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利姐陈文茜
阅读提示：那个曾经在街头激情演讲的年轻人虽然退出了政坛，在书中，依然像街头一样犀利。
记者｜何映宇
犀利姐。这是记者对台湾著名主持人陈文茜的第一印象。
说话直接，毫不客气，指东打西纵横捭阖，思路清晰滔滔不绝，也难怪李敖称她为“我所见过最聪明的女人”。
3月25日，她迎来了自己57岁的生日，可是和她对谈，你会有一种错觉，似乎她还是那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作为台湾政坛中的风云人物，在台湾政坛摸爬滚打数十载，从民进党的宣传部主任到愤然退出民进党，起起落落，看尽其中的猫腻，陈文茜点评那些台湾政坛的大佬，嘴下可从不会留情。
这一次到上海，陈文茜是为她的新书《树，不在了》签售。“树不在了，但新的树在哪儿？”陈文茜在序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奇怪的问题。树，在这里指的是人类曾经积极拥抱过的两棵参天大树：“资本主义”和“全球化”。这两棵遮天庇荫保护的大树，却在一场金融海啸面前叶落花残，呈现枯萎之态。
怎么办？树，还在吗？当老树已凋残，遮蔽我们众人安然的新树，又在哪儿？
如果你以为陈文茜的新书是一本心灵鸡汤类的随笔集，那就大错特错了。那个曾经在街头激情演讲的年轻人虽然退出了政坛，却仍然关心着社会发展的运态，在书中，依然像街头一样犀利。
飘零的种子
《新民周刊》：你的外公何集璧曾参加共产党，也参加过“二二八”事件，在国民党执政时期有没有受到迫害？
陈文茜：非常严重的迫害，他当时的心情很痛苦。所以我写他的文章，题目是“飘零的种子”。他出生于甲午战争之后的富商家庭，当时台湾割让给日本，他家里人希望他去日本念医生，他不愿意成为二等公民，到了日本跳船往中国大陆跑，第一站来到上海。之后又去北大，在北大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富商爸爸听说他参加了共产党，骗他说自己死了，发了个讣闻让他回台湾奔丧。他一回来，他们家人就把他扣留。1931年大萧条之后，他在台湾建立了文化协会，他的立场还是替当时失业的劳工争取权益，文化协会的大会宣言也是他写的。当时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办了一份杂志叫《台湾文艺》，这是台湾第一份文化杂志。由于他是士绅出身，当时反对日本人的台湾人也分成右派和左派两个阵营，他属于调和者。为什么？因为他是有钱人的小孩，士绅都挺他，但他的老板是左派。所以他就到山上找了一个在山上砍柴的文学家，就是杨葵，来做《台湾文艺》的总编辑。
等到二战结束，国民党来台湾的时候，他是很欢迎国民党的。我妈妈还记得，当时他带着全家的小孩，穿着皮鞋，家庭条件还是不错。只是后来，国共战争把整个台湾都卷入通货膨胀，经济很差，去台湾的军队，素质又很不好，基本上处于一种无政府的状态，民众就起来抗争。“二二八”之后，他被抓去坐牢。按理说他不是枪毙就应该给关很久很久，因为他涉入这么深。当时整个台中的左派，就在我们家酒楼的二楼开会。我外公家原本是开纺织工厂，他就开了个酒家，当时的文人喜欢在酒家里聚会，有点像当年的秦淮河畔。他用他的酒家来掩护这群人的活动，这是很严重的罪名。在那个时候，没什么罪名的人都被杀，他被抓也是很自然的事。
怎么办？只好用钱贿赂，还好国民党有贪官，我们家把整个纺织工厂都给他，将我外公定为精神病人，送到精神病院强制关押了好几个月才让他回家。从此他就落落寡欢，沉默寡言，又感染了肺结核。肺结核会传染，他似乎成了家里的一个不祥之物，家里所有的小孩都与他保持一定距离，说起来是为了保护孩子，可是那种不祥的感觉，好像超越了病菌。他经常会在夜里哭嚎、尖叫，害怕有人抓他。他也很自责，因为他的好朋友都在坐牢。
《新民周刊》：后来你到台湾大学读法律系以及之后的从政都有受到你外公的影响？
陈文茜：他给我的影响，就是：社会就是我的职业。刚开始考法律系出于社会抱负，后来才知道，法律系根本不是那么回事。loyal跟个买办差不多，人家付你钱让你去办事，所以我很快就离开了。我去了当时最大的报纸《中国时报》副刊当主编，开始与民主运动有关系。当台湾开放党禁之后，我就加入了反对党。
