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街”之差，差在人气
阅读提示：小区与街区，一街之差，差在开放的心态、规划和人气的融合，差在人对城市和居住环境更为深层次的理解，我们的城市和小区已经大成这个样子，病得如此严重，不只是交通才是问题，更大的问题在于认识和行为方式的改变。
撰稿｜老 冲
小区与街区，这一个字，差在哪儿了呢？咱们从头捋捋。
你有我也有
街区听起来很洋气，有个英文名儿叫Block，除了街区的意思之外，还有障碍物的含义，美国纽约、西班牙巴塞罗那、德国柏林、捷克布拉格等都有很漂亮的标杆式的街区，风格不同，却都整洁漂亮。
它是怎么来的呢？按照法国提倡开放街区的建筑师鲍赞巴克的分类，原因的表述我们都很“熟悉”——“历史发展形成的”。
18下半叶工业革命之前，一直到古希腊、古罗马，欧洲城市发展非常缓慢，城市住宅区处于“第一年龄段”，城市人口密度很低，规模很小，住宅区基本依附于街道自然形成，街道聚合交通、商业、社交等诸多功能，街区历时数千年的首秀，其实很乏味。
中国这边就嗨皮一点，究其原因，古希腊城市的形成，沿地中海的方便贸易为核心的经济功能，更加核心一些。中国则不同，城市的首要功能在于军事和政治，大城小城一个模子，四面高大厚实的城墙，保护城市中的统治者。
中国城市的住宅区要保证秩序井然有序，统治者也很关心老百姓怎么老老实实地生活，从春秋战国时代的闾里，到西汉至唐的里坊，城市的住宅区按照标准单位被方方正正地划开小格子，居住和商业分开，做官的靠近宫城，方便为圣上服务；平民、农民靠近城门，工匠和商人靠近市场，方便谋生。
貌似很贴心，其实好管理。
通常认为设定的秩序都干不过人的基本需求，到了经济和商业都异常发达的北宋，这套玩法就不管用了，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里画的汴梁城，市场和住宅区之间的界限就被打破了，底层或者临街铺面经商，上层或者后院住人，所以才有了潘金莲开个窗户，不小心砸了西门庆，引发两场血案的故事。
此时中国城市的街区味道也很明显，只是我们不叫街区，叫个街坊，街道依然是住宅区的核心要素。
法国作家谢和耐写了一本书叫《蒙元时期的中国日常生活》，事无巨细地描绘了当时世界第一大城市南宋临安的生活方式，一百多万人口，聚集在不到20平方公里的城市里，平民居住区的主体形式，依然是街坊（区）。
不管在西方还是中国，传统城市里的街区，都是开放式的。
宋代以后的明、清，集权越来严厉，社会越来越封闭，街坊的居住方式，仍然有缓慢的发展。只是中国传统社会历来是重乡村、轻城市，城市化率很低，所以城市住宅区还有一种更加基础的渊源——庭院式。
四合院是代表形式，与街区的开放式不同，它是向内的、封闭的，比如北京的胡同，条块很小，貌似街区，其实不是，而是由一个个小院落组成，通过院门进入街道，街道除了交通以外的功能，并不明显。
一个院子一个家庭乃至家族，关起门来过日子，这个“小院”有点像小区的雏形。
美国式拆迁
西方工业革命干得热火朝天，东方还在老婆孩子热炕头地歇着。
西边儿这一忙活，就容易出问题，城市化率迅速提高，城市人口密度陡然增加，容积率过高，商业虽然更加发达，生活更加便利，但是公共服务跟不上，卫生条件脏乱差，治安混乱，还出现了经济洼地贫民区，让城市管理者非常头疼。
此时西方城市的发展，进入“第二年龄段”，到1950年代结束。这也是城市规划成为一门学问的时期，最有名的一个叫埃比尼泽·霍华德，这个英国王室记者对城市规划这个业余爱好，有着异常的兴趣，他细心观察了19世纪晚期伦敦穷人的生活方式，特别讨厌城市里乌七八糟的东西，在他的眼里，伦敦简直是邪恶之城，如此之多的人拥挤在一起，是对自然的亵渎。
使命感一上来，这位外行就有点hold不住了，专门写了一本书叫《明日：一条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提出“花园城市”的理念，想把城市郊区已经衰落的乡村，重新建设成新城镇，把城市生活的便利和乡村自然环境和谐结合起来，看上去是一个很美的解决方案。
霍华德一忽悠，美国人就信了，20世纪20年代开始，想把大城市去中心化，把企业和密度过高的居民驱散到郊区的卫星城镇里，这个时期也是西方个人价值和权利高涨的年代，人们也倾向于需要一个相对封闭的居住空间，把自己“隔绝”起来。
