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沟油”困局：魔鬼为何难变天使？
阅读提示：最严厉的惩处标准与最领先的监管体系，双管齐下是否可以帮助我们扫除“地沟油”？《新民周刊》再次追踪，得出的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首席记者｜杨 江
制定世界上最严厉的惩处标准，与建立世界上最领先的监管体系，到底哪一个更奏效，台湾“地沟油”事件或许可以提供一个参照。
2014年9月4日，台湾地区发生震惊全球的“地沟油”事件，波及两岸三地，一千多家企业受到牵连，这起事件目前仍在持续发酵，在岛内演变成了一场政治风波。如同大陆历次发生“地沟油”事件后的社会反应，港台地区也展开了食品安全的大反思。
有着“美食王国”之称的台湾是全球最早采用食品追溯制度的地区之一，香港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也一直被大陆民众仰羡，但这起事件让人们赫然发现，“地沟油”原来并非“我们这边”的特产，“那边”一直被追捧的监管体系原来也力有不逮。
台湾“地沟油”事件似乎更进一步坐实了“地沟油”的国耻地位，但不要以为这就是中国特色，欧美日本等在上世纪也曾饱受我们现在一样的困扰。今天，他们的餐桌上却极少出现“地沟油”， 这当中有何经验可循？
最新的消息是，台湾将修法加重食品安全刑罚，致人死亡者或被判无期。其实要论严厉程度，根本不及大陆，2013年5月，中国“两高”明确利用“地沟油”加工食用油等违法行为最高可判处死刑。
最严厉的惩处标准与最领先的监管体系，双管齐下是否可以帮助我们扫除“地沟油”？
《新民周刊》再次追踪，得出的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收不进来
9月15日深夜11点，位于上海闹市区的寿宁路灯火通明、人头攒动，这条以小龙虾闻名的美食街迎来了一天中的客流高峰，一锅锅小龙虾冒着热气被端到食客面前，香味弥漫至整个街区。无论哪一种烹饪方法，小龙虾的美味都离不开高温油炸。油料的质量直接关系着小龙虾的口感与食客的安全，一桶桶精制食用油被当众倒入油锅，打消了人们的顾虑。但很少有食客去关心这条高耗油美食街的废弃老油的去向，是被店家回收当作“千滚油”了？还是直接偷排进入了污水管道？或者在食客散去、整条街归于宁静后，被骑着黄鱼车的“地沟油”贩子偷运至暗处？
这样的疑问同样存在于以火锅闻名的四川、重庆地区，2011年，中国公安部指挥破获了一起跨越14省市的特大收贩并利用“地沟油”制售假冒伪劣食用油的大案——济南格林生物能源有限公司“柳立国案”。主犯柳立国在2013年初被判处无期徒刑，为中国“地沟油”历年大案中的最严厉判决。“柳立国”案中“地沟油”的一大来源地就是四川、重庆地区，川菜重油，尤其是火锅要用到大量的辣油。
中国公安部等六部委从2011年8月开始集中打击“地沟油”，破获了包括“柳立国案”在内的一批大案要案，并由此开展了全国性的大整顿，三年过去了，有何成效？尤其是在2013年刑罚司法解释提升至死刑后，“地沟油”是否被就此遏制？
《新民周刊》了解到，为了不让废油回流餐桌，成都2012年10月开始实施《成都市餐厨垃圾管理办法》，对餐厨垃圾统一收运、集中处理。作为全国首批33个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试点城市之一的成都，有8家正规企业可回收废弃油脂。这些公司与成都餐饮企业签订回收餐厨废油协议，再用于生产生物柴油。但这些企业却因收不到足够的废油，“吃不饱”连年亏损。比如成都市城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尽管和成都近200家餐饮企业签有协议，但却依然收不到油，收油车甚至有时空车返回，很多协议不得不中止。
放眼全国，“地沟油”处置企业喊饿的情况比比皆是，油到哪里去了？《新民周刊》注意到，作为全国特大餐饮消费城市的上海也一度如此。
