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近年“扫黑拔伞”第一案

做土方如何成了“黑老大”？

　　59名涉黑嫌疑人被批捕，在当地盘踞十余年的团伙就此终结；随后，为该团伙充当“保护伞”的27名各级党政干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其中包括多名政法系统领导干部……杭州虞关荣涉黑团伙的覆灭，是浙江扫黑除恶的重大进展；而对其背后纵容包庇势力的查处，也被浙江省纪委监委称为该省近年来查处“保护伞”规模最大、时间跨度最长、涉及面最广的案件。

　　一个当地的普通农民，一步步成为涉黑组织的头目，并腐蚀了一批当地的党政干部，这样的历程，给人以深刻警醒。

（以虞关荣为首的黑恶势力长期盘踞在杭州滨江区一带，非法控制垄断土石方和市政绿化工程。）

　　令人震惊的“窝案”

　　2019年春节前夕，浙江省纪委监委与杭州市纪委监委先后发布消息：总计27名杭州市各级党政干部涉及该市滨江区以虞关荣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背后的腐败和“保护伞”问题，接受了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并被依法采取了留置措施。

　　引人注目的是，被查处的人员中有许多是政法领域的干部：从市公安局原党委副书记到省公安厅治安监督管理总队原总队长，再到区公安分局原局长、派出所原所长，从区、街道政法委原领导，到法院、监狱原干部，甚至政法媒体的原驻站负责人，可谓是该市政法系统部分领域的“塌方式”腐败。通报指出：上述人员的违纪问题包括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生活纪律等，主要涉嫌的罪名包括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徇私枉法罪、受贿罪等。

　　浙江省纪委监委在官网发声：从此次通报的情况来看，涉案的大部分都是政法系统的干部。这些本应是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神”，却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充当起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不仅严重违反了党纪国法，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更严重破坏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牵出这个庞大“保护伞”的虞关荣涉黑团伙，其影响也不可小觑。根据警方通报，2018年初中央部署全国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后，当年2月底浙江省公安厅在对群众信访举报线索的梳理中，发现了该重大涉黑涉恶团伙线索。浙江省公安厅迅速成立了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联合调查组，开展秘密调查并依法立案侦查。

　　虞关荣团伙与杭州政法系统关系密切，因而此案的侦办多动用异地力量。2018年5月17日，在浙江省公安厅统一组织指挥下，杭州市公安局、金华市公安局出动近500名警力，对虞关荣团伙开展集中统一收网行动，共抓获虞关荣在内的团伙成员33名，缴获枪支、刀具等一批违禁品，扣押大量资金、物品等涉案财产。

　　警方调查发现：以虞关荣为首的黑恶势力长期盘踞在滨江区一带，通过有组织地实施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串通投标等暴力方式和非法手段，强揽工程、打压竞争对手，非法控制垄断杭州市滨江区域的土石方和市政绿化工程，攫取巨额非法经济利益。此外，该团伙还涉及非法持有枪支、聚众赌博、吸毒等多种违法犯罪行为。

　　经过后续侦查，警方共抓获该团伙犯罪嫌疑人155名，破获案件200余起。至同年6月27日，东阳市人民检察院对该涉黑团伙分三批共计批准逮捕59人，其中对组织头目虞关荣以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9个罪名批准逮捕，对戴国松等16名骨干成员、积极分子以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多个罪名批准逮捕。

　　“黑老大”发家史

　　“涉及人员多、案件数量多、涉案金额大、涉足领域广、非法控制性强，涉黑特征明显的重大黑社会性质组织”，这是浙江省公安厅官方对虞关荣团伙的定性。虞关荣究竟是如何成为涉黑组织头目的？

　　近日，《新民周刊》记者走访了杭州市滨江区的一系列相关地点，并联系了侦办此案的相关政法机构，这些人士都不愿透露有关虞关荣的信息。虞关荣的一名侄子在见到记者后，不仅不愿意提及此事，更是很快驾车离开。

　　可以证实的是，虞关荣是现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新生社区人。在1996年5月之前，这里原属县级萧山市的浦沿镇，彼时新生社区还是新生村，1970年代初期，虞关荣出生在其下名为“沙郎虞”的自然村中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来自启信宝的资料显示，上世纪90年代初期，虞关荣就开始在当地开办物资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建筑材料的销售。

