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高校：战火中延续文脉
阅读提示：拿到考卷，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像诗一样的口号：“尊重自己！/爱护复旦！/过去的光荣/未来的灿烂/全靠师生的合作/今天，是考试的时候/不要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复旦！”
民族觉醒，所有人团结起来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族共同奋起御侮的人民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社会团体、爱国人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同仇敌忾，共赴国难。
中国自鸦片战争开始，始终不能集全民族之力共同御侮，因此屡战屡败，饱受欺凌。毛泽东说：“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了近代以来不曾有过的全民族共同抗敌的崭新局面。纵观整个二战战场，欧洲的波兰、法国在战略防御时期都迅速沦亡，而中国长期单独抵御日本帝国主义，却成功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的侵略计划，使得日本主力深陷中国战场不能自拔，这便是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在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人民战争便达到了高潮，因之，在国际社会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期间、在“先欧洲后亚洲”的反法西斯战略期间，中国的抗战有了最坚强的后盾，不屈中华最终取得了第一次抗击外敌的完全胜利。
回顾八年抗战，不仅有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的对日直接作战，还有无数民族企业家、青年学生、华侨奋不顾身的影子。
他们活跃在抗战的各个战线，共同谱就了一曲全民抗战的正义之歌。 （首席记者/杨 江）
上海高校：战火中延续文脉
记者｜王 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6年11月的报告中写道：中日战争8年间，中国教育文化受到重大摧残，日本认为各级学校均为反日集团，知识青年都是危险分子， “日军极力奴化青年之思想，摧残教育及文化机关，欲以消灭固有之文化”。
教育乃是民族传承之本。日寇可以占领中国的领土，但无法摧毁中华民族的教育。抗战期间，中国高校或内迁后方、或坚守沦陷区，为民族文化的保留、前线的抗战、后方的文教发展、战后的国家重建做出了巨大贡献。
上海是当时高等教育最为发达之城，沪上高校的抗战史，无疑又是其中最为闪耀的一段。
西迁，曲折壮烈
“七七事变”后，当时中国专科以上学校集中的都市及沿海省份都是日军首先进攻的对象；尤其是上海，本来就是全国高等学校数量最多的城市，又是“八一三”发生地，高校受到战火的威胁之大，可以想见。
在这种情况下，各界对于高校是否要内迁，实际是存在严重分歧的不同声音的。有人认为要积极抗战，也要继续教学，内迁是必行之策；也有人主张停办教育，让学生全部应征服役，实际是反对内迁。
最后，国民政府决定从整体策略上将高校内迁，理由是：“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才直接间接均为战时需要。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须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就兵源而言，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故决定以‘战时须作平时看’办理方针，适应抗战需要，固不能有任何临时措施，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其主旨。” 1938年，国民政府还特别成立了全国战时教育协会，负责全国学校、研究所的迁建工作，决定在西南、西北建立抗战教育基地，为长期抗战做准备。