上海是全国率先将餐厨垃圾处理管理纳入依法管理范畴的城市，早在2005年1月就颁布了《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当年5月，上海绿铭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绿铭”）与上海中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中器”）通过公开竞标，取得了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置权，成为上海仅有的两家拥有废弃油脂处置资质的企业。
2005年，根据上海市容环卫局和上海大学循环经济研究院的调研，当时上海每天地沟油产出量在80吨左右。据此，两家企业将各自的日处理废弃食用油脂的能力设计在40吨，年处理能力12000吨。但实际情况却是此后至2011年间的六年，两家企业的实际收油量少得可怜。
上海绿铭副总经理周玉亮回忆，从2007年至2010年，累计完成处置废弃食用油脂仅1400多吨，平均每个月的处置量甚至不及当初设计的一天的处置量，基本上处于停产状态。上海中器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杨建斌介绍，当时上海中器月收油两三百吨，没有足够的“地沟油”，生物柴油生产线也只能开开停停。
亏损一度让两家企业难以为继，周玉亮透露，上海绿铭亏损高达一年一千万元，当然，这家企业的窘境也与其自身经营状况有关，存在着资金链短缺与生产工艺不稳定的问题。
上海中器却原本有着上海绿铭不可比拟的优势，公司由中石油旗下的上海中油洁能环保有限公司与日本大器株式会社共同注资四千万元成立，日本大器株式会社之所以选择投资，就是因为在日本地沟油变废为宝已经取得了成功，但这样的资本与技术背景仍未能避免上海中器的生存危机，杨建斌分析，主要原因就是原料常年供应不足以及日本的“地沟油”处理技术在中国由于“地沟油”成分的不同“水土不服”。
日本大器看不到希望，与中油洁能签订了股权托管协议，退出了管理，但中油洁能也无法扭转局面，最终在2011年将上海中器转给了一家原本给上海中器提供“地沟油”的收运企业。
巧合的是，上海这两家“地沟油”处置企业都相继在2011年前后完成了资本重组，且都进行了生产工艺与产能升级，生物柴油的产能由原先的年产12000吨提升至3万吨。
收运是“地沟油”循环利用的首要难题，来自上述两家企业的反馈是，困扰各地的这个瓶颈在上海已被攻克。目前，上海每个月回收进入上述两家处置企业的“地沟油”共计约3000吨。
以绿铭为例，尽管目前收到的“地沟油”只能满足一半的产能需要，但已经可以维持正常生产，经过两年多的运转，绿铭已在2014年实现了盈利。上海中器也实现了止损。
上海是如何做到的？
上海止损
上海绿铭与上海中器分别位于上海西郊的闵行区与南郊的奉贤区，记者走访这两家企业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摄像探头密布厂区各个角落，尤其是大门进出口与各个生产车间，两家企业负责人的解释是，进出厂区的车辆、生产时况都由监控系统实时传输到监管部门。
周玉亮将该厂经营状况的改观归功于政府监管部门对餐饮及“地沟油”收运、处置企业有力的监管，以及对违法行为的严厉打击。
2011年8月，中国公安部等六部委联合开展打击“地沟油”违法活动，上海绿铭与上海中器的收油量直线上升，最直观的数据是绿铭一个月的收油量就达到了过去三年的总和。
2013年，上海市颁布施行了第97号令——《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管理办法》，这是全国唯一一个专门针对餐厨废弃油脂的地方法规，推行餐厨废弃油脂收运、处置一体化经营的模式，对收油企业采取政府特许经营的管理模式，通过招标评审确定了18家企业负责收运和初加工餐厨废弃油脂。
18家收油企业涵盖了上海各个区县，其中8家定点供油给上海中器，10家定点供油给上海绿铭。
“18家企业与上海2万多家餐饮企业签订收油协议，区域外的地沟油不得进入上海，上海的地沟油也不得运输至区域外。”周玉亮介绍。上海市规定油脂产生单位必须设置专门的餐厨废弃油脂收集容器，其中餐饮单位必须安装符合规定的油水分离器，否则食品药品监督部门不予核发餐饮服务许可证，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不予核发口岸卫生许可证，环保部门不予批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一些小型的餐饮企业，废弃油脂量小，没有收集价值，且目前的监管力量也不可能完全覆盖到，因此现阶段实际供油的主要是大中型餐饮企业。”周玉亮坦言。
