴工业城市,修筑了10条总长8000公里铁路干线。国家在三线地区共审批1100多个中大型建设项目,投入资金2052亿元,占全国同期基建总投资40%的资金被投入到了这片叫做 “三线”的地区。
三线“调整”:
1988年7月,国务院三线办公室在襄阳召开三线军工企业重大民品开发座谈会,会后向国家计委提出《关于发挥三线军工优势,进一步开发重大民品的报告》,三线企业以军转民为代表的产品方向和产业结构调整就此展开。手枪工厂改产冰箱,雷达工厂改产面包车。此轮调整中,东风汽车公司、红河卷烟厂、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三线企业涅槃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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