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徒，必须“现代化”了
阅读提示：国际上界定现代学徒制，主要有以下几个标准：第一，学生和企业有法律关系，要签订培训合同，该协议不等于就业合同；第二，校企之间要有工学交替，在岗时间需超过50%；第三，在培训结束后，学生除了毕业证，还要得到全国统一的资格证书，能受到行业的一致认可。
记者｜王 煜
弃北大，读技校，这是周浩3年前的决定。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转学到北京工业技师学院的他，2014年底获得了全国数控技能大赛数控机床装调与维修赛的冠军，即将成为一名技师。
这样的话题无疑会让公众热衷谈论，无论对周浩的选择是赞还是贬，我国高水平技能人才教育面临的现实不可忽视：一方面企业“用工荒”已成为某种常态，另一方面职业教育的道路仍不平坦。但这一次，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了新的方向：2014年8月底，教育部下发《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教育部门着力构建现代学徒制培养体系，全面提升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能力和水平。
在不少人耳中，“现代学徒制”还是一个陌生的词汇；然而，这种教育制度在西方实行已久，甚至直接推动了德国等国家的工业在国际上领先地位的形成。它和我国以往的职业教育体制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国家教育部门要在全国推广这种制度的试点？
教育主体也能交给企业
古老的手工业时代，能工巧匠们言传身教，把精湛的技艺流传下来，“师傅”和“徒弟”的对应角色也由此兴起，这便是学徒制度的雏形。到了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和手工业的繁荣促使了“行会”的建立，也就使得学徒制度成为了一种有章可循的社会行为，而不再是仅涉及师徒两人的私下关系，学徒制度受到行会的保护和制约。
然而，工业革命的到来打破了这个局面，大规模的机器生产替代了零零散散的手工作坊，师徒相传的教育模式也被尘封进了历史。为满足猛增的岗位需求，大大小小的职业教育学校如燎原的星火，短时间内便悄然兴起。
进入20世纪以后，科技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社会对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过多年的改革，走在前列的西方国家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现代职业教育要走向成功，离不开实践这一环节。于是，曾经的“手工学徒制”被重新唤醒，并被注入了时代的新鲜血液，发展成为了“现代学徒制”。
“现代学徒制”最早确立于20世纪60年代的联邦德国，德国该项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学校教育与企业培训的结合，因而又称“双元制”。
中国其实也早和“现代学徒制”有缘。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出现了“半工半读”的企业、“技工学校”（技校归厂办）。在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高等职业教育研究所的关晶副教授看来，那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职业教育，可以看成是“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的某种萌芽。但那时，学生在招生录取后即成为企业员工，而不是经历教育培训。后来，学校和工厂相剥离，这种现象不复存在。
关晶告诉《新民周刊》记者：20世纪80年代，我国也做过“双元制”的尝试，1986年在6个城市进行了试点，有些保留了下来，但并没有在全国扎根。“因为没有从本国的制度上解决问题，因而留下来的都是和德国相关的项目，而拥有国内背景的存活很少。”
而目前，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现代学徒制，强调的是“招生招工一体化”、“工学结合”。在现代学徒制方面有较早尝试的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简称“广铁职院”）院长雷忠良看来，该制度强调多个方面的双重结合：学校与企业在教育上的“双主体”、学生拥有学校老师和企业师傅的“双导师”、受教育者同时具有学生和学徒的“双身份”。
“现代学徒制”和以前的“校企合作”、学生实习的区别在哪里？尽管各国施行的政策有所不同，在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形态也有所差异，但国际上对此已达成了一些共识。关晶告诉记者，国际上界定现代学徒制，主要有以下几个标准：第一，学生和企业有法律关系，要签订培训合同，该协议不等于就业合同，其中应写清培训的目的、内容和补贴，学生是企业的准员工；第二，校企之间要有工学交替，学徒一部分时间待在学校，一部分时间待在企业，且应以企业为主，在岗时间需超过50%；第三，在培训结束后，学生除了毕业证，还要得到全国统一的资格证书，能受到行业的一致认可。