这些美国规划师们因为缺少权力，理念转换为现实的能量并不够强大，直到罗伯特·摩西的美国人1920年代进入纽约州政坛，这个近乎疯狂的迷恋“城市公园”的人，利用巧妙的政治手段获取权力，同时借助大萧条时期，政府用大规模投资市政来拉动经济的背景，摩西当上了“拆迁队大队长”，开着推土机就上街了，强推花园城市的玩法。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他主导在纽约郊区兴建大量城镇式花园居住区，再修宽阔的大马路和高速路，把中心区与卫星城连接起来。同时改造中心区里的传统街区，修建千篇一律、向内封闭的居住区，他也承认这些建筑看上去越来越乏味，功能越来越单一，但他不在乎，因为他爱公园——街区变得乏味，他们去公园就好了。
这也是汽车成为城市主要交通工具的时代，摩西用大马路展示他对小汽车和富人毫不掩饰的热爱，以及各种小手段表现对贫民的厌恶，比如他特意把长岛区的行路桥下高度设计为9英尺（约3米），而当时的公共汽车高度12英尺（约4米），为了不让低收入者进入他设计的琼斯海滩，他甚至运用法律鼓动人们否决了长岛铁路延伸到琼斯海滩的动议。
摩西的玩法一直持续到1950年代，为汽车服务，马路越来越宽，很多传统街区的“街道”只剩下了交通的用途。作为花园城市的小型替代品，封闭式的“超级街区”也出现在城市里，这种形式挺像中国人目前熟悉的“小区”，只是规模更小一些，不至于特别阻碍城市交通，但它有非常明显的功能单一、自我封闭的特征，富裕的人们住在里面，仿佛过上了美好生活。
1920年代，面对同样的“城市病”，还有另一个药方，却是美国一个社会学家开的，叫科拉伦斯·佩里，看来城市规划这个行业，总是外行影响大。佩里觉得街区太小了，马路一宽，交叉口一多，车祸经常发生，严重威胁老人和小孩。
这方面他就错了，街区的大小，其实不是它的核心含义，别着急，往后看，会有人说明白这件事。
佩里觉得，城市居住区应该以“邻里单元”的方式呈现，以小学在社区的服务范围为界，规模要大一点，规划要统一一点，这些人联系要紧密一点，对外要相对封闭一点，促成邻里关系的形成和热络。
佩里的方案，基本就是小区的思维。
于是小区出现了
西方工业革命传递到中国，演变成一场鸦片战争，中国被迫打开国门，“街区”却意外地发展起来，近代开始的一些通商口岸，经济和商业发达起来，城市化程度较高，采用的通常是街区的规划类型，例如在上海市中心城区，一些较老的街坊尺寸约为100m*150m一个里弄的平均居住规模也仅为46户。
中国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是被迫的，民国时期的中国城市化进程相对缓慢，但是传统街区的衰落和西方倒是保持同步，比美国稍晚一些，和英国差不多，原因和推动力却不是工业化带来的“城市病”，而是新中国的建立。
1953年，中国的建筑领域发起向苏联学习的运动，居住区规划借鉴苏联的“街坊”形式，布局由四条道路包围，住宅沿道路而不是街道来布置，围合成中心庭院，中间设置幼儿园、小学、商店等日常服务设施，居民和工作单位连接在一起，工作和生活聚集在一起，进行城中城式的体内循环，整体的封闭系统建立起来。
城市里各个独立的工作单位圈一块地，建一个集办公生产、居住、后勤以及各项生活服务于一体的大院子，作为福利提供给职工，外人不能随便进出。因为历史延续性，现在单位大院仍然是国内许多城市的基本构成之一。这就是延续几十年的“大院模式”，它既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结果，也暗合了中国传统的庭院文化，有趣的是，也与佩里的“邻里单元”有异曲同工之妙。
新中国建立，百废待兴，人的思维也是传统与前现代混合交织在一起，对于现代的理解，夹杂着快速工业化的欲望，形成两个可以快速推进的城市规划原则。
其一是政府可以以大生产的方式高效快速的划定和提供大量住宅及配套设施，改良城市环境；其二是道路和住宅的供给完全分开，大广场、大马路、主干道利于人民游行、集会，大院利于人民工作和生活，城市支路被严重低估和忽略了。
特别是北京，军营或者部属大院，动不动就1公里见方甚至更大，数量还多，在城区星罗棋布，看上去不明觉厉，绕过去拐弯抹角。
这种玩法在经济水平较低，人们出行和生活区域狭窄的时期，倒是起到了不错的效果，既有传统的思维惯性，又有现代性的外壳，方便管理和维护社会秩序。再加上几十年的东西方敌对和割裂，整个国家都保持向内封闭的状态，中国的经济和城市持续低速运行和发展，私家车保有量基本等于零，倒也没什么大问题。
