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死亡，学会面对
阅读提示：“当……”，钟声响起，棺盖被缓缓盖严。黑暗中，火化的“呲呲”声萦绕在耳边，却沸腾了体验者的心。约20分钟后，棺盖被打开，再次感受光明的体验者们自此获得新生，而各人脸上表情怪异。
记者｜应 琛 实习生｜葛 妍
“你现在要离开了，中间要经历一段黑暗。走过这段黑暗，你会看到故去的亲人们在温暖的灯光下迎接你。”这么温馨的一段话，是一个小男孩给他即将离去的亲人写下的。
死亡，既意想不到，又命中注定。在中国，人们对死亡历来避讳，凡是有关死亡的谈论都会沾染可怖的晦气。因此，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可以找到许多的说法替代“死”。
但近年来，中国人的死亡观也在慢慢发生改变。一些人兴起立“生前遗嘱”，通过这种方式直面自己的人生。不久前，贵阳市一位身患癌症的病人，为自己举办生前告别仪式。更加无私和伟大的举动，是选择捐献遗体或者器官，这样的感人故事，如今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媒体上。
死亡，到底是什么？为了解答这个难题，一种名为“死亡体验”的活动正在年轻人中间悄然兴起。“死亡体验”在国外已经不太新鲜，韩剧《来自星星的你》中，被杀害的女星韩宥拉，就曾经参加过“死亡体验”。
《新民周刊》记者近日到上海的一处死亡体验馆，经历了一次“死亡之旅”。在死亡体验馆的创办者、聆心文化的总经理谢洪全看来，这种死亡和重生的仪式感能刷新人们对生命价值的认知，“让人们站在出世的角度反思生活，从而帮助体验者找到通往内心，寻找自我的捷径”。
来一剂心灵“猛药”
7月初，记者走进位于上海市普陀区M50桃浦创意园的死亡体验馆，体验馆藏身在几幢办公楼之间，正逢周末，园区显得静谧。
整个体验时间耗时一天，上午是集体魔镜和沙盘游戏环节，“心灵导师”通过这些心理学游戏观察每个体验者。经过这些环节后，记者和其他三名体验者迎来了此次体验的核心——各自的“告别”时间。在现场导师的指引下，体验者们换上麻制的丧服和布鞋，来到一间特别的房间内。
屋内灯光灰暗，体验者盘坐在各自的案几前，案上点上一支熏香，轻烟袅袅。当最后一缕轻烟散尽，被称为“黑先生”的工作人员打开屋内的移门，五具棺材排成一列，出现在体验者眼前，迎面而来的厚重感让人的呼吸有些沉重。
体验者们盘坐在各自的棺材内写着遗书。结束后，大家蒙上面纱，静静地躺在棺材内，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
“当……”，钟声响起，棺盖被缓缓盖严。黑暗中，火化的“呲呲”声萦绕在耳边，却沸腾了体验者的心。约20分钟后，棺盖被打开，再次感受光明的体验者们自此获得新生，而各人脸上表情怪异。
整个死亡体验的环节持续一个小时左右，在棺材内的时间只有约20分钟。据了解，活动开办至今，几乎每场都有体验者在棺材内或失声痛哭，或小声啜泣，一些人在打开棺盖的那一刻泪流满面。“重获新生”的体验者都会回到换上鲜花的案几前，几乎每位都会在纸上洋洋洒洒写下许多感悟。
谢洪全将这20分钟定位为“心灵急速成长的时刻”，“死亡体验把握得好，就能打开人们的心灵，让他们听清楚内心最真切的声音，让他们找回真正的自己。”
“如果一个人的临终反思，能够提前50年，世界上会有一半的人成为伟人。”在谢洪全的名片背后，赫然印着法国最著名的牧师纳德·兰塞姆的这句名言。这位创始人希望可以通过活动实现公司的企业文化“帮助更多的人”。谢洪全的希望是，体验过后，大家会觉得，“人终有一死，但是我可以……”
“写遗书，睡棺材，这些特别的情境会给人心灵上强烈的刺激，伤心事儿、遗憾事儿就会一股脑儿全都涌出来。这时我们的导师就会以倾听者、陪伴者的身份，引导负面情绪的释放。”谢洪全将死亡体验比作是给人心灵带来的一剂“猛药”，因此所有的导师都必须最低持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书，而体验者也只能体验一次，“年龄在20至70岁，并且不能患有心脏病、高血压、抑郁症等疾病。死亡体验环节结束后，心理咨询师还会以沙盘游戏、读图等依据，帮助体验者更真实地认识自己。”
