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同龄退休，助攻“全面二孩”
阅读提示：“全面二孩”政策的重要考量之一，是增加国家适龄劳动力、减少养老金缺口，而与之能达到同样效果的，就是延迟退休；对我国而言，其中第一步可以做的，应该是男女同龄退休。
撰稿｜陈 丹 记者｜王 煜
每天早上6时30分起床，吃完早饭；在镜子前整理好自己的穿着，8时30分坐公交车去公司上班。这对于一个城市白领而言，是工作日再正常不过的日程；而今年81岁的乌鲁木齐市民王正廉，依然照此过着“老白领”的生活。
1993年退休，退休后又去会计师事务所上班，这一干又是20多年。“干了60年会计，退休后这20多年，我进步最快，学的东西最多。”为了适应新的工作方式，他68岁学会了五笔打字。他对工作很认真，手头总是拿着一支笔和一个本子，有什么事情及时记下来，需要修改的部分，他会及时做上标记，按照标记修改内容，很少出错。有人觉得他是个怪老头，子女都很有出息，孙子成绩优异就读于清华大学，他还每天奔波着去上班，而王正廉自己认为：“上班不是负担，是一种乐趣”。
在人口与社会学者看来，如王正廉一样，劳动者的素质越高，在身体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越乐于工作，而不是更早退休。“全面二孩”政策的重要考量之一，是增加国家适龄劳动力、减少养老金缺口，而与之能达到同样效果的，就是延迟退休；对我国而言，其中第一步可以做的，应该是男女同龄退休。
从照顾到桎梏
目前，解决养老金缺口无外乎三种方式：减少老年生活开支、在年轻时积累更多财富或延长工作年限。显而易见，第一种方式不符合人权，后两种方式更符合个人和国家的理性选择。从国家政策层面看，通过延迟退休年龄以延长工作年限的方式是世界各国政府用来缓解养老金缺口的主要策略之一。
我国的养老金缺口究竟有多大，官方和学者各执一词。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郑秉文曾做过测算，我国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
2015年的“两会”期间，人社部部长尹蔚民表示，希望2015年内能够把延迟退休方案制订出来，2016年在报经中央同意后向社会征求意见，2017年正式推出，推出后至少5年以后实施，“小步徐趋、渐进到位”，即每年只会延长几个月的退休年龄，这就是“渐进式延迟退休”。
同年12月2日，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6》建议：延迟退休可分“两步走”：第一步，2017年完成养老金制度并轨时，取消女干部和女工人的身份区别，将职工养老保险的女性退休年龄统一规定为55岁。第二步，从2018年开始，女性退休年龄每3年延迟1岁，男性退休年龄每6年延迟1岁，直至2045年同时达到65 岁。
其实早在1989年，就有学者注意到差别退休年龄制度对女性不利，并在“两会”上提出改革建议。此后，全国妇联等机构积极推进此事。近年来最受关注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郑功成教授在2013年提出的延迟退休方式：女先男后或女快男慢，用30年实现男女65岁同龄退休；同时，延迟退休者应在养老金水平上得到补偿。这与中国社科院上述报告的主张基本一致。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和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执行的男女同龄退休制度不同，我国等少数国家执行的是男女差别退休年龄制度。
我国现行的退休年龄制度始于1950年代。1951年政务院颁布《劳动保险条例》规定男职工的退休年龄为60周岁，女职工的退休年龄为50周岁；1955年政务院颁布《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暂行办法》，把女干部的退休年龄提高到55周岁，男性和女职工退休年龄维持原有规定不变；1990年《人事部关于高级专家退（离）休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女性高级专家，凡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本人自愿，可到60周岁离退休。
概而言之，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女性，女干部、女知识分子55岁退休，普通女工50岁退休。女性的平均退休年龄要比男性早5至10年。
当年我国制定这种差别退休年龄政策，也是出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对女性群体的特殊照顾：建国初期，人均预期寿命仅为35岁，女性的预期寿命比男性更低；从事有酬劳动的女性数量十分有限，国家提倡“劳动光荣”“妇女解放”等价值目标，以鼓励更多妇女独立解放；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产业结构偏向重工业导致岗位偏重于体力劳动，让女性早退休是出于照顾和保护女性的“不同生理特点”。
