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化”医学难道是暴力伤医的根子？
阅读提示：多年来，无论公众还是医疗从业者，接收了过多“神化”医学的信息，大家对医疗的期望过高，成为医患之间无法信任的重要原因之一。
记者｜黄 祺
都说“阳光之下无新事”，但有一件事在中国的发生频率，却一直是件“新鲜事”——这就是患者对医生的暴力伤害。刚刚过去的6月，仅仅上海一座城市，就发生了7起伤医事件。
在上海医疗队援助的北非国家摩洛哥，如果患者与医生当街闲聊拥抱，大家会觉得有辱医生尊严，摩洛哥人的心中，医生就是应该高高在上、不可侵犯。这也许是极端的例子，但无论文化或者风俗千差万别，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医生都是备受尊崇的职业，因为这个职业关乎人的健康、生命，从更深的角度去看，也关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人的安全感。
中国暴力伤医状况在最近的5年恶化，每年全国范围内被媒体报道的伤医事件就有几十起，导致医护人员死亡的恶性事件也时有发生。几年前，医疗界将制止伤医的希望寄托在法律的严惩上，从去年开始，一些暴力伤医事件中有医闹受到法律制裁，医院也加强了安保工作，但事与愿违，伤医事件非但没有减少，到今年6月，又集中发生。
失望感弥漫在医护人员中间，少数医生护士选择离职，离职人数尽管占比不大，但在过往流动较少的医疗单位里，还是引发了不小的波澜。
中国医生职业环境如此之差，显然是一个非正常的状态，可是，怎样让“非正常”转向“正常”，没有人开得出“良方”。患者的拳头为何会挥向医生？医患之间本来的“战友”关系变成了“敌对”关系？原因复杂，除了医疗体制让医生“无暇”照顾病人的感受，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背景是，医学技术被我们“神化”太久，医学的局限性被我们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医患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体谅，需要从还原医疗的本来面目开始。
上海医生的悲情6月
6月27日是一个周六，大多数人休息的日子，上海发生3起伤医事件。
当天早上，上海瑞金医院宣传科负责人朱凡正在一个专业会议的会场上，刚听了几十分钟，她就不得不离开会场处理一个接一个的电话。早上8点42分，瑞金医院妇产科一名女医生在查房时被打。朱凡自己也曾是一名麻醉科医生，她深知，在医患关系如此紧张的今天，医生被打的消息很快会对本已情感脆弱的医护人员产生刺激，这个时候，需要及时地传递医院的态度和措施。
事后媒体报道，瑞金医院医生被打的原因，是一名患者要求医生给她开一个月的病假，但医生告诉患者，医院规定只能开一周病假，患者为此与医生争吵起来。一名护工描述说：“患者骂医生‘没有医德、不配做医生’，声音大到整个妇产科的病房都听到，有些还在睡觉的患者也被吵醒了。”争吵后，医生回到办公室。患者和家属收拾东西出院，不巧又碰到了这名医生，有目击的其他患者看到：女患者突然就打了医生一个耳光，把她的眼镜片都打碎了。
随后，院方报警，警察赶到时打人者已离开。后据黄浦警方介绍，经调查，打人者张某（女、49岁、本市人），已被作出行政拘留五日决定。
事发当天下午，一份由瑞金医院发布的《声明》被医护人员很快扩散，《声明》中，瑞金医院表态：今晨的伤医事件不仅危害医疗工作者的人身安全和职业尊严，更是对法律的挑衅。我院会一切从病人出发，全力保障患者的利益，但对于伤医等恶性暴力事件也绝不姑息，坚决维护医务工作者的合法权益，伤医者必须依法得到惩处。
当天事发后不久，瑞金医院领导就上门慰问受伤医生，医院对伤医“零容忍”的态度，引来医护人员一片点赞之声。
但坏消息比好消息多得多。瑞金医院伤医事件几小时后，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医院也发生一起医患矛盾，外科医生钟医生在吃完午饭返回门诊时，遭到患者家属推打。据目击者介绍，儿童医学中心外科门诊外一直有患者排队，当时值班的是钟医生。中午12点左右，在其他同事到岗顶班的情况下，钟医生离开去吃午饭。十多分钟后，他再次返回诊室，突然遭到一名患者家属的责怪及推打，被众人拉开。院方介绍，事后打人家属已向医生道歉。
这天更早的0时40分左右，上海新华医院崇明分院，一名患者家属因对女医生徐某的诊断不满与徐某发生口角，然后数次以打耳光的方式殴打徐某，造成徐面部软组织挫伤。崇明警方对违法嫌疑人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五百元。
2天以后的6月29日，上海新华医院内一护士被患者家属砸伤。事发的经过是，一名普外科病人的治疗已经完成，有一份检验报告要等到第二天才能拿，医生通知病人可以出院，第二天再到医院拿报告，但病人家属认为自己家住在浦东，来回不方便，坚持要继续住院。病人家属为此不满到护士站吵闹，当班护士一边对家属进行劝阻，一边与正在门诊部接诊的医生联系，这时，家属情绪激动，将护士台上的有机塑料宣教板向护士脸上扔去。护士验伤结果为右耳轻度听力下降，颏部软组织挫伤，右上第五颗牙挫伤，头颅CT显示轻度脑震荡。肇事后，病人家属离开了医院，警方已介入调查处理。
