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语种教育“从娃娃抓起”，究竟对不对？

撰稿｜王仲昀

　　1983年国庆前夕，日后被誉为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给北京景山学校的题词中写道：“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直到今日，也是我国教育工作中时常被提及的指导方针。如今，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升，我国教育事业的现代化与国际化程度也越来越高。

　　自2018年秋季开始，教育部最新发布的2017年版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14门课程标准正式投入使用。外语科目方面，在英语、日语、俄语的基础上，新修订的课程方案中增加了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科目。这意味着，未来的考生在参加高考时有更多选择余地，英语不再是外语考试的唯一项目，德语、法语、日语或西班牙语得以成为新选项。

　　在新的高考改革面前，家长和培训机构都闻风而动，看到了让孩子尽早接触英语以外的小语种学习背后的可能性，而有些学校早已走在了前面，从小学一年级起便开设了“二外”课程。一方面，小语种教育已初步呈现出“从娃娃抓起”的格局；而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时代机器翻译的不断革新，也引发了人们关于外语教育未来命运的热烈讨论。

“双语”转型：从“中+英”到“英+二外”

　　过去提到一所学校实行“双语”办学，国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往往是“中文+英语”的教学模式。英语是全球普及程度最高的“世界语言”，学好英语就等于掌握一门国际化的沟通工具，英语教学长期以来也一直在中国的教育事业中占据重要地位。

　　但时过境迁，如今英语已不再是我国推行外语基础教育中的那个“唯一”。在上海市，创办于1963年的上外附中如今开设了德、法、日、俄、西等6个语种的外语课程，是全国开设外国语课程最多的中学之一。在上外附中，学生从预备年级开始就可以选择双语班级，除了主修英语，还可根据兴趣主修一门小语种。从2017年起，根据国家对稀缺语种人才的需求，上外附中增设阿拉伯语、希伯来语、意大利语等课程，鼓励学有余力的学生选修两门以上小语种。在上外附中校长束定芳看来，“双语并行”的教学模式有助于拓展学生国际视野，提升思维能力。

　　此外，光明中学早在2003年，便为每位中学生提供了学习法语的机会。除了法语特色班每周有4课时的法语课，其余年级从高一开始开设一学期的普及课程，每周1课时。随后，该课程也逐步推广到光明初级中学、兴业中学、格致初级中学、大同初级中学、市八初级中学、光明小学等校。而2012年，光明中学在高一年级开设以法语为第一外语的“中法未来工程师实验班”，并与法国鲁昂工程师学院合作，法语班学生高考后既可报考国内大学，也可直接进入法国、加拿大魁北克的大学就读。

　　如果说上外附中与光明中学的第二外语教育是依托其自身作为“老牌”名校所拥有的多年办学经验与积累的资源基础之上的话，那么位于闵行区的华东师大二附中紫竹双语学校，则是将“第二外语”的基础教学作为这所新学校自2017年建校起便定下的办学特色。“我们的‘双语’，就不再是过去传统意义上的中文和英语，而是英语与另一门外语的组合，这也是我们‘面向世界’的办学宗旨在实际操作中的体现”。华二紫竹双语学校教育教学主管权雪莲对《新民周刊》表示，学校根据学生自身普遍接触过英语学习的语言环境的现实情况，2018年9月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便为所有学生开设了每周1课时的法语课程（拓展型课程）。

　　“虽然这些孩子已经掌握了一些英语，导致我在进行纯法语的教学时他们经常会面临不同语言间转换上的困难，但你要知道小朋友们在这个年龄时语言天赋非常出色，我结合一些电脑上的幻灯片与自己的肢体语言，发现他们完全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华二紫竹双语学校的法语外教卢卡斯（Lucas Fran?ois Levien）向《新民周刊》表示，他会在法语课上用不同字体进行板书，而坐在下面的一年级小朋友能够清晰地分辨法语与英语的内容。