时至今日，中国的社会现状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已经翻天覆地：女性预期寿命超过男性，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7岁；随着第三产业成为我国的经济支柱，劳动力市场工作岗位结构随之变化，现代女性大多从事第三产业；而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女性综合素质和职业劳动参与率大大提升。例如，深圳市从业人员中女性比例达48%，女职工占职工总人数的比例已达50.6%，高学历女性就业比重逐年上升，在科、教、文、卫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中女性均占67%以上，高级人才中女性亦占据40%左右的比例。
按照我国现行的退休年龄制度，退休后的男女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
我国的个人养老金主要取决于工资和工龄两个因素。
按照《关于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计发离退休费等问题的实施办法》规定：“工作年限满35年的按90%计发；工作年限满30年不满35年的，按85%计发；工作年限满20年不满30年的，按80%计发。”
上述规定可以简单归纳为：假设工资水平一定的话，养老金多寡则由工龄决定，退休越早、工龄越短、收入越低。
也就是说，女性早退休意味着女性的平均工龄少于男性，也意味着养老金收益少于男性。同时，根据男性工资水平普遍高于女性的现状，退休后的男女收入差距又进一步扩大。值得一提的是，女干部、女技术人员等能力越高的女性，因受教育年限长，导致其一生中工作时间会更短，也就意味着收益损失会更大。
具体会有多少损失？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陈卫民算过一笔账：一名工资是社会平均工资两倍的女性，她60岁的养老金是工资等于社会平均工资的男性的养老金的1.28倍；而一名工资是社会平均工资两倍的男性，他60岁的养老金则会是工资等于社会平均工资的女性的2.05倍。
而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刘伯红在2011年的调查显示，如果比同职男性提早5年退休，机关事业单位女性将比同等年龄、受同样教育、同时参加工作的男性，平均一生至少要少收入约16.85万元！如果是金融、电信等特殊行业的女干部或女技术人员，其经济损失更大。
据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测算，如果按平均寿命78.8岁计算，事业单位人员提早5年退休收入损失为34.35万元，机关工作人员则为41.25万元。博士、硕士等高学历人员，这种收入损失更加明显。
当初，出于人文关怀所制定的差别退休年龄制度，如今反而成为了女性追求平等权益的桎梏。
“二孩”的有力助攻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老年人口总量为1.17亿人，占中国总人口的8.7%，其中女性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的51.0%；而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女性占58.2%。
数据背后隐藏的社会问题令人担忧。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指出：“在老龄化过程中，应当特别注意性别差异问题。”联合国社会保障与发展司罗斯曼·雷尼也警醒：“女性比男性的寿命更长，但在经济上比男性更脆弱。”2002年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特地强调了社会性别视角纳入各国老年政策的必要性。
因此，从现状上看，女性早于男性退休，无论是从个人还是国家，都是不利的：对个人而言，意味着女性养老金的收入比男性少；同时女性预期寿命更长，因此早丧偶的女性随着年龄增长会增加，而个人养老金少，女性晚年生活难逃凄凉；对国家而言，则意味着全社会参保缴费人数减少，而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增加，加上女性寿命长于男性，更加剧了养老金的供需矛盾，使养老金的支付压力越来越沉重。
除了职业瓶颈、个人收益和国家养老金支付问题外，女性退休年龄制度亟待改进还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需求：计划生育导致的家庭规模的减小以及城镇化发展带来的大量人口迁移流动，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逐渐式微、难以为继，老年生活可能很难再现 “儿孙承欢膝下”的画面；即使当下“全面二孩”执行，其结果也非一时之功，“男女同退”的助攻非常必要。