改革开放之后的住宅建设，经历了两个阶段，以1998年住房分配货币化为界，之前兴建的住宅规模和体量都比较小，2000年以后房地产市场风暴开始，以后十多年间，一直和宏观调控拉锯、博弈，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支柱。
以2000年前北京兴建的经济适用房社区天通苑，和2001年广东番禺开盘的星河湾为标志，前者如今形成的大天通苑地区居民已经超过60万人，后者为代表的8个千亩以上规模社区，形成“华南大盘”模式，都是位于都市郊区的超大型小区。
它们起了个“花园城市”的头，后面大干快上，10多年来兴建的城市居住区不断扩大城市外延，一个个大饼摊开来，成为中国快速城市化的一大景观，至少在面积上，中国的城市化兴高采烈地发展起来。从2000年到2013年，中国住宅竣工面积超过60亿平方米，绝大多数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小区”。
华南大盘模式崛起时，有清醒的开发商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比如潘石屹当年在一次会上就提出来，说美国人好像没玩这么大，住宅和马路只隔一条宽宽的人行道，商铺和咖啡馆星罗棋布，人们生活更加方便。万科的王石说话比较冲，说这种模式以后可能会成为城市发展的 “毒瘤”。
没有人进行全局性的规划和研究，也没这个意识，也没有人强制推行，小区在中国就遍地开花了，人们住 “大院”也习惯了，搬到封闭式小区里是很自然的事。邻里和睦、生活保障，至于与外界的沟通，一个是没必要，一个是没勇气，封闭式的思维方式是从内心开始的，它根植于贫困年代的集体记忆，和必须要秩序井然的潜意识。
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没有改变的外部条件，中国住宅开发起步的2000年前后，恰好是中国加入世贸前后，紧跟着就是的10多年的经济高速运行，催生了出有中国特色的“中产阶级”，这些年轻人有更自觉的自我权利意识和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小区作为貌似花园城市的玩法，很是让大家满意，觉得这就是属于咱们自己的美好生活。
中国人一醒过味来，干什么都比别人快，经济高速发展，城市不断扩大，生产能力提高到移山填海跟玩似的，回头一看，环境污染了，低端供给严重过剩了，城市马路成了停车场，谁也走不动了，自己的城市病，也已经不轻了。
人们怨气冲天，也没啥好招儿，发泄是没用的，总得想个办法，反思来研究去，很多人都在找原因，吵来吵去也没个定论，中央的“拆墙计划”一出来，就更乱了，一种意见说得貌似在理：你说街区制好就好了？就算是好，那是人家基于私有财产，慢慢形成的结果，这一把拆了小区的院墙，就能一劳永逸了？
经过咱们这么一捋线索，西方街区基于财产私有形成的，中国的大院也未尝不是，况且现在咱们自己也有《物权法》，想拆什么大家商量着来，何必这么紧张呢？一种消极环境的改变，基本动力不是辩论个中原因，而是对以往行为方式产生的作用和结果的评估，和改变行为方式的可能性。
究竟差哪儿了？
一个明白人终于华丽登场，这个人叫简·雅各布斯，好玩的是，对于城市规划，她也是外行，本来是做记者的，后来写了一本书叫《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本书在美国出版的时间是1961年，对这之后的西方城市规划理念，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可惜它被翻译到中国，却是2005年的事了，在一片欢腾的楼市里，没人在乎它，没病谁也想不起来吃药，不过现在重视也好，特别适合咱们的现实情况。
美国人从大萧条时期在城市建设上的大干快上，也持续了不少年，这本书就是对这个历史阶段的反思，这个美国老太太很有意思，像个居委会大妈一样走街串巷，事无巨细地观察和分析各种类型的居住区，发现了一个完全违背所谓规划“科学”的现象。
那些为了提高城市居民生活品质修建的公园，为中产阶级重新改造的封闭式“超级街区”，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大部分公园利用率很低、犯罪率却在增高，人们在有保安和监控守护的“超级街区”里，也没有获取应有的安全感，人际关系越来越淡漠。
