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一个不爱文学的商人不是好导演
山西汾阳贾家庄，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引人瞩目。
莫言来了，苏童来了，余华来了，贾樟柯创办的首届“吕梁文学季”可谓大家云集。而在这么多文坛大家之中，贾是当之无愧的第一焦点。当年那个山西作协读书班的文学青年，已经成长为文艺界的领军人物。
1970年出生的他，比王小帅小4岁，比张元小7岁，比章明小9岁，贾樟柯是“第六代”导演中最年轻的一位，也可能是最幸运的一位。2006年，他的《三峡好人》摘得当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这是“第六代”中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导演。那一年，他只有36岁。
他也是中国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获得戛纳电影节终身成就奖的导演。
胸怀大师理想，充盈着浪漫不羁的情怀，同时也用镜头记录着中国当下的现实。那是上世纪90年代的山西汾阳，小武是个扒手，自称是干手艺活的，他戴着黑粗框眼镜，寡言，不怎么笑，时常歪斜着头，舌头顶着腮帮。他在澡堂子里练歌，在马路上陪歌女轧马路，无聊，晃来晃去，顺便将手伸到别人的口袋里。这部电影让贾樟柯爆得大名，正赶上盗版碟的热潮，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奖之后，又成为国内青年人热捧的对象。那样的小镇，那样的人。
还有《站台》中那些熟悉的老歌、邓丽君、电子表和双喇叭录音机，那些磨去了青春和梦想的人们慢慢老去的背影，总是会引起许多人的唏嘘和共鸣。
在很多中国观众看来，《三峡好人》不免太闷了一点，这不是美国大片的快节奏，它缓慢，和电影之外高速变化的中国恰成对照。因为三峡工程，三峡，也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过，在贾樟柯这里，他对那些光鲜亮丽的高楼大厦并不倾心，而是努力捕捉普罗大众简易的生活细节，在这大变动的时代，疲惫的人群孤单的灵魂，以及底层不动声色的茫然。
在这近乎零度的影像中，有他对中国现实的独立审视与思考。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卓别林
《新民周刊》：我看到一张照片，你和是枝裕和、侯孝贤在一起，这是南特电影节时候照的吗？
贾樟柯：应该是吧，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那儿。
《新民周刊》：侯导算不算对你影响最大的导演？
贾樟柯：那当然不是了，他是我喜欢的导演之一。
《新民周刊》：影响最大的是哪一位？
贾樟柯：卓别林。
《新民周刊》：卓别林吗？好像跟你的电影风格不是很相像。
贾樟柯：直到今天我都认为卓别林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导演。只有卓别林才能让我发现很多电影基因里的美感。
《新民周刊》：你觉得自己的电影中有哪些是与卓别林有关系的？
贾樟柯：其实喜欢一个导演不一定是电影方法上的，并不一定说我也要去拍卓别林似的电影。你比如说卓别林那种脱胎于杂耍的电影美感，带有电影发明初期最原始的魅力，我觉得这是最神奇的电影作品。像他的《淘金记》和《大独裁者》，能够让我直观地看到电影本身。因为电影隔了代了，到我们都不知道第几代了，而卓别林的作品在我看来是血统最清晰的电影，所以如果我们理解了电影的基因，再去看卓别林，我们就会在卓别林的电影中看到电影最清晰的基因记忆、基因特点。从卓别林的电影你可以理解：活动影像为什么令人兴奋？影像发明之初为什么会带给人类狂欢？卓别林电影也带来了影像未来的可能性。就像现在我看《速度与激情》，已经没有这种兴奋感了，可是当我看卓别林的电影，还能看到这种电影原始的美。
《新民周刊》：卓别林的电影是在北京电影学院看的吗？
贾樟柯：更早，在上大学之前我在汾阳的电影院就看了。他的《摩登时代》《凡尔杜先生》电影院都放过。