　　1996年12月12日，以原萧山市西兴、长河、浦沿三镇为基础，杭州市滨江区也即杭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立。国家高新开发区的定位，使得滨江区的城市建设迅速加快。适应这股潮流，虞关荣在2000年又成立了新的以建材销售为主营业务的物资公司。

　　2003年，虞关荣开办了一家园林花木公司，开始涉足市政建设领域。之后的几年中，他的商业发展细节路径目前不得而知，但资料可以证实的是，在2010年前后，虞关荣担任法人或者高管、大股东的杭州森翔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杭州森华网络工程有限公司、杭州森荣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杭州森联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杭州森投贸易有限公司等数家企业集中开办，业务范围涵盖了建筑工程、市政建设、园林绿化的全部领域。此外，他还控制或参股酒店、金融等企业，至落网时，与他相关的企业有十余家，他个人登记股权达数千万元，以此推论，其整个商业网络涉及金额应达亿元级别。

　　2010年之后，虞关荣在滨江区的势力达到鼎盛状态。杭州当地一名律师向《新民周刊》记者透露了他经办过的一起案件：2013年，北方的一家建筑企业成为浙江某大型民营地产开发商在杭州滨江区某项目的总承包商，在土方项目的分包对象已经确定的情况下，虞关荣实际控制的森翔市政工程公司强行插手，要将这个项目抢走，其要价高出许多。对方不肯，虞关荣就找来社会人员寻衅滋事、阻挠正常施工。北方这家建筑企业找到滨江区政府部门负责此领域的多位领导反映情况，希望后者能帮助解决问题，但都石沉大海。最后，该企业不得不让森翔公司以高出市场价30%的价格接走了土方项目，多花了至少200万元的资金。北方这家企业的负责人直呼不可思议，又无可奈何。

　　一名网友在2012年8月的发帖描述了类似的情况：“我在滨江区造房子，真正见到什么叫黑。”该网帖称：工地距离萧山就几公里路，挖基础在萧山是五十几元一方，在滨江区却要七八十元一方。总土方五万方，资方就得多花一百多万投资，而且最诡异的是别的价格低的土方承包商根本进不来。

　　上述网帖称：“在滨江区土方老板之间为了业务打打杀杀很正常，外来老板如果坏了规矩说不定命也保不住。”这样的描述或许并不夸张：据杭州当地媒体《青年时报》报道，2014年4月，在滨江区长河街道就有两伙人因为争抢土方工程项目而聚众斗殴，17人在火拼中，不仅使用钢管、砖块，甚至有人掏出了手枪连开数枪，打伤一人。

　　同样，坊间也盛传虞关荣团伙在与他人争夺项目时经常下狠手，斗殴致人重伤，“有一次将对方的人打伤后，还追到医院去再砍断那人的手筋脚筋”。如果说上述具体情节目前难以求证的话，人们从警方通报中也可窥见一斑：“该组织使用枪支、砍刀等工具，有组织地实施强迫交易、敲诈勒索、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造成2人重伤、26人轻伤、18人轻微伤”。

　　虞关荣并没有读过多少书。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布的《第二十四批建筑施工企业“三类人员”安全生产考核情况》中显示，作为杭州森华网络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的虞关荣“学历不符要求”，而此项考核对企业主要负责人的学历要求是中专。但他在打通自身扩张路径、腐蚀当地党政干部上，却“独有一套”。多年以来，他控制的企业违法经营，不仅不受惩罚，还被列为先进。

　　他实际控制的杭州森翔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进入了杭州市滨江区“2016年度区重点骨干企业名单”，在该区的官网上，称列入名单的企业“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引领着行业进步和时代变革”，“希望上述企业再接再厉，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加快发展，争取更大成绩”。

　　实际上，只有当这样的涉黑势力与其“保护伞”一起被彻底拔除后，才能赢得民心，行业和时代的进步才可能真正实现和具备意义。“扫黑拔伞”，要义于此。

（2019年2月，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仍有不少农村在整村拆迁。当年虞关荣就是在这里做工程起家。 摄影/王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