小龙虾一条街寿宁路的废弃老油就按照这个管理模式进入废弃油脂收运企业，按照协议，18家收运企业必须对收到的废弃油脂进行初加工，提供到两家处置企业的油脂必须含油量达到95%以上。因此，记者在上海绿铭与上海中器的厂区内并没有闻到明显的“地沟油”异味。
上海每个月由废管处组织收运企业与两家处置企业对废弃油脂收购价进行议价，基本是江浙沪0号柴油平均价的一半，近两年维持在每吨3800元至4200元之间。如此便保证了收运企业的利润，也就保证了收运企业的积极性，如果餐饮企业不肯将油提供给收运企业，或者供油量出现明显异常，收运企业可以投诉。
目前，上海中器与上海绿铭的厂区内常年都有8名来自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每天进出厂区的“地沟油”原油、生物柴油成品进行监管、登记。
2012年，金典控股收购并进驻上海绿铭，发起了“油好同盟”，旨在搭建一个收购、运输、处置、循环的“地沟油”全产业链。“油好同盟”在香港还采用了另一套体系，通过签约餐饮单位，并采用具有终身电子身份证的容器进行专业回收；在运输过程中，采用全封闭和带有GPS定位的专用车辆以及无线数据存储终端，并由专业人员统一管理，确保全过程的数据可追溯。
周玉亮称，所有数据终端都可以接入政府食品安全监管平台，政府监管部门可以实时了解企业收集的地沟油流向，这套系统将来还可以接入社会性网站，让全民监督。通过建立废弃油脂收运数据库，一段时间以后，每条街道和每家餐厅收油量都会有自己的正常值和合理波动范围，如果数据显示非正常波动，系统就会自动报警，公司与政府部门可以调查。
“通过这套系统，我们在香港没有新增签约餐饮企业的情况下，废弃油脂的回收量增加了30%。”周玉亮认为，由此可见这套系统可以堵住非法交易，帮助政府找到一条解决“地沟油”收运的办法。
“上海与香港的做法，一个是行政手段，一个是市场手段，如果结合起来，在收运监管上的效果将更加明显。”
卖不出去
解决了收运，下一个难题就是处置，记者了解到，目前全世界对“地沟油”生产生物柴油的处置办法有三种，分别是化学法、生物酶法与超临界萃取法，各有利弊。上海中器目前采用的是化学法，优点是工艺历史久，较为成熟，但治污成本高。上海绿铭使用的是生物酶法，优点是能耗低、污染少，但成本高，产品品质不稳定，周玉亮推算，用生物酶法的成本比化学法至少多200元左右。
超临界萃取法生产出来的生物柴油品质最好，但能耗大，因为高温高压超临界萃取对生产条件要求苛刻，开工投入巨大。周玉亮认为，这种方法无法在中国实现大规模生产，原因还是无法保证原料。
究竟哪一种方法适合中国国情，杨建斌首推化学法，理由是，这种方法工艺成熟，成本低，容易在小城市推广。但周玉亮却有不同的理解，他认为从节能环保的大趋势看，生物酶法最适合中国。但两者都认为，小型化工厂更适合中国 ，因为小型化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的“地沟油”特点进行工艺的微调。
生物柴油产业在中国起步晚，上世纪90年代才有了第一家量化生产生物柴油的企业，因此在“地沟油”的科研上发展缓慢。杨建斌不无抱怨，他认为“地沟油”加工完全可以生产增塑剂、润滑油添加剂等更具附加值的产品，而不是局限在价值最低的生物柴油领域。令人遗憾的是，“地沟油”的循环利用缺乏国家层面的技术扶持，即便做成生物柴油，也都是靠企业自己摸索技术。
上海绿铭生产的生物柴油目前有两个个消化渠道——调油公司，根据比例与石化石油调和后卖给锅炉、工程队、渔船等；上海市废管处的垃圾焚烧助燃油、垃圾运输船车用油。“总体而言就是烧掉了，没有完全发挥出生物柴油的价值。”周玉亮觉得很可惜。
2014年7月30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特殊的案件，云南民营企业——云南盈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状告中石化销售公司云南分公司，原由是中石化拒绝销售他们公司生产的生物柴油。