在一个超级街区里，她采访到一位女士，这位女士搬进来时，将很大的精力用在和邻居社交方面，和全部90多户居民建立了联系，有一天她不在家时，孩子被意外困在电梯里很久，却无人主动施与援手，事后这位女士问起邻居，邻居居然惊讶地回应：原来那是你的孩子呀，早知道我肯定会帮忙的！
相反，雅各布斯在尚未被推土机入侵的所谓贫民区，却观察到了传统街区在现代生活中展现的的活力，邻里透过窗户观察街道上的情况、互相守望，主动提供帮助，孩子们可以得到陌生人的照料，人们在多样的街边商店、书店、咖啡馆里购买生活用品和服务，还会把家里钥匙交给店主保管。
这样的街区，在中国也有相关的案例。房地产行业著名段子手冯仑，在20多年的住宅开发过程中，做过两个开放式小区，一个在台北，一个在北京，台北的就不说了，北京的这个在国贸商圈，CBD核心区域，叫新城国际，可以容纳2000户居民，道路、绿地都属于业主，却是向外开放的，将近20年了，大家共享，沟通方便，也没有任何人有异议，外部穿越小区的人，与小区内部业主，也没有任何矛盾，房屋不断升值，现在已经成了高端住宅。
冯仑很坦率，他做的封闭式小区更多，也不乏高端社区，保安、物业甚至监控系统都很严密，但并没有彻底解决安全问题，甚至还出现过盗窃乃至于更加恶劣刑事案件，但这个新城国际，并没有出现过此类案件。
好的建筑和美丽的环境，和良好的行为方式之间，并没有简单、必然的联系。
另外一个案例是成都玉林社区，这是2000年房地产风暴来临前形成的社区，近年来逐步开放，丰富的街巷路网承载了市井生活，除了城市平民，大量艺术家、音乐家乃至建筑师都能找到自己的小圈子，社区生活非常有活力。
这是一个居民自下而上推动开放的社区，很好地解决了产权纠纷、社区安全性、城市交通干道干扰、停车位等诸多问题。
诸多的毛细血管道路并没有吸引更多的汽车，反而诸多折线和遮蔽形成的曲径通幽的效果，让很多司机不敢贸然进入，公共建筑、广场、绿地都小型化便捷化，灵活设置在社区的各个角落，避免大尺度的公共广场或绿地，也避免了大量外来人员的涌入和共享。
为了提高安全性，1至4栋楼组成一个微社区，增设门禁系统，片区开放的同时，安全性并没有受到严重影响，那些老居民几乎认识所有住户，对闯入者自然提高警惕，这既是雅各布斯推崇的“街道眼”，也有中国传统庭院片区的影子。
小区和街区的根本差别，并不在于大小，美国的超级街区可以很小，中国的小区可以很大，但它们面临的问题并没有多大的不同；也不在于对安全的保护，可以用完善公共服务来实现，和规划并无直接关联，雅各布斯认为，城市公共区域的安宁，并不主要有警察来维持，而是由一个互相关联的、非正式的网络来维持，这是一个有着自觉的抑制手段和标准的网络，由人们自行产生，也由其强制执行。成都玉林小区即是如此。
小区和社区的根本差别，在于街道和马路，在于开放和封闭。街道是街区的血脉，两者是同一个系统；马路则是小区的边界，两者是截然不同的系统。街区是开放的，小区是封闭的，街区可以是一套可以自我循环的生态系统，小区则可能是温暖、舒适、“安全”的“山洞”。
居住区首先基于人们的需要和频繁的使用，这是最核心的要素，规划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一座现代城市之所以形成，是基于陌生人的自愿聚合，人们出于个体的需要聚居在一起，在相互独立的状态下互相提供产品和服务，高效沟通、互相帮助，个人权利与公共空间融合，有基本的公共责任感，才会有便利、舒适的生活方式。
从街区到小区，再从小区到街区，人们寻求的无非是更加舒适的城市空间，反映了人的温暖需求和更加密切的链接，所谓由大变小、增加道路供给、提高商业多样性，提高人们运行效率等等，只是其中的表象，远有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和人的需求值得关注。
小区与街区，一街之差，差在开放的心态、规划和人气的融合，差在人对城市和居住环境更为深层次的理解，我们的城市和小区已经大成这个样子，病得如此严重，不只是交通才是问题，更大的问题在于认识和行为方式的改变。（参考书目：《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开放式街区的基础是均衡的城市公共设施系统》、《“开放街区”规划理念及其对中国城市住宅建设》、《鲍赞巴克的设计理念与作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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