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肉节”与小资文化领导权
阅读提示：这种弥散在青年群体中的小资文化，近乎主导了当下的文化格局，其文化领导权不仅强大到可以制造议题，给出一套讲法，同时强大到限定了对立面的讲法。
撰稿｜黄 平
6月21日，夏至，广西玉林。这是一年中阳光最长的一天，也是玉林最漫长的一天。由于狗肉节，全国各地的爱狗志愿者涌向玉林，连接着这座城市与中国内陆的广昆高速，暗潮涌动着敌意与怨念，传来隆隆驶过的卡车中土狗凄厉的叫声。
在玉林城内此起彼伏的狗肉保卫战中，最有意味的一幕，发生在黄昏时分。和投向外地志愿者的冷眼不同，玉林市民将热烈的掌声献给两位特殊的外地人。新浪图片频道的现场直播描述了这一场景，“其间，更有两位外国友人进入店家品尝狗肉，当地人聚集欢送，围观群众在狗肉店门口发出阵阵欢呼声”。
如果想真切地了解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冲突，了解作为文化冲突核心的“文明”与“野蛮”的博弈，欢迎来到夏至当天的玉林。在中国的网络上，此起彼伏地爆发过无数的文化冲突，但从网络回流到日常生活中的，玉林狗肉节如果不是第一次，也是最具规模的一次。
这场文化冲突不能被理解为“传统”与”现代”之战，尽管一些媒体将其夸张地描述为“传统”与“人道”的战争，在这种阐释中，“现代”完全垄断了对于“人道”的解释权，不必辩论，已经高下立判。论战的双方，其实都很“现代”，他们分享着同样的逻辑。作为发起攻击的一方，爱狗者指责吃狗肉野蛮。这是一种国际化的论调，早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时候，法国著名影星碧姬·巴铎和今天的中国明星一样指责韩国吃狗肉野蛮。由于玉林欠发达的经济现状与偏僻的地理位置，似乎“自然而然”地被视为蛮荒之地。有的网络大V甚至于翻出“文革”的旧账，指出广西素来野蛮，武斗的时候还吃过人，这近乎上升为国民性批判了。而辩护的一方，不是在“传统/现代”中消化对方的抨击，而是借助人权话语与法律话语，强调吃狗是我的权利，天赋人权，无权干涉；同时指出志愿者干扰了狗肉市场，已经涉嫌违法。玉林当地店家打出的横幅是：“我们爱戴狗肉文化，更爱戴法律”。
当外国朋友进入狗肉馆的那一刻，响起的掌声已经道破了这场文化冲突的秘密。这不是乡村与城市的战争，而是现代社会的内部冲突，而且是一种第三世界的现代冲突，双方都依赖“世界想象”构建自身的合法性：一方援引自由，一方援引人道。
在爱狗者与吃狗者之间找一个自己的立场是容易的，然而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无助于任何问题的解决。通过这场狗肉战争，笔者觉得十分重要的是，这种弥散在青年群体中的小资文化，近乎主导了当下的文化格局，其文化领导权不仅强大到可以制造议题，给出一套讲法，同时强大到限定了对立面的讲法。相比较而言，主流文化貌似强大，可以铺天盖地地宣传，但实则不过是抽象化的运作，维持着空洞的领导地位，缺乏直指人心的感召力。
这种小资文化，基本上是美国文化的一个通俗版本，比如“美国梦”的一个指标就是每个家庭“2.5个孩子”，0.5个孩子就是宠物狗。作为美国精神的象征，每一任入主白宫的总统必养宠物狗。
美国文化在全球的流动，依赖着背后的资本流动。在这场狗肉战争中，“屌丝”群体的文化明星、前上海家乐福收银员罗玉凤大出风头，犀利地指出“吃狗与不吃狗的问题，表面上是文化冲突，实则是阶级矛盾”。和小S、孙俪、杨幂、郭敬明以爱狗讨好自己的粉丝不同，罗玉凤和她背后的包装团队深知自身的受众在资本的等级秩序中相对低端，凝聚自己的粉丝，不能重复小S的包装策略。资本的流动塑造出贫富差距下明确的等级，不同的等级寻找各自的文化代言人，而彼此的差异是资本主宰下的体制中的差异，不是根本性的冲突。借助狗肉节吵架的明星们没有输家，他们都赢了，各自稳固了自己的基本面。
笔者当然也承认有传统的爱狗之士，也有大啖狗肉的饕餮之徒，千百年来不绝于缕，但他们在这场狗肉战争中是没有自己的讲法的，至多以激动的情绪擂鼓助阵。小资文化严丝合缝地建构着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同时在可能的时候走出网络来重塑社会。玉林狗肉节目前在热点话题中排在第二位，排第一位的是“爸爸去哪儿”，两个话题加起来，圆满了“2.5个孩子”的美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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