内迁的大策略具体落实下来，沪上各高校情况不一，其内迁的历程也迥然不同。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复旦大学校舍（今五角场邯郸校区）多处被炮火击中，学校无法开学，只得暂借徐家汇复旦附中接待学生，但报到者极少。战事愈演愈烈，校方考虑上海恐难久守，便由复旦牵头，与当时同为沪上“四大私立高校”的大夏、光华、大同三所大学商议组成联合大学西迁，其中大夏、光华两校为今天的华东师范大学前身。此提议得到教育部批准并形成指令，但后者要求四校自筹西迁经费，光华、大同两校因费用无着落而退出。
复旦遂与大夏组成联合大学，分为两部，两校学生自愿选择加入哪一部。第一联大以复旦为主体，迁往庐山；第二联大以大夏为主体，迁往贵阳。1937年10月25日，复旦大夏第一联大在庐山牯岭开学，这是我国抗战史上第一所联合大学，较西南联大的正式成立要早半年。
复旦大夏第一联大在庐山开学未满两月，南京失守，危及九江，于是联大第一部准备再度西迁，与在贵阳的第二部会合，继续办学。然而当时联大已囊尽粮绝，路费堪忧，恰巧时任国家教育文化救助组组长的陈立夫（1938-1944年任教育部部长）路过庐山，第一联大负责人复旦副校长吴南轩闻讯，连夜在皑皑的白雪中，由工友提着灯笼，边跌边走，终于见到陈，“雪中求炭”，借得一万元，马上传令师生第二天下山。第一联大到达重庆时，受到当地复旦校友和复旦中学师生的热烈欢迎，复旦中学愿让出校舍给复旦大学办学；四川省政府表示愿意提供帮助，后来划拨10万元给复旦建新校。在这种情况下，复旦大学最后定址在重庆北碚嘉陵江畔的夏坝。1938年3月，“联大”正式取消，大夏大学战时主要办学地留在贵阳。
同样要求西迁的还有交通大学。“七七事变”前夕，交大重庆校友会已数次来函请学校迁渝。1937年7月底南开大学遭日军炸毁，交大校长黎照寰致电南开校长张伯苓慰问，同时向本校主管机关教育部和铁道部提出迁校请求。“八一三”前一天，学校收到教育部拒绝内迁的答复，只同意将开学时间推迟至9月20日。9月，交大位于徐家汇的校园已被日军逼近，屡遭流弹袭击，学校再次请求内迁；然而教育部10月1日的来函再次否决内迁计划，要求交大在原址及租界内开课并转移重要图书仪器。
学校只得遵令在上海开学。当时徐家汇以华山路为界，东面为法租界，西面为华界。交大校园在华界内，为战区无法开课；校外宿舍在法租界内，尚能勉强使用。10月下旬，日军倾三军之力对上海猛攻，交大附近受到反复轰炸，宿舍区紧邻炮火，流弹纷飞，师生安全受极大威胁。交大派两名教授赴南京教育部、铁道部，第三次请求内迁。
教育部长王世杰会见两名教授时说：“本部不主张交大内迁，正所以表示对交大特别爱护。”他列举了否决内迁的四条理由，其中排首位的是“上海若是之大至少有一工业大学以应社会之需求，本部以为只有交大可膺此责任”。也就是说，由于交大地位的重要，国家要求交大在战时承担起在上海的标杆作用，不可轻易内迁。铁道部部长亦维持原意。后上海沦陷，两部仍不改成命，而且西迁路线被断，交大也失去了整体内迁的可能。
无奈之下，交大迁至法租界内的震旦大学、中华学艺社等地，坚持办学。徐家汇校园先是作为难民收容所，1937年底被日本宪兵队占领，后被改为“同文书院”。此后8年间，交大校园一直被日军占据，直至抗战胜利；其间，交大人一直没有放弃对校园的讨还。一名在租界入学的交大学生回忆起这段历史，感慨万千：自己读书时从未能跨进“古香古色的校园大门，而只能站在租界边缘眺望，心向往之”。
随着战事的发展，交大担心自身的国立高校身份会招致日本没收原校园及一切财产；而法租界当局称交大若能表明带有私立性质，便可帮助与日方交涉保全财产。因此，1941年9月，交大经教育部批准，对外改称为“私立南洋大学”。当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运走交大财产；而交大与重庆政府间的经费汇兑通道又断绝。眼看交大在上海已难以保全，1942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终于下令将交大总部迁至重庆九龙坡，与之前在渝校友建立的分校合为总校。而实际上，滞留上海的师生此时已无法大规模迁移，后来沪校改为分校。
