巅峰对决中，谁是“汉奸”？
阅读提示：我们特别需要警惕的，是对不同观点的对方进行政治妖魔化，动不动就给对方套上“汉奸”或“好战”的大帽子。而这恰恰是西方国家最乐于看到的场面。
撰稿｜郑若麟
“汉奸”的滥用?
凤凰卫视《寰宇大战略》节目主持邱震海邀请吴建民大使和罗援将军进行对话，主题是“冲突与摩擦会否成为中国外交‘新常态’”，旨在探索在新形势下中国未来战略走向究竟是应该继续“韬光养晦”还是“有所作为”，进而探讨未来世界格局走向与主流究竟是“和平与发展”还是“美国围堵中国”，中国面临的外交局面究竟是“历史以来最好时期”还是“历史上最复杂时期”，我们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究竟应该“求和”还是“主战”……两位被称为中国当代“鸽派”和“鹰派”代表的“巅峰对决”一改中国电视辩论常常出现的“你对我对他也对”的不痛不痒的场面，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场面火爆，令人印象深刻。
说实在的，我在法国时经常参加这类辩论。对这种场面见之甚多，早已习以为常。辩论就是要对观点进行碰撞，且越激烈越好。否则有何意义？遗憾的是在法国其实真正的观点对决也是很少的，更多的是“五十步与百步”之争。实在还不如这场吴、罗之辩来得直接、激烈。但电视辩论的一大缺陷，就是双方基本上只能罗列自己的观点，而无法对对方的观点进行评论和反驳。因为电视从本质上而言就是一种画面占据优势的媒介，无法进行思想上的深刻交锋。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这场“鹰鸽之争”却在中国网络上一石激起千层浪，形成“鹰鸽两派”的网络大论战。但更令我走眼的是，这场大论战在网络上同样不是观点之争，而是立场之斗；争论双方的焦点，不是观点，不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个时代、如何看待美国及西方、如何才能做到斗而不破、做到既捍卫了国家安全、主权与尊严，又不至于不得不考虑战争这种极端的手段，特别是如何防止他人将战争强加到我们的头上……而是谁是卖国、谁是真正的爱国……似乎鹰鸽之争不是我国对外战略对策上的观点、策略、方法之争，而是你死我活的政治决斗。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对“汉奸”一词的滥用。
本来，“鹰派”也好，“鸽派”也好，都是为了国家利益而对国家外交策略进行讨论。对对方的观点即便不赞成，但与自己同样是出于维护国家利益这一点，本来是不应该有异议的。主战是主张用强硬的战争手段来维护国家利益，主和是主张用灵活的和平手段来维护国家利益，这不是不言而明的吗？将对方对某种策略的主张贬之为“卖国”、“害国”，这已经不再是观点之争，而是兄弟阋墙、同室操戈，实在是令亲痛仇快之举。
在历史的转折点，国内出现战略对策方针的鹰派、鸽派之争，乃国家之幸，一种声音才会危机当头。
古今中外历史都已经反反复复地告诉我们，在重大决策问题上，一种声音——且往往会被一种激进情绪所推动和左右——往往是危险的。远的不谈，美国在2003年对伊拉克发动战争时，其国内无论是政坛还是媒体，就都是被一种声音所支配（主战），事后证明这是美国近年来犯下的最大的战略性错误。布什领导美国发动的这场战争不仅在国际遭到强烈反对（甚至遭到包括法、德等西方主要国家的公开反对），而且在美国国内最终也被否定，认为是一种战略失误。而有两种甚至多种声音之争、有两种甚至多种观点碰撞，我们才能在决策过程中更为缜密、谨慎、全面，才能做出最符合国家近、中乃至长期利益的战略决策。
防止妖魔化
当然，一旦决策做出，那么无论“鹰派”还是“鸽派”都必须坚决地去执行，这才能形成同仇敌忾之气势，才能面对强敌战而胜之。如果决策尚未做出，内部自己就开始一场以鹰、鸽之分的你死我活的争斗、清洗，那才是极其愚蠢之举。
更何况，将军不言战、大使不维和，这就不会置国家于险境了吗？每个人在每个位置上，都有自己的职责和使命。将军当然要言战、备战且在战争来临之际必须能够战而胜之。而外交家当然要尽最大的可能去维和、争和并尽可能在和平的条件下为国家赢得最大利益。我们都知道，好战必危，忘战必亡。将军和大使正是对这两种思维进行天然的平衡。目前占上风的主张认为，“军人用枪拿不回的别指望外交官用嘴拿回”。这从策略上是忘记了孙子兵法中的上策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种“唯战论”在策略上至少是风险很大的，特别是在我们尚未在军事手段上占据绝对优势的时候，特别是在核战略是所有核大国的主要军事威慑战略手段的历史时期。事实上，古今中外的历史也反反复复地告诉我们，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可能的。俄罗斯兵不血刃地收复克里米亚就是最新的一个例子。