而在以前的“校企合作”中，学生在接受教育期间只有学生的单独身份，学校一直是教育的主体，企业起到的作用比较小。以某些职业学校与企业对接的“订单班”为例，企业只在学生入校时向学校告知几年之后所需毕业生的数量和专业需求，之后除了在学生毕业前的一段时间内作为实习接收单位之外，并不参与学生的教育过程，几乎是“下了订单就不管”的模式。
雷忠良说，要缓解“学生就业难”与“企业用工荒”二者的矛盾，现代学徒制是非常好的办法，也是真正提升高水平技能技术人才培养质量的良策。再从顶层设计的角度而言，现代学徒制是提升我国工业水平的重要保障。
第三方机构助力学徒培养
2014年12月初的一天下午，广州番禺大学城内的一处房间里，16个年轻人正专心致志地听着台上的人讲课，讲课的内容是“通过手机App远程操控智能家居设备”。授课者不时拿出手机，现场演示对几百公里外家居的遥控效果，并和听课者互动交流。除了听课人数比较少，这看上去和大学城里一次普通的授课似乎没有什么差别。而实际上，这是广铁职院最新一批“现代学徒制”试点班的学习场景。学生们所在之处并不是学校，而是位于广州大学城内的国家数字家庭应用示范产业基地；正给他们上课的，也不是学校的老师，而是来自产业基地内企业的员工。
信息工程系主任王金兰是广铁职院推动现代学徒制尝试的关键人物。谈起进行该方面尝试的初衷，她说，对于职业院校而言，保证学生的就业质量是重中之重；而在以铁路和轨道交通相关专业为鲜明特色的广铁职院，信息工程算是“非主流”专业，得不到企业的“订单班”，这让她必须努力想办法。数字家庭、智能家居应用是近些年国家扶持推广的新兴产业，2009年，国家产业基地落户广州大学城，集聚的多家企业以中小规模为主，每家企业每年所需人才数量有限而且很难持续；而王金兰所在的信息工程系又开设了这个专业方向。因此，2010年，她找到了产业基地，开始尝试在基地这个第三方机构的帮助下，与企业联合开展对学生的现代学徒制教育。
已经毕业的两届学徒班学生头一年在学校学习，之后的一年或者两年转移到产业基地。而2014年秋季的最新一个班学生，更是接受完入学教育后就直接到了基地开始学习。总共四个学期的学制中，第一学期每周的日程是“4+1”，即5个工作日里，4天是学习学校安排的文化课，1天是企业员工来授课或者学生去企业任职。第二学期，将实行“3+2”，后面两个学期将依次改为“1+4”和“0+5”。
产业基地与广铁职院本部有30公里的车程，因而学徒班学生也住宿在附近的大学城里，学校的文化课除了专业课由系里的老师专门来基地教授外，对于政治理论等大班公共课，王金兰想出了远程视频授课、互动的方法，让位于基地的学生也能和在学校的同学们有同样的听课体验。“这正好和数字家庭的远程信息交流相合，也是学以致用。”
一入学就来到企业环境，这显然给了学生们不一样的体验。“最开始决定来这里的时候心里还是有些不安的，觉得可能要放弃大学生活了。但是接触到企业办事的流程、观念之后，感觉还是受益很多的，觉得自己在成长。”学徒班的班长李莉感慨。她和同学们除了聆听企业人员的课程，了解到最新最前沿的专业知识外，还能参加到企业项目、产业论坛中去磨练、积累。
而且，产业基地位于广州大学城，周围汇聚了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大学等十几所本科高校，“这也是工学结合的很好的尝试，让学生不至于过分脱离学校的环境。”王金兰说。实际上，李莉和她的同学们经常去旁听周围高校里的课程，参加他们组织的各种活动。这样的眼界提升，显然不是在位于郊区的学校本部可以相比。这种培养方式的效果也得到了验证：当天给学生授课的企业员工，4年前也就是在产业基地接受了学徒制教育，目前在基地的企业工作两年后，已经能做学弟学妹们的师傅了。 广州市技师学院也进行了类似的尝试。该学院副院长翟恩民介绍说，在德国等国家，现代学徒制的第三方服务机构是行业协会，但在我国，不少地区、行业没有协会或者力量不足，校方想到的办法是与骨干企业联盟，借助示范效应来推广学徒制。以该学院试行现代学徒制的数控装调加工等专业为例，学校先与当地的行业龙头广州机床厂合作了几届，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相当好。之后，更多企业主动找上门来，要求与学校共同开展现代学徒制的培养。
从试点到成熟，道阻且长
在教育部发文推广全国试点之前，包括上述两所学校在内的不少职业院校做了试水尝试。对于现代学徒制目前在推行过程的困难，这些当事人可谓冷暖自知。
国家数字家庭应用示范产业基地人才中心主任陈玉琪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在与广铁职院合作探索现代学徒制教育的几年里，也遇到不少障碍，走过一些弯路。“比如学生和家长的不理解，他们认为既然来学校读书了，就要大多时间待在课堂里，现在却又让他们超过一半时间去企业，就会有人认为‘不值得’。企业也在担心，如果按现代学徒制的要求来培养学生，学生毕业后不留下来工作，这样付出的成本就白白浪费了。”
除了社会对现代学徒制的认识比较滞后外，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法律法规的滞后。比如，按照“双身份”，学徒是企业的准员工，那么企业给学徒的报酬应该怎么发放？给员工的保险等福利是不是也要给学徒？该签订怎样的合同才不是“非法用工”？这些目前都没有国家层面的既定法律法规来规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赵志群教授说：“目前仅仅是教育部在牵头下发文件，但其实现代学徒制的运行还需要人力资源部对于劳动制度的保障和经济管理部门对于学徒补贴的规范。只有多方合作共推，这项制度才能够取得长足发展。如果国家部门的政策不够明确，地方政府发挥作用的余地就会变小。”