我们这些人与政治的关系，其实是理想主义的关系。所以当政治变成权力计算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离开政治的时候，所以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其实所有的问题都问错了，他要知道我们参与政治的原因，跟别人不太相同，对我们来说，政治是你如何投入、建构一套制度的行业。当这种理想建构到一定程度，一定会遭遇世俗化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会与世俗政治格格不入，那也就是你要离开的时候。不管你能力多强、名声多好，你占了怎么样的位置，政治的中心和你的价值观就已经格格不入了。
《新民周刊》：你是觉得所有的政党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还是仅仅只是台湾的窘境？
陈文茜：不管什么制度的政党，一党独大的像新加坡，或者是美国似的民主，收买政治都很严重，政治家要讨好老百姓。在讨好的过程中，它和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就会不同。浪漫主义者从政本身就是浪漫主义者自己的悲剧吧。
陈水扁与马英九
《新民周刊》：就你的了解，2004年的“三一九”枪击案是陈水扁自己炮制的吗？
陈文茜：这个没有人知道。我们只知道一个讯息，这个讯息是当时奇美医院一些重要的人告诉我的，我无法告诉你这些人的名字，因为我一说出来就等于害了他们。他们告诉我，陈水扁当时是走进医院的，当时到底怎么发生枪击案，奇美医院其实也不知道，医疗团队都是他自己的，只是借用奇美医院把手术做完了。13:45发生那么严重的枪击案，枪击的伤口那么长，你想想有多痛？他的侍卫长说给他擦了小护士药膏。因为里根遇刺后是自己走进医院的，所以陈水扁说他作为一个台湾人的领导者也应该自己走进医院，可是你走进去也应该是很痛楚的表情吧，他不是，他就这么轻松地走进医院了。你看吕秀莲膝盖中枪，痛苦的样子，被随从背进医院，你就知道她应该是真的。
有一种可能性，陈水扁进奇美医院之前确实有枪伤，可是身上打了麻醉药了，所以他不觉得痛。这是大家从医学角度看。没有人知道枪击案的真相。我们只是确切知道，他是走进去的。后来我们就要求他怎么进医院的录像资料，奇美澄清他们是清白的，可是那已经是选举后了，造成的影响已经来不及挽回了。他已经把社会都玩弄完了。
《新民周刊》：你刚才说的是陈水扁执政，现在是马英九执政，你觉得情况是不是有所变化？
陈文茜：马英九也是世俗政治，也不是我所喜欢的政治人物。只是说两个人对社会的破坏程度是不一样的，陈水扁我们刚刚讲完了，如果你要问我马英九的话，他最大的问题是完全没办法做自己。看马英九现象，对很多个人一定是很好的启示录。第一句话是：“If you want to please everybody，please nobody.”（如果你想取悦每个人，就是所有人都得罪光。）我们常常开玩笑说，马英九可能是一个没有敌人的人，但马英九也是个没有朋友的人。像我讲话属于比较直接的，我要么讲真话，要么沉默，所以我应该还是比较会得罪人的。可马英九怎么可以得罪那么多人？可以制造那么多敌人？怎么这么多人恨他？我们也算佩服他。这也很需要政治能力耶。坦白讲，像我这样一个算直率的人，很容易因为不小心的语言，或者某些我的坚持得罪人，挡了人家的财路，可是我也不会到他的一百分之一。他是怎么得罪人的？我到现在也是衷心地佩服他。
第二点，一个不相信自己的人，最终没有人要相信他。马英九以两岸和平的角色崛起，他大选的时候我给了他一个历史定位，连战来大陆是“破冰之旅”，马英九是60年来唯一一个可能稳定两岸关系的（台湾）政治领袖。从1949年至马英九上台2008年，整整60年，他是第一人。怎么定位这种和平，让它的基础很稳定？结果一个不相信自己的人没有人会相信他。为什么？他故意用一个李登辉的幕僚来做“陆委会”的“主委”。他的意思是：这是本省人哎，他是李登辉的人哎，所以我没有出卖台湾。一个人，如果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结果就是没有人会相信你。他的政策，连大陆都觉得莫名其妙，两岸关系应建立更好的和平架构、更深入的经贸架构，都不断被阻挡，搞得支离破碎，就因为这个“陆委会主委”，他的理念，根本和马英九最初上台时理念是两回事。