顽强，教育长征
同济与交大同为国立大学，但获准西迁，很大的原因在于当时其校园正处吴淞，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完全毁于日军战火。同样被日军轰炸殆尽的还有光华大学位于大西路的校园（今东华大学延安西路校址），据称，校长张寿镛在被炸后的校园内先是嚎啕大哭，继而仰天长笑，悲痛之后继续坚持办学。
同济先是从吴淞迁往上海公共租界，后又迁往浙江金华，并于1937年10月20日开学。学校从上海迁往金华，一是受到“不久即可停战媾和”论的影响，认为这次淞沪抗战仍会像“一·二八”那样，地区不会蔓延很广，时间也不会拖得很长，因而不宜迁校过远；二是当时同济校友朱家骅担任浙江省主席，企图得到他的帮助，且金华离上海较近，搬迁比较方便。校长翁之龙甚至提出在金华建设永久校舍，“在此终老”。
然而，令同济人想不到的是，之后他们还要历经多少辗转迁移。上海沦陷后，同济三迁，抵达江西赣州和吉安。在赣州上课半年后，1938年7月，九江危急，局势突变，同济决定迁到广西贺县（今贺州）的八步镇。在八步镇，借到一所中学作临时校舍，正在进行维修准备复课时，10月下旬，日寇进攻华南，在广东大鹏湾登陆，未及一周，广州沦陷，原迁校计划已不能实现。
1938年冬，当第一批校产运到八步江边，还未及卸下时，学校又决定迁往昆明。这次迁移借道越南，于1939年春节前分批到达。由于昆明办学场所已被西南联大等学校占据，同济的校址不得已极为分散，共计十余处，在管理、教学和生活上十分困难。学校曾有在昆明自建校舍的计划，但因经费筹措不济，未能实现。
1940年初夏，昆明物价飞涨。六七月份，日机不断侵扰，打乱教学秩序，威胁师生安全。秋后，日机加紧狂轰滥炸，上课受到极大影响，高职机械专业学生不幸在小坝附近被轰炸身亡后，更使全校师生感到生命难以保障。同济领导层紧急商议，决定迁往四川。
宜宾校友开始为同济寻找校址，南溪县李庄的士绅罗伯希、王云伯闻讯，又得到国民党李庄区党部书记罗南陔支持，表示愿意为同济提供办学场地。罗南陔起草了一份16字电文欢迎同济：“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
年底，经过六次流离颠沛的搬迁后，同济终于在李庄这个古镇上，“九宫十八庙”的殿堂间，开始了没有敌机骚扰、比较安定的教学生活。两年间，同济辗转沪、浙、赣、湘、粤、桂、滇、黔、川9省以及越南，完成了一万一千多公里的“教育长征”，其迁移次数之多、历程之长之曲折，为沪上高校最甚，在全国高校中也罕见。
坚守，忍辱负重
西迁艰苦，而高校在上海“孤岛”以及敌伪占领时期的坚守不仅同样步履维艰，还要忍受“叛国”、“汉奸”之骂名。1942年，为保全学校，与汪伪政府周旋，交大推举工学院院长张廷金代理校长职务。在汪伪财政部任职的一名校友表示愿意拨经费把学校办下去，张廷金于是前往汪伪教育部，提出只要后者不派人、不改变教学制度、肯给经费，交大愿意恢复国立交通大学校名继续办学。很快，得到汪伪教育部接收，学校继续开办。与此同时，抗战初期留沪的其他国立高校无一幸免，均被汪伪接受。
学校被接收后，大量师生以“屈节之辱”纷纷出走。而实际上，汪伪政府虽任命了张廷金，但并未派员干涉校务；张既不宣誓就职，也不办移交手续，他拒绝奴化教育，竭力维持原有办学宗旨。抗战胜利后，张廷金被扣上“汉奸”罪名公审，但经多方人士包括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的证明，张终被宣判无罪。
复旦大学主体西迁时，老校长李登辉为保证上海师生的教学，租下公共租界北京路上一信托大楼余屋为校舍，1938年2月，师生员工400余人在此复课。已迁重庆的副校长吴南轩等人得知此消息，担心李在上海办学使人感到与敌伪合流，有损母校声誉，在3月初致函李登辉等人，以大义相责，认为这样做的结果会“玉石不辨，泾渭同流”。李登辉在复信中说明复课缘由，并表示万一形势变化无法坚持原则，“当散即散”。为不与渝校冲突，沪校使用“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名义。