谢洪全坦言，目前体验者以20多岁的年轻人为主，“年轻人喜欢新奇的事物，这很正常。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具有冲击力的卖点先赚足眼球和口碑。但死亡体验，最好还是三四十岁，有一定生活经历的人，这样更有感触，效果也会更明显。”
据了解，死亡体验正式售价为24800元，主要面向中高端人群，帮助他们解决压力大、焦虑、忧郁等心理问题。除了当天的体验，体验馆还推出了“1+21天”模式。即在活动之后，心理咨询师会针对体验者的问题，协助他们制订改善自我的21天计划。计划执行过程中，心理咨询师将持续跟进。
“以后我们围绕心灵成长这个话题，还会推出一系列类似异度空间、世外挑源这样的活动，希望更多的人加入进来。”谢洪全表示。
直面死亡的生命教育
死亡体验其实早有先例。
2009年，韩国人郑俊于创办了“棺材学院”，任何人只要出25美元，就能到“棺材学院”中体验一回死亡的恐怖感觉。全程历时4小时，参与者会在“棺材学院”中写下自己的“遗嘱”和“墓志铭”，然后参加自己的“葬礼”，最后穿上寿衣被装进一只木棺材中静躺10分钟。当他们再次从棺材中爬出来时，便意味着自己“获得了新生”。
棺材学院的产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韩国较高的自杀率息息相关。据韩国《中央日报》7月3日的报道，韩国自杀率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4个成员中连续10年排名第一。去年，《韩国各年龄段人群自杀特征分析》的报告书显示，韩国青年一代的自杀率在最近的10年间增长了5倍。
在台湾，台湾仁德医护专科学校首创死亡体验课程，学校设有悲伤辅导、临终关怀、多功能奠礼堂等专业教室，除此之外还有1间放置有10具特制棺材的死亡体验室，让学生完整体验死亡过程。 该校生命关怀事业科助理教授邱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死亡体验课程会先安排生死导论的“行前教育”，然后让学生写遗嘱、穿寿衣、拍遗照，接着躺卧进棺材，透过指导老师的引领，向肉体和自己的一生告别，体验像尸体一般，接受殡葬人员为自己进行入殓、封棺、掩埋等程序。一位学生就曾在订立遗嘱时泣不成声：“亲爱的爸妈，我曾经很幸福，你们的照顾和用心我都懂，但我的时间不多了，很后悔经常和你们争吵。”
上海的死亡体验场所也并不是只有一家，在上海公益新天地一处259平方米的空间里，还有一家“4D死亡体验馆”正在建设中。
黄卫平就是这个体验馆的缔造者之一，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黄卫平表示，4D生命体验馆是一个可以体验死亡与重生的地方。
据介绍，体验将由13个人组成一个小组，共同体验“死一回”的感受。参与者将经历预立遗嘱、遗体捐赠、撰写墓志铭等一系列死亡预演，而后进入到一个全息的4D“焚化炉”。在“焚化炉”里，体验者可以通过视听嗅味触五感体验真实焚化炉的感觉。在经历“焚化”后，体验者最终进入4D子宫，重获新生。结束生命体验后，13人所组成的小组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后续的交流活动，一起探讨生命话题。
其实，在创建生命体验馆之前，黄卫平是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的负责人。这是一个缘起于汶川地震心理关怀小组的临终关怀组织，送走了众多的临终者。
在这期间，黄卫平发现，国外较为普遍的生命教育在国内却鲜有见闻，而中国人对于死亡话题多有避讳。
黄卫平说，人们对于死亡讳莫如深的态度导致了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如何告知患者的病情、如何告知家属死亡的消息、如何面对死亡的事实等，这些都不是小概率事件，而是每个人都可能遭遇的问题，但却没有完美的定论。
“生活中，很多成功人士不愿提及死亡，是因为死亡超出了他们掌控的范围，不知道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因此会非常害怕。”黄卫平如是说。