　　如今不仅是上海，在中国其他城市，越来越多的学校和华二紫竹双语学校一样致力于“双语”教学的新一轮转型，而家长们对于自家孩子的外语基础教育的重视程度，也与之密切相关。上海培英教育的市场经理洪嫣告诉《新民周刊》：“现在很多家长普遍存在一种心理，觉得别人家小孩正在学的东西，我们家小孩也得学。不仅要学，而且水平不能落后”，而平时在学校里老师出于统一教学进度的需要而难以兼顾每一位学生，也让培英教育这一类培训机构拥有了自己的市场，他们纷纷针对小学生而推出法语、德语与西班牙语的零基础体验课程。

　　除去家长对于教育问题上的“危机意识”，他们愈发热衷于孩子们的外语教育，也出自最实际的应试需求。未来我国会有越来越多的考生在参加高考时选择英语之外的外语考试科目，这不可谓不是家长与孩子在面临英语竞争压力日益增长的现实情况时的另一种尝试。“与其千军万马拼英语，不如学会一门二外，能够在应试时选择竞争更小的小语种”，这句如今已被众多培训机构用以宣传的话语，道出了不少家长的心声。

　　从应试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考虑似乎“不无道理”：一方面英语教育在我国已实行多年，学好英语是越来越多的中学生的“标配”，与之对应的是英语应试的难度也不断加大。另一方面，小语种基础教育由于近年来才逐步推行，选择人数尚不够多，因此考试难度相对低。根据业内长期从事日语教学的人士分析，就高考难度而言，高考日语要求考生需掌握2000个单词，而高考英语则需掌握3000至4000个单词，且目前英语的题库量远远超过日语。正是当下中国现实的教育土壤，催生了家长们“另辟蹊径”的可能性。

　　但在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端鸿看来，国家层面对于外语基础教育的革新与家长们不断重视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联系。“我们国家之所以在外语教育政策上做出一些调整，一是加强本国语言文字教育，增强民族文化的需要，二是顺应全球化发展与跨文化交流的需要，三是希望通过多样化的选择，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孩子更多选择，同时难度适当降低，应用程度提高，从而减轻负担。”张端鸿对《新民周刊》表示，“中小学校布局其他语种教育，是顺应外语教育政策调整的行为，同时也是教育走向现代化的一种必然选择，并不是为了给家长和孩子提供一种新的应试渠道。但是在现实当中，由于基础教育总体上还是没有能够扭转应试教育的倾向，一些家庭和学校看到了新的应试博弈机会，才出现了这些新的应试策略。”

　　此外，张端鸿还指出，“从小学习外语”与“从小就开始二外教育”，本质上看并不是一回事，“从年龄发展规律来说，小学就开始学习外语是很符合孩子年龄特征的。但是一个孩子在学习母语的同时，还要学习两门外语，这就不一定符合身心发展规律了。一是语言学习之间会打架，二是增加了孩子的学习负担。”

　　华二紫竹双语学校的权雪莲老师也坦言，虽然该校从一年级开始便让所有学生能够有学习法语的机会，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难免会有学生遇到学习上的困难或是兴趣难以为继，因此在学校的中学部，法语学习是完全根据学生自己需要来进行选择，而小学阶段诸如法语等第二外语的学习仍以感受文化氛围为主要目的。

　　对于外语基础教育与应试之间的关系，张端鸿认为，如果还是从应试角度来看待外语学习，是一种非常落后的观点。未来的语言教育绝对不会是作为应试科目的需要，也不会是作为简单翻译工具的需要，而是要满足人们真正深度的跨文化交流需要。

AI时代，外语教育何去何从？

　　近两年来，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愈演愈烈。中国天才围棋少年柯洁在与人工智能机器人AlphaGo的对战中落败后泪洒赛场的画面令人动容，而那也不过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在当下对于人类社会产生的巨大挑战中的一个缩影。