王金兰和陈玉琪都提出，在现代学徒制下，企业也是教育的主体，那么让企业为学徒制定公平和适宜的考核方式，也成为当下有待研究的问题。广州市技师学院院长李宗国曾任广州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主任，他曾参与企业高技能人才评价模式改革项目的研究，亲历了该领域“广州模式”的诞生过程。他认为，该模式或能为现代学徒制中的评价模式提供有益参考。
他介绍说，所谓“广州模式”，是对之前社会化评价模式的一种改革。建国后，我国工人的技术考核是由所在企业自行进行的。自1994年开始，为适应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技术人才的考核采取社会化模式；但有的企业并不认可这样的考核标准，影响了人才的流动。“广州模式”在原社会化模式的实际操作和理论考试基础上，加入了核心能力和生产业绩两项考评，形成四维度的考核。
其中，核心能力包括职业素养、团队合作、职业道德等，具有“一票否决”的地位，即如果此项不合格，将不再进行之后三项的考核。业绩考核则主要由企业进行，用规范的量表举证被考核者在生产、研发中的能力。而业绩考核若达到85分，后面的实际操作和理论考试可免考，实际操作达到85分则理论课免考。“广州模式”2006年建立后，得到了国家人社部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
“只有当蓝领阶层有机会成长为中产阶层，才能使全社会的收入分配结构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2014年12月21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说。他介绍，我国劳工市场形成了上等劳工市场和次等劳工市场，上等劳工市场的职业很容易成长为中产阶层，而次等劳工市场的蓝领极少有机会成为中产阶层。这样的二元结构如果不改变，会进一步加剧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让底层的劳动者看不到希望。
他分析指出，在推进蓝领向中产阶层成长的过程中，目前我国最缺的是完善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他建议，未来要更加重视构建职业教育体系，包括中专、大专，甚至是研究生类型职业教育。而在赵志群和关晶等人看来，建立现代学徒制正是完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重要一步。
链接：德国“工匠精神”
李工真教授在其著作《德意志道路》中爬梳了德国两百年现代化的艰难历程。而从经济发展的视角来说，“德意志道路”也可以被视为一条技术立国、制造兴国的道路，而从内部支撑这一道路的是一种“工匠精神” ——对技术近乎宗教般的狂热远大于对利润的追逐。因此，奉行这种精神的企业主，本身在自我定位上就并不单纯是一个商人，更是一个矢志要以技术改变世界的工程师。他们并非不关心金钱，只是把技术、工作本身置于利润之上。
纵观全球经济，在20世纪最后的十多年中，网络、金融等新兴产业异军突起，而曾经被各国视为立国之本、“现代化”重中之重的传统工业、制造业却被斥为落伍的“夕阳产业”，似乎注定要被淘汰进历史的垃圾堆。然而，与很多国家“反工业化”、“后现代化”的做法相反，时至今日德国工业仍在国民经济中占到四分之一强。对此，有学者评论，这些企业留在德国专心致志地从事其本专业的工作，而不像很多英美公司那样更热衷于通过上市、融资等方面扩大规模，然后在海外另寻人工成本低廉的国家转移生产，以获得更大的利润。从主观意愿上，“工程师精神”似乎能够部分地解释德国企业家的行为，但我们更关心的是，在客观条件上是否也存在一些制约的因素使德国企业主更倾向于留在人工昂贵的本土而不“见利思迁”呢？对此，也有研究者从国民教育和劳动力素质的角度给出答案。
作为一个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德国只能依靠人的创造性劳动来实现发展，因此在战略层面，国家在扶持科技研发、资助基础教育时不计血本，仅科研一项，每年的投入都在700亿欧元以上。高科技在德国经济生产中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每10个就业人员中就有一个在高科技领域工作。无论欧盟还是其他国家，都无法在这个比例上与德国相较。而在民间层面，大众意识也是如此。有不少组织机构对德国年轻人进行职业愿景方面的问询和调查，最受他们尊重的是工程师。按照这一说法，很多在国内被网民讥为“程序猿”、“工程虱”、“搬砖码农”的工科生，应该会无比向往德国吧。
人才是分层次的，一个大国不仅需要高端的大科学家、大工程师，也（甚至更）需要千千万万有理想、懂技术的工人。因此，独具德国特色的双轨制职业教育也进入业界学界视野，正是它为国家源源不断地输送高素质的劳动力。在德国没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说，缺乏足够意愿读大学的高中生可以在职业技术学院获得专业的培训，然后自信地走向市场，凭借过硬的实际操作技能和工作经验证明自己的价值。而从企业家的角度看，如此大批量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在德国以外，在人力成本低下的欠发达国家能找到吗？所以还得留在德国。（本文摘自《德国制造究竟凭何经久不衰？》财新网 雅趣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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