云南盈鼎是一家年产1.5万吨的以地沟油制作生物柴油的生物能源公司，按照云南盈鼎的说法，公司的生物柴油项目已经在云南省能源局立项，通过了相关检验检测，各项指标符合标准，具备在成品油零售终端销售的条件。但中石化却滥用市场的支配地位，拒绝收购他们的生物柴油，使他们的生物柴油难以进入市场。
民企叫板石油巨头，反映的是整个生物柴油企业在夹缝中生存的窘境。周玉亮介绍，每吨“地沟油”可转化成85%左右的生物柴油，江浙沪目前的生物柴油价格每吨6500元左右，低于石化石油约1500元。但即便如此仍然难以被“两桶油”接受。
周玉亮认为不能一味怪罪“两桶油”，因为国内生物柴油的品质良莠不齐，产量不稳，无法保证供应，而且一旦添加生物柴油出现质量问题，谁来承担？“‘两桶油’显然不乐意，因此中国的生物柴油产业必须提高技术、降低成本、稳定产量。”
但周玉亮的体会是，要实现这个提升，仅靠企业自身的努力是不够的。全国生物柴油产业的高潮期在2009年，当年差不多有300家生物柴油企业，但到2011年，30%关闭，存活至今能维持正常运转、盈利的按照他的了解不会超过100家。
国内生物柴油企业设计产能达200万吨，2012年产量约为88万吨，其中江苏、山东、河北三省产量较高，3个省的产量总和占全国产量的63%以上，其他省份产量较低，一些省份只有一两万吨甚至更低。
“很多企业都在生死边缘挣扎，没有这两年对地沟油非法活动的打击，这些企业全死了。”周玉亮感叹。
总体而言，国内生物柴油产业总体产量偏低，产能未得到充分释放，地区发展不均衡。
用到何处
要彻底解决“地沟油”的问题，关键还是给“地沟油”一条出路，这就涉及到另一个瓶颈——循环。
2014年2月，中国民用航空局正式向中国石化颁发1号生物航煤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这意味着生物航煤可投入商业使用，实现了中国生物航煤行业从无到有的突破。中国成为继美国、法国、芬兰之后第四个拥有生物航煤自主研发技术的国家。
中石化早在2009年就启动了生物航煤技术研发工作，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航煤生产技术。2011年9月，中石化镇海炼化杭州石化生产基地改造建成一套生物航空煤油工业装置及调和设施，这是亚洲第一套生物航煤工业化生产装置；同年12月份，该装置首次生产出合格生物航煤。2012年10月份，又成功将餐饮废油转化为生物航煤产品。
2013年4月24日，中石化1号生物航煤在上海虹桥机场成功试飞。这一技术突破一度被媒体看好，因为按照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预测，2030年，生物航煤将达到航油总量的30%，我国目前年消费航空燃油高达近2000万吨，生物航煤将拥有很广阔的前景。
但周玉亮、杨建斌都不约而同给生物航煤泼了冷水，尽管周玉亮所在的上海绿铭已经将产品出口至荷兰航空燃煤企业。他们认为不被看好的原因有两点——一原料得不到保证，难以大量生产；二，成本过高，至少是石化航空燃煤的三倍。
“任何一家航空公司都无法承受。除表明我们已经拥有了这项技术外，别无意义。”杨建斌直言不讳，目前航空燃煤使用的原料是油品较好的油炸老油，但中国的地沟油成分复杂。
“地沟油”的最主要用途还是生物柴油，前景取决于能否进入“两桶油”。与中国生物柴油价格比石化柴油每吨低一千多元不同，在欧美，生物柴油的价格比石化柴油高10%至20%。研究证明，与石化柴油相比，使用生物柴油可以降低90%的碳排放和96%的硫排放，也就是每使用1吨生物柴油可实现2.83吨的碳减排。因此欧美生物柴油强制添加，一般在10%左右。
周玉亮说，越是重视环保的国家越是重视生物柴油，当然，欧美的生物柴油与中国有很大区别，甚至完全没有可比性。首要区别就是欧美的生物柴油绝大多数都是从含油植物转化，因此可大规模生产，但中国生物柴油的准则是“不与人争粮”，因此只能用“地沟油”，原料收运问题也就难以规避。