黄卫平表示，创办生命体验馆的原因很简单。“死亡对于每个人来说差别很大，每个人对于死亡的理解不相同，也没有对错之分，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人们思考这个问题然后采取行动。”黄卫平说道。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徐光兴则对《新民周刊》表示，死亡体验有着积极的意义，可以教育人们活在当下，提醒那些原本轻视生命的人珍惜生活。同时，对于心智还未成熟的青少年也有教育意义，完善他们对于生死的认知。但作为一些心理承受能力较弱或者存在心理、身体疾病的人则要慎重，否则有可能会留下心理阴影，也可能诱发高血压、心脏病等。
徐光兴表示，死亡体验需要做好后续的安抚疏导工作，打造良好的“安全岛”，做好跟踪心理教育。作为体验馆中的心理疏导人员，需要有积极的生存观和哲学观，而整个体验则需要等待专家的验证。
补上这一课
瑞士的心理学家库伯勒·罗丝（Elisabeth Kübler-Ross）曾经提出过著名的死亡五部曲，即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以及接受。当一个人得知死亡的消息后首先会表现出否认态度，认为死亡根本不可能发生，继而会转向无法接受的心态，接下来会向上苍乞讨多活几年，再后来会出现一种消极的态度，无力顾及其他，最后才会逐渐坦然接受死亡的结果。
但黄卫平通过多年的临终关怀实践后发现，死亡有时太过突然，当事人常常会措手不及，面对突如其来的结束，有些人会留下遗憾。 徐梅（化名）就曾经历过这样的遗憾。徐梅的父亲在2005年因肺癌去世，从被确诊到死亡，只有大半年的时间。最初，徐梅对于是否需要告知父亲真实病情感到非常痛苦，在与家人商量后决定隐瞒病情。而就在确诊后的不久，徐梅的父亲就因癌细胞扩散而逐渐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徐父一度以为自己只是咽喉不适，但随着病情的加重，徐父逐渐表现出烦躁绝望的态度，作为家人，徐梅只能将善意的谎言进行到底。“他后来应该猜到了自己的病情，但是也没有跟我们讲，也没办法跟我们讲。”徐梅说道。在父亲被确诊肺癌后，徐梅曾绝望到窒息，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一直没有办法正视这个结果。
几乎没有人在一生中能永远躲开死亡对心灵的冲击，尤其是“亲人去世”。事实上，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死亡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对于这个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自然规律，世界上很多国家开设了正式的教育课程，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面对它。死亡教育包括死亡的本质及意义，对死亡及濒死的态度、处理及调适。研究者普遍认为，死亡教育目标是带给社会更多温暖，令人们更加正视生命。
但在中国，孩子们接受的教育五花八门，从课堂内延伸到艺术、科技、体育……但对于死亡的教育几乎为零。
于是，提及“什么是死亡”，孩子们可能会给出五花八门的答案，如：“死了就会变成星星了”，“人死了我们就看不见他了，但他还能在天上看见我们”，“死了就是搬到一个很小的房子里，里头没阳光，很孤单很寂寞”……而家长们大多相当避讳“死”字。
“一个人如何面对自己的死亡？如何面对亲人的死亡？这些都需要我们去学习。死亡之所以恐惧，就是因为未知。我们生活中每天都会遇到未知的事情，会焦虑，我们会找不到人生的支点。通过体会死亡可以找到个人的现实意义，然后指导我们更好地生活。”黄卫平说道。
链接：国外的“死亡教育”
英美等国家的死亡教育，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平息，和平生活再次走入正轨之后。那个时代陆续出版了一些著名的研究类著作，如1959年美国死亡学先驱赫曼·菲尔德的《死亡的含义》、1977年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勒威顿的《死亡教育范围》等，为这一学科和教育奠定了基础。