5月，代理校长钱新之又请李登辉到重庆去，以免被敌伪胁迫利用。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李登辉在沪办学期间，实行“三不”方针，即不向敌伪注册、不受敌伪津贴、不受敌伪干涉；“三不”不行，则宁可停办。1942年，敌伪提议将圣约翰和复旦等4所大学合并为联合大学，在李登辉的坚决反对下，此事最终作罢。沪校困难之时，李登辉把自己的一部福特牌老爷汽车卖掉，充作办学经费。
在李登辉和沪校教职工的经营下，不到3年，沪校的学生人数一度反而超过了渝校。抗战期间，沪校大事坚持通过渝校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汇报。抗战胜利后，教育部下令：凡是沦陷区的大学一律进行甄审，查其在敌占区教学时有无附敌言行。复旦大学沪校是唯一未被甄审的学校。
身先士卒，支援前线
抗战中，同济大学医学院师生主动用其所长，先后开办4家医院，救死扶伤，直接为抗战服务。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同济校园被毁，师生还来不及收拾悲痛的情绪就纷纷加入到救治伤员的行列。由同济承办的上海市立医院（今长海医院所在地）被迫迁往戈登路（今江宁路），在玉佛寺附近的一家民房内，仓促成立红十字会临时重伤员医院，由同济校长翁之龙兼任院长，设有病床120张，8月14日清晨即开始收容淞沪前线的受伤将士和被炸伤的市民。时值暑假，很多学生虽然不在学校，但心系校园和抗战前线。8月17日，在外地过暑假的医学院学生王家睦给学校来信：“近阅报端，载上海战事爆发，吾校在军事区域内，不知能否开学，望祈速示下……校中如有救护队之组织，亦请示下，因生不愿离校，愿在学校指导下为国家服务。”
同济医学院应届毕业生陈延华、钱章材等积极募集款项，在沪西大沪花园（今丁香花园）开办了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三救护医院，聘请蒋益生老校医担任院长，该院先后收治了伤病将士和难民同胞300余名。
抗战爆发时，军医署长为张建，考虑到他刚上任，抗日战线如拉得长，医护工作必会感到人员不足、设备不够，同在德国留过学的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张静吾特赴南京，向其建议：抗战期间许多医学院迁往内地，教学医疗大多处于停顿状态；战争期间军事第一，可以军医署名义命令迁移的各医学院承办军医院，军医力量可因此增加，医护人员的爱国热情亦有用武之地。张建采纳了这个建议，共组织十二个重伤医院，并委任张静吾为军政部第一重伤医院院长。由于当时张无法马上离沪，所以改任第五重伤医院院长，驻在苏州太湖边胥口镇的张家祠堂，两周后就开始收容伤员，400张床位共收治545人。
与此同时，医学院教师李宣果带领章元瑾等81名师生员工，从上海来到杭州笕桥，成立中国红十字会第一重伤医院。第五重伤医院、第一重伤医院在金华时化整为零，组成若干医疗救护小组，沿浙赣线为受伤的战士服务。二者后来都迁到吉安，合并为同济大学医学院的实习医院。
乐彩臣是抗战爆发前，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立医院招收的第一批护理学员。她永远记得吴淞校区被炸毁后，校长兼市立医院院长翁之龙在动员大家参加抗日救护队工作的大会上拍着自己的胸脯讲：“愿意参加者，除飞机大炮炸弹不长眼睛我们保证不了，工作学习生活我们将负责到底！”
她参加了抗日救护医疗队。最初，战事紧张，伤员很多，整个院子里摆满了担架，医疗条件和辅助设施也比较差，众多伤员有时在没有麻醉药品的情况下，仍要进行伤口处理，甚至还要从伤口中取出弹片，伤员痛苦的表情和呻吟，让她和其他年轻的护士们心痛落泪。医护人员都是不停歇地连续工作，即使这样，仍然有许多重伤员因无法救治而牺牲。牺牲战士的遗体暂时存放在一条过道处，搬运遗体时，她手上常常沾满黏糊糊的血液。遗体多时甚至要叠放四五层高，女护士放不上去，还要男护士们帮忙。
