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旗袍淑女
阅读提示：张爱玲的同班同学顾淑淇刊文回忆道：“在女校住读期间，张爱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女孩子们吵翻天，她总是在一旁默默不语做她自己的事情，或画画，或看书。”
记者｜姜浩峰
“哎呀，俞老师！”当俞慧耕出现在投影机大屏幕上时，在座的耄耋老太太们异口同声地轻轻叫唤一声。那情景，仿若89岁的俞慧耕回到了1949年9月，或者1952年7月5日。而时针已指向2014年7月5日上午9时30分，当年的青丝早已成了白发，当年的照片也已泛黄褪色。
在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五一楼内，《圣玛利亚女校》系列书籍的新书发布会，成了女校校友的一次白首重聚。投影机上同步显示的，正是北京分会场的情景。北京的师生校友们坐在镜头前，背景是一面印有“上海圣玛利亚女校 1881”字样的旗帜。
从旗袍到思想改造
“同学们，1952年到现在，整整62年。那时候，我27岁，可以说那时候什么也不懂，很糊涂……”俞慧耕拿起话筒，京沪两地的校友们顿时安静了下来。
1952年7月5日早上，圣玛丽亚女校的校长郭秀梅亲手摘下校牌，将之放进房间。随后，郭秀梅和副教导主任俞慧耕等教师，带领着同学们离开了长宁路校舍，步行往东，走向江苏路上的中西女中。此前，中西女中校门墙上的长方形校牌也已经摘下，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的长方形校牌已经挂上。在庆祝上海市第三女中成立大会上，原中西女中校长薛正、圣玛丽亚女中教师代表俞慧耕、圣玛丽亚女中学生代表娄丽娜和少先队员代表先后发言，表示拥护政府接管和两校合并。
在下午的毕业典礼上，中西女中1952届的两个班和圣玛利亚女中1952届，改作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1952届1、2、3班，作为两校合并后市三女中第一届毕业生，在五四楼台阶上站成4排，拍了一张毕业集体照。
在这张合影里，正有少女司罗素。如今的司罗素女士，是上海中西、圣玛利亚、市三女中同学会副会长。司罗素说：“一接到通知——《圣玛利亚女校》系列丛书三册新书发布会将于7月5日召开，我就想起1952年7月5日。”在那一天下午的毕业典礼上，从未在市三女中听过一节课的司罗素，和原中西、圣玛利亚两校的同学们一样，穿着统一的白衬衫、蓝裤子，俨然一群产业工人打扮。于是这张市三女中的首届毕业合影，决然不同于以往女校毕业合影。
以往，无论中西还是圣玛利亚，其毕业典礼上都有各种仪式——毕业生们穿着旗袍，胸配年级级花，逐一接受毕业文凭。比如1949年6月圣玛利亚女校为1949届高初中毕业生举行的毕业典礼上，就是如此。当时学校安排初三班负责接待。初三班的同学们个个穿上代表本班级颜色的淡紫色旗袍，迎接所有家长和前来观礼的来宾。而1952届的毕业典礼上，甚至连文凭都没有发——由于市三女中刚刚成立，根本无暇准备一纸文凭。此际，更重要的事是思想改造。“这是一次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毕业典礼。”1952届的张瑞云曾经回忆，“毕业典礼后，我们和全市教会学校毕业生，集中到陕西北路摩尔堂旁边的上海犹太学校，思想改造三天。大会小会，人人过关。”
自那一天以后，俞慧耕结束了自己近3年的中西女校生涯，改任市三女中副教导主任，后任培进中学副校长、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长。如今仍常住北京的她，作为《圣玛利亚女校》系列书的编委会主任，回忆起1949年刚刚由上海军管会派遣到圣玛利亚女中时的情景，不禁再一次让人回想起那一个初秋的时光：“1949年9月，当我跨入这座米黄色高墙和朱红色屋顶的校园时，一群天真活泼的女孩伸长着脖子，在二楼教室窗口观望，她们以极大的好奇心等待着我的到来。她们预想由军管会教育局派来的教师，一定是身穿军装、头戴军帽、脚踏草鞋的女八路。出乎意外，来的却是一位刚跨出圣约翰大学校门的年轻女教师，身穿一件细小格浅绿色旗袍，脚踏白皮鞋，头上没有军帽，还是一头烫发。她们中有的同学竟不约而同地大叫起来：‘哎呀，怎么搞的？’我，就在这‘哎呀’声里走近了她们的生活，走进了她们的内心世界。”