对于军人而言，当然不能“畏战、怕战”。我们必须做到的，正是“不惹事”（即不主张用武力来寻求解决问题）亦“不怕事”（当对手将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时，我们也绝不会束手就擒。我们届时就必须有玉石俱焚的决战精神）。所以，尽可能地争取和平手段来解决问题，但同时做好军事解决的准备；在思想上“备战”、在策略上“求和”，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采取的对策。吴建民大使与罗援将军正是在做这样的精神动员。我们难道不应对这场鹰鸽之争感到高兴和欣慰吗？
但我们特别需要警惕的，是对不同观点的对方进行政治妖魔化，动不动就给对方套上“汉奸”或“好战”的大帽子。而这恰恰是西方国家最乐于看到的场面。中国的内斗就是西方的希望。应该承认，主张对外强硬者更容易获得理解。而主张和平共处者则更容易被扣上各种帽子，特别是“投降派”、“汉奸”、“卖国贼”等特大号帽子。如果主张使用和平手段来达到战略目的的人都被“汉奸”的大帽子压垮的话，就会如法国大革命一样，一个比一个激进，最终走向极端……
我们必须明白，外交谈判是一门妥协的艺术。外交官的主要使命恰恰是通过和平谈判来维护国家利益。妥协并不是投降，而是维护和平的一种合法手段。因此外交官与将军之间的差别，仅仅是手段上的不同而已，而不是卫国与卖国之异。我们进行外交政策辩论的前提条件是，我们必须承认辩论对手也是与我们自己一样的爱国者，我们才有对国家战略对策问题进行辩论的可能。否则与你的“敌人”辩论岂非荒谬？特别是在辩论后，当国家吸收双方的观点做出最符合国家利益的决策后，将军和外交官将携手对外，只有在将军的支持下，外交官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同样，也只有通过外交官的努力，将军竭力维护的国家才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包括双赢而非战而胜之）。
特别要提醒一句的是，将中国内部分割成“鹰派、鸽派”，其实是西方之所为。而将两派对立甚至敌对起来，则是古今中外都有之的“离间计”，我们切勿上当。我们需要警惕西方在中国国家内部寻找代理人、培养内奸，但决不能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滥套“汉奸”的大帽子。无谓的内斗是我们应该竭力避免的。西方最善于从对手内部寻找甚至制造分裂。美国打赢伊拉克战争，更多的是策略运用上的成功。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美国派出了大量的间谍和特工，用巨额现金收买了伊拉克军方高层，以至于战争爆发后伊拉克军队基本上不战自溃。结果美国以最小的军事代价打赢了这场战争。苏联的崩溃也展示给我们，美国是如何通过分裂其内部，最终不战而胜的。但美国也有分裂失败的例子。在普京当总理、梅德维杰夫当总统时，我们看到美国明显地挺梅抑普，试图在两人之间制造一个代理人。可惜，俄罗斯人对美国的手法了如指掌。普梅体制至目前为止依然牢不可破。而普梅二人就曾分别扮演“鹰、鸽”角色。
美国和西方对伊朗也施行同样的分裂方案。但波斯人也同样洞悉其阴谋而未曾上当。伊朗的反对派、女律师希林·伊巴迪被授予2003年诺贝尔和平奖。西方的用意当然是很明确的：分裂伊朗。然而就在伊朗受到西方国家武力威胁时，伊巴迪却公开声明：“西方应该向伊朗施加压力，使伊朗放弃核计划和尊重人权。但如果我的国家遭到攻击的话，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绝对支持我的国家！”这也许是美国迄今一直未敢对伊朗动手的原因之一。对于来自外部的力量而言，一个国家只要其内部精诚团结、众志成城，这个国家就会坚不可摧。
吴、罗之争，在我看来，是中国政治环境的巨大进步，他们对中国外交策略与方向的辩论，是大幸之事！他们之争是为了国家能够制定最佳对外战略做贡献。这样的争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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