随着形势的进一步紧张，医疗救护队也随着学校的安排一路内迁。到了江西吉安和广西八步时，伤员们经过一路上的治疗护理基本伤愈，重伤医院工作任务减轻，开始转为当地百姓治病服务。乐彩臣一直跟着学校，最后到达昆明才得以毕业。
热血青年，投笔从戎
1944年冬，日军铁蹄踏入贵州独山，川渝震动，国家告急。国民政府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号召大中专知识青年投笔从戎，组建青年远征军驱逐敌寇。分布于川渝黔各地的上海高校师生纷纷踊跃参军，或从事后勤技术支持，或做新闻采访、英文翻译。其中同济全校总人数2423人，有近700名师生报名，364人从军，报名和参军总数列全国高校第一；尤其留德教授杨宝林博士，是全国高校教授从军第一人，轰动了整个大后方，得到了当时《中央日报》、《扫荡报》等媒体的大篇幅报道宣传。
交大1942级机械系的学生杨大雄也是参军的一员。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交大，担任班长，勤奋好学，是同学的楷模。1944年，杨大雄应征入伍。当时，缅甸前线的中国军官轮流到昆明接受美国军官训练，掌握新式兵器，杨大雄为他们之间做翻译，随军转战于湘、桂、黔一带的西南战线。1945年6月21日，杨大雄随同美军炮兵上校等7人赴柳州前线视察以确定炮兵阵地的部署，不料遭遇日军狙击兵，杨大雄首先举枪抵抗，不幸中弹。他顽强抵抗到最后牺牲，日军砍了他的头和手脚。抗战胜利后，他被追认为烈士，交大为他开了追悼会，在今徐汇校园第三宿舍南侧建了杨大雄烈士衣冠冢。
复旦学子吕德润作为随军记者，是“永远的前锋”。他1940年毕业于重庆复旦大学统计系，读书时喜好文学，“能写两下子”，且赛跑出众，能打篮球。
吕毕业时，中国远征军内部的《军声报》需要一名记者，他当选了。1942年，中国十几万远征军入缅作战，困难很多。同学评价：吕德润不只是随军记者，还是远征军的“真正的前锋”。部队采取交叉作战：一批前锋下来，又一批前锋取代，轮流作战；吕德润却是“永远的前锋”！他一个人永远乘坐最前方的战车。他说：“采访新闻哪能在后面！”
整天在炮火中，吕德润能从炮声中，分辨出山炮和迫击炮的不同。有时，日军的坦克就冲到他的身近几十米的地方。那时，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就知道打日本、写报道。
在印度、缅甸时，他还乘C-46运输机、B-25和B-29轰炸机，多次飞越驼峰，并随中国空军B-25轰炸机出征。1944年8月上旬，他听说中国轰炸机将出击轰炸日军占据的孟善（即密支那），马上要求随机采访。轰炸机排开“品”字形，进入敌人阵地。敌人火力很猛，高射炮、高射机枪，四面打来。飞机炸弹一排排向敌军阵地飞去，飞机就像喝醉酒似的摇晃。吕德润探着脖子下望，已经无法看清，城市在浓烟中消失了。他回忆说：“这是在驼峰中最值得纪念的一次！”
二战中，吕德润是与《大公报》的萧乾、朱启平、黎秀石齐名的战地记者，著有《远征缅北》。建国后，他曾任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得到朱镕基、温家宝两任总理的赞赏。
同时，同济、交大工科专业较强的高校，积极开设军工专业，为壮大抗战军事力量输送了大量高级人才。以同济为例，据统计，抗战时期该校工科70%以上的毕业生进入了兵工厂。
夯实学术，奉献后方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到1940年，高校数量和在校学生数都恢复到战前水平，为大学113所、学生52376人。虽然大后方的条件艰苦，但各高校师生努力向前，共克时艰，在学术上取得了显著进步，并为后方和战后重建培养了大量人才。
交大在内迁后，应民族战争的需要，兴办起造船、航空专业，在重庆兴建起“海陆空”完备的工科体系，并开设了电信专业等，使“交通”之名有了完整含义。吴保丰在重庆主持交大校务的4年中，主张把学校办成“技术训练切实、科学根基深厚”的工科大学。在他主校的1943年，《交大概况》写道：“交通建设，为战后复兴要政之一。一旦抗战告终……交通建设，必居首要，本校使命将更重大，责任将更艰巨，亦可断言。”