“零容忍”不治本
整个6月，上海共发生7起伤医事件，涉及上海市儿童医院、浦东新区人民医院、新华医院、瑞金医院、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上海的伤医状况，只是全国伤医拼图中的一块。大约3年前，伤医事件多发生在省级大型医院中，但最近一两年的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成为伤医“重灾区”，大城市重点医院里被视为医学精英的医生们，强烈地感受到不安全感。
伴随着悲观的情绪，一些医护人员选择改行，离开医生岗位。尽管医护人员离职人数与其他行业比较不算多，但在一向人员稳定的医疗机构中，离职人数的增加还是在医务人员当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逃离”成了医生护士常常讨论的话题。
这个6月被上海的医生们视为黑色6月，但实际上，最近几年中，哪一个月不是“黑色”的？
2014年的2月和3月，全国伤医辱医事件频发，引起全国医疗界的愤怒。有医院开设擒拿格斗培训班，这些举动与其说是为让医护人员学习防身术，不如说是医务界对社会环境和行政管理表达不满的“行为艺术”。
当年3月的全国“两会”期间，最高法工作报告中首次出现了“依法严惩暴力伤医”的内容：依法严惩暴力伤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和污染环境犯罪。会同有关部门出台惩处涉医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依法审理王英生故意杀人案等一批暴力伤医犯罪案件。
到了2014年 4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同时公布四起涉医犯罪典型案例。
卫生系统表态对伤医事件“零容忍”，法律系统表示将加大对伤医肇事者的惩处，医护界也将遏制伤医事件的希望寄托在行政和法律措施上。
对暴力“零容忍”看起来是一个社会常识，但在医疗系统内，却曾是难以实现的目标。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医院面对医闹、伤医事件，多采用赔钱和私了方法，纵容了闹事者，助长了这一荒唐的社会风气。记者曾询问上海一三甲医院院领导为何选择“息事宁人”，这位负责人的解释是，行政管理对医院的要求是不闹“丑闻”。医院对医闹、伤医的“容忍”，最终以牺牲医生合法利益为代价。
去年一系列针对伤医、医闹的法律措施出台后，确有不少伤医者、闹事者受到惩处，但是，今年伤医事件的集中爆发证明，“零容忍”对遏制伤医来说是治标不治本的措施，而今年以来的伤医事件，已经发展到更加暴力和恶劣的地步，伤医事件从过去的冲动伤人发展到有预谋有计划地伤害医生。6月16日，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院放射科主任，在医院内电梯口遭到病人泼汽油并点燃，导致大面积烧伤。新闻图片里，医生伤势严重，情景可怖。
严惩伤医者也许能够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但无法改变医患之间的隔阂，医生和患者本应是共同面对疾病的战友，在今天的中国，两者却变成的“敌人”。
“神化” 医学的后遗症
6月上海几次伤医事件后，医疗界开始再次寻找医患敌意的“解药”。当然，大医院病人多医生超负荷工作、医生给患者时间少、个别医生贪图利益过度治疗、社会的暴戾之气是医患关系恶化的基本原因，但在愤怒冷静之后，一些人开始寻找更加深层次的缘由。
不久前，上海三甲医院一位医生在媒体上发表文章，讲述了一个发人深思的故事。
2014年，上海一家医院的一名优秀医生因抑郁症跳楼自杀。当年，这名医生收治了一名绝症女孩，女孩身患绝症被多家医院拒绝收治，女孩的父亲跪地求他，他深深感动。他决心以1%的机会为女孩争取一次生的希望，但很不幸，女孩最终在手术台上死亡。女孩的父亲顿时崩溃，痛打医生，要医生偿命，并找人到医院闹。
因为这件事，医生非常自责，一蹶不振，最终选择自杀。写作这篇文章的医生说：“如果病人的家属能客观看待这件事情，能对医生多一份理解，也许他最后就不会走上绝路。”
在这个故事中，患者父亲和医生对医疗的期待或许都太过“苛求”，作者提及“客观看待这件事情”所指的，应该是客观看待医学的局限性。多年来，无论公众还是医疗从业者，接收了过多“神化”医学的信息，大家对医疗的期望过高，成为医患之间无法信任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代医学只有100多年的历史，大约200年前，西方人还笃信放血疗法，用放血的办法来“治疗”各种疾病。1799年，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生病后，接受了放血疗法，医生给华盛顿放掉了近2500毫升血，是人体血容量的一半，华盛顿死于失血性休克。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对放血疗法产生质疑。