　　巨大挑战同样对外语教育在未来的前景产生冲击，而这一切要归结于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下的神经网络翻译技术的问世。日本自动翻译领域的领军人物隅田英一郎曾在2017年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动翻译大致经历了三代，即大约60年前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RBMT）、1988年起开发的统计机器翻译（SMT）、以及2014年开始兴起的神经网络翻译。其中，神经网络翻译结合了大数据和深度学习这两项具有人工智能典型特征的技术，自诞生以来，已导致机器翻译领域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这一技术让如今的机器翻译变得有多智能呢？据悉，神经机器翻译的“神经元”可以收集和处理信息，模仿人类大脑的神经元建立联系。它克服了传统方法将句子分割为不同片段进行翻译的缺点，充分利用上下文信息，对句子进行整体编码和解码，从而生成更为流畅的译文。

　　全球最大的在线翻译公司“一小时翻译”（One Hour Translation）首席执行官奥弗·绍山（Ofer Shoshan）在2018年声称，未来1至3年内，基于神经网络翻译技术的机器翻译将会承担翻译市场上的近一半工作，而这预计会导致大约50万名翻译失业。

　　在国内，市面上使用这一技术的机器翻译应用也越来越多，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科大讯飞、搜狗等公司都在这一领域抓紧“布局”，这使得如今国内很多城市的出租车司机靠着手机上的翻译软件，便能够轻松和“老外”沟通；而近年来在中国举办的国际会议上，经常可以见到机器翻译扮演现场同声传译的角色。

　　鉴于人工智能对于机器翻译领域带来的技术革新，越来越多的人提出，现在以及未来，对于人类而言，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去学习一门外语已不值得，机器翻译让说着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交流的难度大大降低。

　　那么未来外语教育真的会因此走向没落吗？至少目前看来很多人不以为然。洪嫣大学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日语系，之后又自学了法语与德语。在与《新民周刊》交谈的过程中，她提到当年阅读村上春树的原版小说的体验，“我觉得村上春树的作品在中国能够受到这么多人喜爱，与林少华先生那出色的翻译是分不开的，原版小说中的文字在我看来并没有中文版那么优美。”

　　对于均质化、刻板化的内容，或许机器翻译已能够胜任。但文学与艺术作品就是要摆脱均质化并追求美与个性，所以在文艺作品的翻译上，至少目前机器翻译还难以达到人工翻译的高水准。而这也指向了未来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不同的走向：对于日常生活中的简单交谈与工作中的基本需求，机器翻译可以令其变得更加便捷；而对于那些富含人文精神的文艺作品而言，人工翻译的重要性永远不会被磨灭，从这一层面上看，语言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交谈的工具，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表现形式。

　　更重要的是，当下的外语教育的前途命运与社会环境、国家策略紧紧相连。如张端鸿所言，国家对于外语基础教育的强调与自身的对外政策密切相关，这其中最明显的当属“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后国家对于其沿线国家对应的小语种人才的需求。“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中有53种官方语言，但当初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时，我国高校外语专业招生语种只覆盖其中20种语言。之后随着相关建设不断推进，小语种人才需求呈井喷态势，各相关语种人才供应纷纷告急。

　　“很多小语种人才的需求与国际关系密切相关。两国关系好、有合作项目，相关语言人才需求就会激增，反之所需人才就会大幅度减少。有鉴于此，各高校开设相关专业时都十分谨慎，而且往往是四年左右才招一届。” 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指委主任委员黄友义曾表示，当原本人才储备就不足的现状遇到“一带一路”所带来的大量需求，如何破解小语种人才稀缺困局，便成为摆在国家战略面前的现实挑战。由此，国家对于外语基础教育政策的调整也就不难理解。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不同国家地区、说着不同语言的人们在交流形式上会更加多样化，同时因语言不通导致的交流障碍也会越来越少，但这并不意味着努力学好外语没有“用武之地”，正如法国作家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写道，“语言就是一架展延机，永远拉长人之间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