美国：死亡教育分为三大类
美国的公立学校到上个世纪90年代才正式展开死亡教育，至今这样的课程是准许学生自愿选择的。开展这一教育的原因，主要是基于社会犯罪和滥杀情况严重，电视和媒体对暴力行为的渲染以及儿童尝试自杀的现象增多等等。
美国中小学针对少年儿童的特点，把死亡教育分为几大类：
一是消除恐惧。课堂上，老师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解释人类生老病死的规律，告诉孩子们死亡并不可怕，但生命是美好的，享受今天的生命，才是更重要的。
二是揭示生命的意义。学校会组织孩子们到医院或殡仪馆里，请医生或是牧师讲解捐赠器官的重要性。
三是临终关怀。老师和医生会带领学生参加对老人和病人的照料，或是请他们讲述自己在祖父母去世前后，他们自己的经历，让孩子们知道每一个人都应该而且有可能有尊严地走到生命的终点。
原谅自己也宽恕他人，这是受到过死亡教育的人得到的另一个心理进步。同时，调查还发现，上过死亡教育课的人，在后来的岁月里，不仅自己的生活平静和乐观，而且乐于帮助他人，参加社会活动，做义工投入的时间也比较多。而且他们能够用学到的知识开导别人，自己遇事时，也显得理性和豁达。
英国：死亡教育从幼儿园开始
2013年，英国已经有550所幼儿园开始死亡教育，专家和家长普遍认为，这样的教育，对帮助孩子们理解悲痛和失亲的现实，很有好处。
从英国社会调查中可以看到，每年有24000多个孩子失去至少一位父母，每29个孩子中就会有一个要忍受失去家长或兄弟姐妹的痛苦，还有很多的孩子要面对亲近好友的死亡以及宠物的离去。所以教育界认为，尽早地让孩子接受教育，理解死亡的存在，做好离别的心理准备，对他们成长有益无害。
英国的老师们通常用动物的故事，或是家养宠物的故事作为引导的线索。他们在讲述前，都做好了孩子们会情绪失控的准备。不过，让老师们吃惊的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幼小的孩子都能够保持适度的平静，并不会大哭，或是表示受到特别的惊吓，而是积极参加讨论。
日本：与人生教育联系在一起
在亚洲国家里，日本的死亡教育开始的时间大致与美国相同，而且也注重该课程在小学阶段的开设。在日本，死亡教育与人生教育联系在一起，课程从生命的起始、成长到结束，也包括教导儿童正确面对失亲的痛楚。在这样的课程里，日本的老师们主要是以积极的精神，教导学生要有健康和乐观的人生观，把握现在，不惧怕疾病和死亡，在人生道路的艰难时刻要避免自绝行为。
日本这项教育的结果，可以从2011年日本东部发生大地震和海啸事件中看到成效。在突发灾难面前，他们的镇静态度和自救互救的行为，令人感动。近年来，日本出版界以死亡为主题的作品日渐增多，其中有部分是针对孩子的，比如《对孩子来说什么是死》等。
德国：不回避人生和社会阴暗面
德国的家长与老师们让孩子们从小直面人生和社会的阴暗面，这也是教育改革的产物。20世纪90年代，德国推出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使教材内容适应社会发展。现在的多种课本中，不仅有“阳光”的内容，还有涉及社会“阴暗面”如种族歧视、违法犯法等课题，其宗旨是引导学生思考和解释各种社会现象。
比如，德国柏林的一所小学邀请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来课堂上讲述人死时会发生的事情。讲完后，孩子们轮流扮演角色，模拟诸如父母因车祸身亡时如何应对。该校老师称，通过这样的课程孩子们体验了突然成为孤儿的感觉，这有助于他们体验遭遇不幸时的复杂心情以及怎样控制情绪。
此外，学校还经常组织青少年到法庭参观，并旁听审讯现场。此举意在不刻意保持学生们心灵的“纯洁”，不回避让学生了解社会的丑恶现象。这样一来，学生们不会与社会隔离，也会对社会产生深入了解，以防一旦接触社会，看到某些阴暗面后感到茫然若失，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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