后来的研究发现，华盛顿的病很可能是细菌引起的炎症，但“细菌性炎症”的概念要等到1840年才出现，1870年才为医学界普遍认可。
细菌引起的疾病是人最常见的疾病之一，控制细菌的药物就是抗生素。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首先发现了世界上第一种抗生素——青霉素，但一直到15年后，青霉素才得以批量生产。青霉素在二战战场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改变了现代医学的进程，由于感染可以用抗生素控制，外科手术的成功率大大提高，医学的治愈率完全被改变。
现代医学迄今最有效的工具，一个是抗生素，一个是疫苗，在这两个伟大的发明之后，真正的突破很少。尽管最近几十年医学以加速度发展，已经到达分子层面，但面对复杂的人体，医学能起到的作用还是非常有限的。对于大多数疾病来说，所谓“治愈”，只是在一段时间里将病情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但是多年来，公众得到的信息往往忽略了医学局限性的一面，医学的能力被夸大。因为这种误解，患者认为看病就一定能得到“痊愈”的结果，一旦医生没能完成这个任务，便一定是医生“有责任”。
我们为何会向医学施加如此大的压力？在复旦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近日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健康传播学术年会”上，从事健康传播的行业人士讨论了这个问题。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务处副处长杨震反思了医疗机构在传播医学知识时的不当之处。他说，医疗机构传播的主要内容，一般有新技术新成果、救治疑难病人、灾害救援、庆典活动、领导视察、学术会议、慈善活动、奇怪病例，都会给民众提供一些健康传播的知识，“大家的初衷是好的，但是有很多的问题”。
这位发言者展示了多年前的一则新闻，讲一医院收治烧伤病人，全医院的护士、医生踊跃献皮，把自己的皮割下来救治病人，一直持续到新世纪，依然有这方面的报道。“医学并不是以命抵命、以命换命，这是全世界通行的伦理原则。但是我们过度夸大已经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使得观点产生了极大的混乱。”
当然，公众也需要主动地提高健康素养，对基本的疾病知识有所了解，从各种信息中辨别真伪虚实。
医患“敌意”怎样解
经历了几年伤医高发后，医生们的心很“凉”。数位上海医生向记者表示，现在看门诊时，要多留个心眼，看看患者、家属是不是有“暴力倾向”。有医疗媒体报道，今年高校医学学科录取分数下降，暗示医生职业的受欢迎程度大大下降。但记者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资料上看到，最近三年，医学学科录取分数线基本稳定，而且录取最低分要超过各省一本分数线至少几十分，个别专业还有走高的趋势。
中国医务界普遍的判断是，目前已经到了医患关系的最低谷，正在从业的这一代医生，遇到了职业环境最差的时候。但更多人相信，随着医疗制度的改革和社会发展，未来，医生仍然是一个让人羡慕的职业。
今天的医患关系，看起来像一团乱麻，所幸，制度和社会舆论，从未放弃改变现状的努力。
去年，一份权威的调查数据显示，上海门诊、住院患者满意率，三级医院低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二级医院。这说明，患者太多、诊疗秩序不合理、医疗服务达不到预期是医患关系恶化的导火索。最近几年，上海卫生系统一直在试行分级医疗改革，在社区医院充实家庭医生，鼓励慢病患者与家庭医生签约，然后将这些患者纳入分级转诊系统。
在任何国家，优秀医生都是稀缺的资源，分级医疗可以让医疗资源得到合理分配，让医生发挥最大的能力。7月1日，有上海媒体报道“上海市区三级医院拟不设门诊，仅接疑难杂症病人”的消息，但事后有卫生系统人士回应，三级医院逐渐取消普通门诊是一个远期的目标，短期内不可能实现。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曾实行分级转诊医疗制度，改革开放后取消，现在要想恢复分级转诊制度，阻力不小。分级医疗难以推进的原因，一是基层医生素质有待提高，一是患者观念需要改变，另外，大型医院也需要割让利益。最近几年，各地出现航空母舰般规模的“超级医院”，最有代表性的是拥有7000余张固定床位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被称为“全球最大医院”，2014年住院人数达31万人次，营收超75亿人民币。
无论是大型医院的负责人还是大型医院内的部门主任，更热衷于扩张医院规模。患者量是医院规模的基础，如果开展分级制度，必然会带来患者量的下降。
矛盾纠结，中国医患关系的改善绝非短时间能够实现。医患之间的宽容和理解，也需要医者做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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