“欧美生物柴油享受政策强制添加、价高，解决了出路与利润问题，中国目前还做不到。”周玉亮认为，“地沟油”的收运、处置环节在上海都已经打通，就剩循环环节，如果这个环节也打通，将给全国提供一个很好的样本。
上海市目前已由政府部门牵头，对生物柴油的使用进行政策与技术攻关，2013年8月，上海市食安办、市绿化市容局与同济大学汽车学院、上海华谊集团技术研究院及上海中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签署了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循环利用六方合作协议。
“六方合作”的初步目标是：相关处置企业将通过技术改造，生产出质量稳定的可以用于汽车的BD100生物柴油，然后以10%的比例掺入石化柴油，计划在2014年底前在上海市1000辆公交车上试用。最终目标是：探索建立餐厨废弃油脂向车用生物柴油转化、并在公交车上使用的运行管理体系，使得餐厨废弃油脂制成的生物柴油成为上海公交车的辅助能源，促进公交行业的节能减排。
经过近10年的研究，同济大学汽车发动机设计研究院的科研团队对生物柴油应用于柴油机、柴油公交车等进行试验研究，发现当生物柴油与石化柴油以1：9比例混合后的混合燃料，或在混合燃料中生物柴油比例控制在低于10%时，混合燃料可直接应用于车辆，不需要对发动机等内部架构有任何改造。
周玉亮推算，上海目前共1.5万辆柴油公交车，每年消耗三十几万吨石化柴油，按照10%的添加比例，基本可消化上海的“地沟油”。
据他了解，国家发改委可能会在京津冀、江浙沪先开始生物柴油加入“两桶油”的试点。一旦突破循环的瓶颈，生物柴油企业就可以结束“政策性亏损”。“只要价格与石化柴油持平，就可稳定利润，进入良性运转。”
周玉亮将“地沟油”形象地比喻为取之不竭的“城市油田”。
台湾地沟油事件
台湾警方2014年9月4日通报，查获一起以“馊水油”（即地沟油）等回收废油混制食用油案件。涉案嫌疑人郭烈成经营的地下油厂，用回收潲水油和皮脂油等混制食用油（即地沟油），强冠公司以低于市价的价格购进并制成“全统香猪油”上市贩售。
强冠公司的问题油销售给各大食品企业，其中美食达人（85度C）、好帝一（牛头牌）、盛香珍、味王、滋味珍（黑桥牌）、台糖、美而美、基隆李鹄、玉珍斋、五花马等食品大厂纷纷“中枪”。
被波及的食品餐饮行业包括陆仕、忆霖、久芳等强冠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下游厂商，客户涵盖统一超商、统一星巴克、华元、联华、爱面族等知名品牌，以及肯德基、摩斯汉堡等连锁快餐店。
台湾“地沟油”事件还波及到香港及内地商家及上市产品。
管理“地沟油”的他山之石
强制餐饮企业与回收企业签订合同
在“地沟油”回收、加工、制售等各环节，美英德等国均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予以明确，强制餐饮企业与具备经营许可资质的回收企业签订合同，在源头上防止地沟油流入不法小商小贩手中。
严格处罚
严厉的处罚是国外餐饮企业随时面临的一把利剑。在巴黎近郊经营一家餐厅的米勒告诉记者，根据法律，餐厅不能把用过的餐厨废油直接倒入下水道，或当普通垃圾扔掉。如果因为处置废油不当造成下水道堵塞等，餐厅会被处以高额罚款甚至被勒令停业，对于多次违规的餐厅，还将追究经营者的刑事责任。
在美国，政府相关部门会不定期突击检查，一旦发现废油随污水排出，或下水道积累的残油超过一定限度，甚至厨房水槽有油污，废油收集桶外表面不干净等，会对餐馆给予高额罚款、卫生降级甚至停业整顿等惩罚。
地沟油提炼成生物柴油，政府高价收购
为让地沟油制成的再生能源顺利进入市场，国外不少政府还对加工企业进行扶持。据日本关西小城市政府环境课尾原课长介绍，废油回收公司以1.5日元/升的价格从餐饮企业回收废油提炼成生物柴油，日本政府则以88日元/升的高价进行收购。
美国则通过减征营业税来扶持市场，其标准是：以农产品生产的生物柴油为每加仑一美元，以其他原料如回收的废油生产的生物柴油为每加仑0.5美元。 （根据《长江商报》报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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