在此期间，有大量在海外获得硕博学位的人才回国进入交大任教，极大地提升了教学底蕴。航空专业学生赴美国留学，立志在当地设飞机制造厂，为中国建造飞机。师生规模从内迁时的600人增加到抗战胜利时的1500多人。
复旦渝校在1942年改为国立后，获得政府资助，得以聘请陈望道、周谷城、顾颉刚、曹禺、洪深、童第周等大师任教。在渝期间，复旦还新建了史地系、数理系、统计系、农学院等，开设了茶叶学等特色专业，得以发展成五院二十二系科组的综合大学，学术地位有所提高。
生物学家童第周1941年来到李庄，受聘为同济生物系教授。他举债买下一台德国造的旧显微镜，借用干电池、煤油灯，甚至窗台上的阳光做实验，开始了中国最早的克隆技术研究，并取得了领先世界的生物胚胎研究成果。《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李约瑟在抗战期间访问李庄时，对童第周在极其艰苦环境中的工作热情和卓越成果，深表钦佩，称其为“在沙漠中游泳的金鱼”。
在后方的上海高校，仍严抓学风。以复旦为例，该校教育以严格著称。1905年7月24日该校的第一次招生考试报名者近500人，由严复、马相伯主考，结果只录取了50人。1929年，广州的几位校友拟办一所复旦中学，因要挂“复旦”的招牌，故需征得母校同意。他们忖度：私立的复旦一向经济困难，此事若想办妥，必得花一笔大的“进贡”。岂料复旦向他们提出的条件是倘以后有了毕业班，毕业考题须由大学本部出，并派人去监考，钱的事却只字未提。因此，抗战前的几届广州复旦中学毕业考试都是在复旦大学的监督下进行的，其成绩名列广州各中学前茅。
而抗战初期，有数百名学生一直跟随学校西迁，与家庭失去了联系。到重庆后，他们生活维艰，仅靠学校微薄的贷金度日，苦不堪言。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情况下，考试一度流于形式。这种风气像瘟疫一样也传染给了在渝招收的新生。校方感到长此以往，复旦严谨扎实的学风将会消蚀殆尽，为整顿学风，必须从考试抓起，但做法上不能像战前在上海那样直接惩罚：许多沦陷区的学生为了不做亡国奴，长途跋涉，千辛万苦才来到重庆，学校应善待他们，提高他们的自尊心，不能逐出校门了事。
大考那天，同学们走进食堂，看见“尊重自己，爱护复旦”的大标语。走进考场，又看到各种劝勉的标语。拿到考卷，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像诗一样的口号：“尊重自己！/爱护复旦！/过去的光荣/未来的灿烂/全靠师生的合作/今天，是考试的时候/不要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复旦！”再看看监考的老教授们，他们的境况更为艰难：洪深的女儿临死前想吃一只苹果，因为太贵而未能如愿；白季眉家里人口太多，他总是最后一个到食堂吃饭，将学生们洒在桌上的饭粒收集起来，带回家充饥……看看教授们，再想想自己，学生们找回了自尊心。这次考试，全校1000多人无一人作弊。 内迁高校也为当地的文化教育做出了切实的贡献。
同济大学迁入宜宾李庄办学后，医学院在镇上祖师殿开设解剖课，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所也开始摆弄、测绘各种各样的人体骨骼。不知内情的当地居民看到师生们用于解剖的人体骨骼时，吓得半死。一时间，李庄镇上风传同济大学 “吃人”，引起当地民众的不满和恐惧，甚至还有人鸣锣驱鬼，聚众抗议，生出祸端。
中央研究院、同济大学、中央博物院等单位一同会商解决办法。会上傅斯年等人认为，此事过错不在民众，实乃地处偏僻，科教落后，民智不开所致；堵塞不如疏导，不如趁势办一次科普展览。当时适逢同济大学35周年校庆前夕，于是，同济大学医学院和中央研究院联合举办了一次为期7天的科普展览，公开展出了甲骨文、死尸和用于试验的骨骼，医学院的师生还免费为李庄群众看病治病，向居民介绍人体结构和基本的生理医学知识。人体器官展览举办时，从李庄农村和宜宾、重庆以及四川各地赶来参观的人在李庄镇上排起长队，队伍长达10里，在川南地区引起很大轰动，《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做了报道。