张爱玲的同学们
回忆那些岁月抹不去的过往，成为了这次校友聚会的一大主题。
郭琳是圣玛利亚女校1951届19名有成绩档案的学生之一。作为那一届的高中毕业生，1989年她在兰石厂副总工程师任上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后曾任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当我回到上海，马上就去长宁路看看，发现母校只剩下孤零零的一座框架，心头只有落寞。”郭琳不无哀怨地说道，“如今，圣玛利亚女校最年轻的校友，也到了七老八十岁的年龄了，圣玛利亚女校难道真的要在上海滩销声匿迹了吗？”
1952年圣玛利亚女校归并到市三女中后，位于长宁路的校舍办起了上海纺织专科学校。1987年，上海纺织高专校友会圣玛利亚分会成立。据圣玛利亚女校1950届毕业生徐信回忆：“自圣玛利亚并入市三以后，每年校友会在11月份于市三女中举行，圣玛利亚校友在聚会后往往要再回到长宁路纺织高专，看看母校校址，说明校友们对母校怀有深厚感情。”2004年，1950届毕业生朱亚新设计了圣玛利亚校友会会徽，上海和北京的校友每年挂起圣玛利亚校友会旗帜欢聚。可遗憾的是，由于商业地产开发的缘故，已归并入东华大学长宁校区的原纺织高专校园陆续被拆除，只有钟楼以保护建筑的名义被孤零零留了下来。从那时起，市三女中计划抢救圣玛利亚女校的记忆，这也是《圣玛利亚女校》系列丛书的源起。
圣玛利亚女校源于1881年创办的圣玛利亚书院，是由美国圣公会在华创办的教会学校，前身是创办于1851年的文纪女校和1861年创办的俾文女校。1881年，文纪女校和俾文女校合并成寄宿制学校即圣玛利亚书院，合并后新学校迁往圣约翰书院北面，即现在华东政法大学23号楼，与圣约翰连为一体，中间用篱笆隔断。无论圣约翰，还是圣玛利亚，之所以把校址设在苏州河边，有一个原因是——当时许多江浙学生坐船走水路到上海求学。
1921年4月17日，位于白利南路也就是现今长宁路的校舍开工，5月10日进行了思孙堂奠基礼。思孙堂之名，是为了纪念在圣玛利亚任职32年的孙罗以校长。新校舍建造历时一年半，1923年5月竣工。在这块沪西72亩的荒地上，建造了11座西班牙风格的两层楼建筑。圣玛利亚搬入白利南路，也意味着从书院到女校，走上一段现代女子中学的历程。
“思孙堂前两株蔷薇花，在暮春时节开得十分灿烂，花团团四垂，在对面健身房走廊望过来，很像两组庞大的花球，加以浓香馥郁，甜甜的由空气四面传送开来……”这是圣玛利亚1941届邢凤宝的文章《怀老圣校》中的一段。
如今的市三女中校长、《圣玛利亚女校》丛书的主编之一徐永初读到后不禁感慨：“圣玛利亚女校当年的校园如此美丽，再看书稿中关于社团、教育与教学等等章节后，圣玛利亚校园之美，师生之情，令我爱不释手，回味不尽。如今有很多‘好’的学校，现代的建筑、最新的设备、不错的升学率，但又好又美的学校并不多。”在徐永初看来，学校之美，不仅在校园精美的环境设计，更是内涵，更是情感。
1931年圣玛利亚女校建校50周年时，学生总人数是280人，这些学生的家长一半来自商界，其余多来自政界、宗教界、医界等。当时一年学费是84元，相当于上海普通工人8个月工资。被人称为圣玛利亚女校历史上最知名校友的张爱玲，既是那一时期的学生——1937届。新出的《圣玛利亚女校》丛书亦收入了张爱玲在校期间发表在学校年刊《凤藻》上的4篇文章。其中张爱玲在《凤藻》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400多字的小说《不幸的她》，刊于1932年《凤藻》总第十二期，署名张爱玲，编者特地说明作者还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而在《追寻圣玛利亚校友足迹》一册中，张爱玲的同班同学顾淑淇刊文回忆道：“在女校住读期间，张爱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女孩子们吵翻天，她总是在一旁默默不语做她自己的事情，或画画，或看书。”