而生活水平的提升和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女性的身体素质在60多年来有了显著改进，过早退休反而无所事事，推迟退休不但不会影响女性健康，还能够使女性更多接触社会、保持年轻健康心态。
此外，随着女性教育的提升以及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同龄退休更成为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素质的女性的诉求。教育程度越高，越乐于工作。一项美国的调研显示：高中学历人群只有32%的在62岁至74岁间继续工作，而拥有专业学位或博士学位的同龄美国男性有65%；女性同样如此，高中学历只有25%的人在62岁后仍继续工作，而拥有专业学位或博士学位的人有50%在62岁以后继续工作。对我国的许多女性尤其高级知识女性来说，在55岁退休年龄，不仅是一种收益的损失，在职业生涯的“黄金期”被迫离开工作岗位，更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浪费。
据《经济学人》报道，2000年只有13%超过65岁的美国人继续工作，而2014年有近20%；10年前，只有四分之一的德国人60岁之后继续工作，而现在近半数德国人超过60岁仍不退休。同样，日本总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坚持工作的日本老年人在持续增加：2013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有两成以上还在上班，这636万名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就业人口的10.1％，创历史最高纪录，在发达国家中也位列首位。
再看看其他国家的女性退休年龄：加拿大、美国、墨西哥、法国、德国、英国、挪威、瑞典均为65岁，俄罗斯55岁，澳大利亚63岁，巴西60岁，印度尼西亚55岁。同时，很多国家实行的都是男女同龄退休，比如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加拿大、墨西哥等等，皆是如此。由此可见，男女同龄退休已是“国际共识”，或可说是“国际惯例”。
然而，差异退休年龄这项关系到每个人切身利益的政策在我国执行了60多年，依然还有不少人对它是“雾里看花”。有调查显示，在是否同意男女同龄退休的问题上，女性被访者主要分为两派：对社会性别平等意识不强、社会身份和地位不高、年龄较轻、教育程度较低、家庭收入和经济状况不佳、家庭中有需要照顾的成员、身体状况不佳、在非公共部门就业、在单位中的位置不高、单位的经济效益较差、福利和社会保障不足、退休后收入有所增加的被访者而言，反对男女同龄退休；反之，则对其表示赞同。
虽有政策规定高级女性专家可以延迟到60周岁退休，但实际操作中，真正能够在60岁退休的高级知识女性屈指可数；甚至不少单位规定女性的职业晋升年龄比男性低5岁，如规定新提拔担任副职的女性一般年龄不超过45岁，而男性不超过50岁；新提拔担任正职的女性年龄不超过50岁、担任行政职务不超过55岁，而男性则可任职到60岁。显然，这些不平等规定，直接影响了女性职业生涯的发展和政治利益诉求。
也有人质疑，很多女性并不愿意延迟退休，甚至要求提早退休。但实际上，很多女性退休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于现行的工资结构缺陷与福利制度不完善，不得已而为之。由于工资结构和退休金制度的缺陷，早退休反而能拿到高于工资的退休金，对于低收入的女职工及其家庭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经济支持。这些退休后的女职工，很多会继续从事其他有酬劳动，通过“双保险”获得更多经济收益，“退而不休”，并没有真正退出劳动力市场。可见，这部分要求提早退休的女性也并非真正意愿在50岁就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只是因为在职的收益小于退休，也从侧面说明了我国现行退休制度的不完善和福利保障不健全。
那么，如何推行男女同龄退休？日本的方式值得借鉴。
日本老人持续工作的局面，与日本政府近年来推行的“用经济杠杆惩罚提前退休，奖励延迟退休”的养老改革有关：日本根据提前退休、正式退休和延迟退休三种情况，给出了不同的退休金制度：提前退休，只能领取退休金的70%，正式退休可领取全额退休金，而延迟退休的老人则可以比正常退休的老人多领取大约三分之一的退休金。目前，这一思路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前述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15年发布的报告里也建议：在退休年龄改革中引入弹性机制，可考虑以法定退休年龄为基准，规定人们可提前或延迟5年退休，但养老金待遇与退休年龄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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