当时，在川南一带流行一种“痹病”，病人轻者周身乏力，皮肤发麻或局部肌肉麻痹，重者腹痛、吐泻、四肢麻痹，发展至胸部时即死亡，当地人恐怖地称之为“麻脚瘟”。患者深受其苦，但致病原因不明，治疗亦无办法。华西大学、中央大学曾派人去研究，未下结论。
同济迁李庄后，有一次宜宾中学聚餐，饭后突然有37人发病，邀请医学院教授唐哲前去会诊，初诊为钡或磷中毒。其后唐哲发表了《李庄所见之痹病》一文。内科部主任李化民教授研究后，也发表了《痹病》文章。后期，公共卫生研究所教授杜公振和助教邓瑞麟通过动物实验和反复研究终于查出了致病原因：四川五通桥的食盐中含有毒的氯化钡，从而提出了预防和治疗方案，挽救了成千上万的病人。杜公振、邓瑞麟两人的这一研究成果，曾获教育部1943年第三届全国应用科学类学术发明一等奖。
光华大学抗战时一部分西迁成都，抗战胜利后，上海本部得以恢复，川校交四川省接办，1946年2月1日更名为“私立成华大学”，与上海光华大学成为一脉相承的兄弟学校。1952年10月，私立成华大学改为公立，并以成华大学为基础先后调入西南地区16所财经院校、综合大学的财经系科，组建四川财经学院，即今天的西南财经大学。西南财大光华校区的得名即源自于此。
抗日救亡，民主堡垒
自五四运动以来，高校成为民主运动的策源地；而在抗战期间，高校更发挥了强有力的民主堡垒作用。
实际上，自“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开始，上海高校学生就开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复旦、交大、同济等高校学生多次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抗日救亡。有的得到蒋介石接见，有的被军警阻拦在上海火车站。1935年12月下旬，上海高校学生云集在火车站欲乘车去南京请愿。当时，上海各界救国会、工会、文化团体的代表带着食品，前来慰问学生。国民党左派、元老何香凝也用卡车装着面包，抱病至车站慰问，她义正词严地警告军警：“……不许向青年们开一枪，他们是中华民族的继承者，决不许伤害他们一个人。”在各界人士的鼓励下，两千多名大、中学生坚持斗争，终于登上了两列列车。
这时，蒋介石以行政院院长名义打电报给上海车站站长，并打电报给复旦等学校校长，要求学生“务宜即刻回校求学”。车站当局将蒋介石来电在每节车厢宣读，学生们不予理睬；复旦校长李登辉接蒋介石电报后不得已来劝阻学生，学生也不听。上海市长吴铁城和教育局长潘公展等眼看学生赴京请愿志坚如钢，无法阻挡，于是假意允许开车。24日下午4时半，市公安局长宣布火车直放南京，愿去的同学立即上车。同学们谁也没想到这是当局耍的另一花招。当火车开出上海后，司机借口机车有故障，要下去检修，结果溜走了。
在车头上执勤的几个同济学生下车找不到司机，就凭自己平时所学的原理，自己开动火车，低速向昆山方向开去，直到午夜。第二天清晨，学生们冒着大雪，排成长队，用脸盆、水桶往锅炉灌水，准备继续开动列车前进。
然而，学生们又发现前面的一段路轨被拆，复旦、交大的学生就自己铺铁轨。火车走走停停，开到无锡后，国民党军警将学生押解回沪。请愿虽不成，但京沪铁路中断四天，引起了国际重视，反响很大。
先后于1924年和1925年建立的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都是师生不满原大学方针，出走而另组建的私立大学，从源头上就具有强烈的民主革命性。良好的办学实力，使得大夏大学获享“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之美誉。在抗战中，大夏大学在贵阳每周开设群众培训班，请来军政、文化、教育等各界人士讲座，分析局势，宣传抗战；校长王伯群还去当地电台做专门的抗战讲话。