淑女时代早已不再
1937年抗战爆发后，圣玛利亚女校为日军所占领，女校和圣约翰大学一起搬到了当时公共租界南京路上的大陆商场——即现在的东海大楼353广场。当时的大陆商场，成了圣约翰大学、圣玛利亚女校、吴江大学、沪江大学和之江大学共用的校区。女校直到1946年才搬回原址，此时，白利南路已改名长宁路。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当年12月，《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构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颁布，圣玛利亚女校和圣约翰大学与美国圣公会脱离关系，教会学校也被定性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乃至1952年收归国有归并为市三女中。从那一刻起，穿着旗袍、淑女形象的女学生，成了旧相片中的影像，成了脑海里的回忆，乃至如今模糊成80后、90后所谓的“民国风”。
然而，在追寻这些圣玛利亚校友足迹的过程中，徐永初发现，当年圣玛利亚女校所追求的教育目的，与如今市三女中的教育目的是相契合的，而要学到当年的精髓，却又有很大的难度！“当年圣玛利亚女校的校训是‘恭、诚、勤、敏’。如今我校的育人目标是培养‘IACE女孩’，也就是培养具有独立、能干、关爱、优雅品质的女性，取这四个词语的英文第一个字母，简称‘IACE’。两者有暗合之处。如何传承？我觉得《圣玛利亚女校》系列要成为市三女中的历史寻源之书、精神传承之书、姐妹对话之书，成为校本教材！”徐永初告诉《新民周刊》。
作为系列丛书的另一位主编，市三女中退休教师陈瑾瑜介绍说：“这套书的部分章节，是市三女中学生利用假期自主对老校友进行采访后撰写而成。”刚提前录取升入上海交大医学院的毛雅琪同学，是市三女中2014届的毕业生。她在去年暑假参与采访了圣玛利亚女校1946届朱雅芬校友。朱雅芬是我国著名钢琴家、教育家，近些年培育出了知名钢琴家郎朗等。朱雅芬说：“很多人都劝过我，让我办一些学校。现在国内有很多钢琴学校、钢琴艺术中心等，它们为社会上的钢琴教育提供了方便和条件是件好事。但是对我个人来说，我更着眼于踏踏实实地培养学生，去做我力所能及的事。实际上我更愿意做一些‘基层工作’，去边远地区给一些年轻老师讲课，提高他们的能力，以便能使他们教出更多更好的学生。”毛雅琪同学认为，这是朱雅芬的深思熟虑，这样的态度，与当年的教育不无关系。
原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夏秀蓉，曾随已故教育家、曾任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的吕型伟老人，为市三在1980年代初恢复为女校做出贡献。夏秀蓉说：“新书发布会的日子也是老校友相聚的日子，相聚在一起回忆圣玛利亚的历史，传承市三的精神。市三是目前上海唯一的女校，‘独生女儿’。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必须有历史文脉的梳理与传承，《圣玛利亚女校》系列书籍的问世就是一种历史的传承。”
作为这套系列书的责任编辑，同济大学出版社的陈立群先生告诉《新民周刊》：“《圣玛利亚女校》系列，是重新寻找城市记忆的一部分，是在重新抢救自己的历史，时间非常宝贵。”在这套书的编辑过程中，有几位高龄校友热切盼着书能出版，然而她们没有等到。比如程芍华校友，在全书已成稿正在最后润色的2014年1月14日去世了，可见，时间真的非常宝贵，即使在世的所有当年的师长、同学，如今哪一个不是白发苍苍呢？
历史的残酷在于——当年那些穿着旗袍的小姑娘们，永远不可能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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