马英九教我们的第三件事是越想抓住权力的人，失去权力越快。他已经当到这个位置，可是他的行为还是蒋经国秘书的行为，什么事情都想抓。他完全是不避讳。他只用他的亲信，对社会充满了怀疑。他抓紧了权力，怀疑所有的人，包括国民党内部，包括连战、吴伯雄，怀疑他们每个人都出卖自己。我还没有看到过一个政治领袖能像他那样“兵败如山倒”。
讲给所有的意见领袖听
《新民周刊》：2010年的香港书展，你关于韩寒“浅薄没文化”的言论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当时怎么会说这番话的？
陈文茜：那次争论应该说是媒体创造的争论。当时的情况是，韩寒在我之后的一天来香港书展，有媒体就问我怎么看韩寒现象，其实我根本不了解韩寒，我知道他很帅，他是个赛车选手，我知道大陆年轻人很喜欢他，对于他的了解，我也仅限于此。所以我没有什么理由评论人家的好或者不好，并不是我跑到香港去骂韩寒。当时方舟子提出韩寒的小说是代笔的，很多人认为我是反韩寒，也应该加入揭发韩寒的行列。但是我没有，我是学社会学的，我知道那么多年轻人喜欢韩寒，必然有他们的理由，我也不会说把一个人一棍子打死，说他好或者不好，我会从社会现象的角度看它。
那次的争论是这样来的，我们提到上海世博。世博之前的上海，交通一塌糊涂，就因为到处都在造地铁，195个车站，十几条地铁，疯掉了，可是你知道纽约之所以会成为纽约，伦敦之所以会成为伦敦是因为什么？我在纽约住了差不多9年，我也常去伦敦，我很清楚，这两座城市的城市建造者在一开始就已经设想好了，这里将成为世界的中心。所以它们的地铁什么时候造的？100多年前。上海世博呢，等于是补足了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第一件必要的大事。盖地铁的过程，市民会有怨言，交通拥堵情况加剧，到处塞车，再加上当时浦东要动迁，就有人上访，据说还有个老人因此去世，美国有一个很恨中国大陆、故意丑化中国大陆的记者，他就写一篇报道，引用了韩寒的话，说：“上海世博是给外人来看的，和上海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反驳的其实是韩寒此时说的这句话。我觉得上海建地铁对这个城市是非常重要的。地铁、黄浦江整治、虹桥枢纽，这是一个大格局上海的建设。你们上海人现在在享受这些成果，你就知道你当时忍受的那些痛苦值不值得。上海交通不够好，可是如果没有新造的那些地铁，你看看是什么情况？地铁盖得好，是国际都市名片的第一步。我们还需要第二步，再多盖十条地铁的话，上海的交通会比以前更好，现在上海地铁的总公里数已经超越了伦敦，可我觉得还是不够，中国人口毕竟还是世界第一。
我常常说，不管什么社会，最后都要成为公民社会，但前提是，公民要有知识，要有眼界，否则公民发出来的意见，怒吼越大声，越会把社会往后拉。你看台湾，台湾的情况就很清楚。我为什么会拿这些事情来讲？因为我看台湾已经看得太清楚了，台湾有民主的制度之后，所有的建设都停止下来。这不是我相信的民主体制，它不应该如此。发生这样的现象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因为太多人，以讨好民众的方式——或者对问题不了解——不负责任地讲话。所以我对韩寒说的是：以你在年轻人心目中的形象，你应该珍惜你的影响力，然后把上海带向更好的未来，而不是做这么错误的批评。可是我看媒体写我说“韩寒放屁”，这好像不太是我会用的字眼。
《新民周刊》：所以你的话是对所有中国大陆的年轻人说的？
陈文茜：不是只有年轻人，而是对所有的意见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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