两所大学与中共地下党、左联等进步组织关系密切。而光华大学更是培养出了乔石、尉健行、姚依林三位后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抗战初期，光华大学有许多学生投奔延安，其中最著名的是汪道涵。他1937年春考入光华大学理学院数理系就读，7月从光华大学回到安徽家乡。10月中旬，他与父亲带领全家和友人共28人投身革命，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到达延安，受到林伯渠、叶剑英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他随后领导了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政权、财政经济和文化建设。解放战争期间，汪道涵先后在后勤、商业、金融和物资等诸多方面任职。解放后，先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市长。晚年，他出任海协会会长，是“九二共识”的缔造者，为国家统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诗人田间是另一位投奔延安的光华学生。他1933年考入光华大学政治系，大学生活奠定了他今后的文学创作和人生道路。1934年，田间加入左联的“光华小组”。在光华读书期间，田间出版了两本诗集：《未明集》、《中国牧歌》和以红军长征为背景，描写农民反抗斗争的长诗三部曲《中国农村底故事》。
1938年田间到了延安，在延安与文艺界同仁共同发起组织“街头诗运动日”，并身体力行，写了大量的街头诗。著名的有《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坚壁》、《义勇军》等，其中《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传遍全国。1938年8月，田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田间由延安穿过封锁线到达晋察冀边区，当战地记者，参加过百团大战。田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诗人之一，他的抗战诗歌曾经激励过不只一代人。闻一多先生曾经推崇他的街头诗，并称田间为“时代的鼓手”。
重庆的复旦盛行各种壁报，有三十个壁报团体联合会的社团组织。此外，还有各种名义的晚会。最有名的是新闻系学生举办的每周六的新闻晚会，每次根据当时重大的新闻事件，由主持人事先约定评论人进行评议。参加会议的人都可以自由发言，有时也邀请校内外的专家在会上做专题报告。史地系也有名为“十日谈”的晚会，会前选定中外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或人物，约定发言人在会上做专题发言。在这些场合，各种思潮发生碰撞，民主火种得以萌生。
文艺演出是大学重要的思想传播手段。在昆明时，同济学生董林肯、徐守廉、竺伯康等人创立了我国第一个儿童剧团——昆明儿童剧团，希望通过孩子们天真的呼喊声，进一步唤起人们的抗战爱国热情。该团创作并导演了街头剧《难童》、三幕抗战儿童剧《小间谍》、《小主人》等，轰动一时儿童剧《表》在兰心剧院公演后，被誉为“儿童教育名剧”，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董林肯被称为“中国儿童剧之父”。剧团的经济收入，还用作昆明26所小学贫寒学生的助学金。
复旦作为中国话剧的发源地之一，其学生剧社复旦剧社无论在重庆还是上海都继续保持着活跃的状态。全面抗战爆发前，复旦剧社已集中创作演出了许多“国防话剧”；内迁重庆后，当时校园文娱活动相当活跃，抗日剧《放下你的鞭子》、《古城的怒吼》、《国家至上》等轮番上演，以最生动的方式发动民众抗战，为了拉近与当地民众的距离，有些剧目还是四川话版本；上海的复旦剧社也竭尽所能在敌伪的眼皮底下上演带有讽喻意义的话剧。
高校在抗战期间积累的民主火焰，在抗战胜利后即将熊熊燃烧。新的时代属于青年。（本文部分图文资料来源为复旦大学校史研究室、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同济大学档案馆、同济大学出版社《民间影像》编辑部、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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