中国的现实太吸引人了
《新民周刊》：作为“第六代”的领军人物，你拍的“故乡三部曲”、《三峡好人》等与第五代趣味迥异的电影作品，有没有一种信念，要记录下中国的现实？
贾樟柯：当时不是信念，而是一种充沛的兴趣。因为中国的现实太吸引人了，拿起摄影机就想拍。没有太多算计说拍这种东西我应不应该有责任感，我并不是很理性地考虑这些问题的。你生活在生活里，你有机会拍，自然会马上想把它拍出来。实际上在北京电影学院学戏之后，我的研究兴趣有两部分：一是前苏联蒙太奇的电影，我做了很多笔记，因为我很喜欢其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探讨电影的思路；另一部分是武侠片和动作片，我特别喜欢这一电影类型。但是真的去拍就不会一下子拍武侠电影，还是拍了《小山回家》和《小武》这样相对表现现实的作品。因为我觉得拍电影或者说创作，关键还是要能够抒发个人情感，积压在我情感中的，最主要的还是现实产生的刺激和感想，所以这十几年我一直没想改变，一些想拍的类型片一直就放在一边，关注中国现实的电影，一拍就是20年。
20年一转眼就过去了，一直有话想说。我的电影制作模式是即兴模式，可以说，除了《站台》以外，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即兴的，就是说突然有灵感，突然有话想说，就马上写剧本，马上带人去拍。包括《三峡好人》《二十四城记》《海上传奇》都是这样。我觉得一直在和现实互动，现实里的个人情感，包括后来现实里的公共事件，都让我有冲动去拍摄电影。
在拍摄《三峡好人》之前，我对三峡工程的关注度没有那么大，毕竟工程本身所涉及的环保问题、生态问题，对我们这种科学知识经验很缺乏的人来说，理解没有那么深，觉得那地方那么遥远，但因为我要拍刘小东的纪录片，所以去了。到了三峡，我马上被它吸引、打动，马上就想拍，那就和三峡工程与移民问题这样的公共事件和公共话题有了互动。
《新民周刊》：在世界影坛，以小偷为主人公的经典电影——比如说德·西卡著名的《偷自行车的人》——曾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小武》这部电影有没有受到这些电影的影响？
贾樟柯：很多人都会这样觉得。包括《偷自行车的人》啊、《流浪者》啊、布列松的《扒手》啊，有一系列这类题材的电影存在。但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有好几个小学同学是小偷。这些人是我发小，从小一起长大，他们的职业我都知道，但是大家见面不说破。
拍之前，我最初写的第一个剧本，主角其实是裁缝。我的想法也比较概念化。当时我想写一个依靠手艺生活的传统手艺人，就想到了裁缝。写一半的时候，正好有一天，我和我一个警察朋友聊天，他在县城的一个看守所上班，他说我们有一个同学在这关着呢，是个扒手。我问他：“在监狱里能聊天吗？”
他说：“那小子太烦了，你想跟他聊天吗？”
我说：“可以吗？”我没住过监狱，不知道怎么和关在监狱里的犯人聊天。
他说聊天没问题，就是这小子现在像个哲学家，老问我人类怎么活着，我他妈的怎么能回答他这么深奥的问题？
我和这位老同学见了面，很有感触。他老问一些抽象的问题，我都不会问人类怎么活着——我不会问，因为知道没有答案。他问我：“人为什么投胎到这个世界？”我就觉得不能轻视每个人，即使他身背污点，或者身处卑微之境，每个人还是有他自己的精神世界，你不能把别人想象成没有精神世界的个体。
《新民周刊》：怎么叫王宏伟来演小武的？
贾樟柯：主要还是因为我们之前合作过《小山回家》，我觉得他的形体语言很适合演小武这个角色。你看他走路晃晃荡荡，用这种形体语言可以塑造一个银幕新形象，也可以颠覆以前的银幕形象。因为我们是一个班级学电影理论的，我觉得他更认同、更理解我的创作。《小武》这个电影究竟想讲什么，对王宏伟来说，我不用多讲，他看剧本就能明白，可以省掉很多沟通上不必要的成本和时间。
《新民周刊》：我注意到《三峡好人》的英文名叫“静物”，《三峡好人》推进的速度这么慢，和大发展中的中国速度如此之快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是否有速度方面的考虑？
贾樟柯：特别在三峡地区，反差非常明显。外界试图强加给三峡地区一个快速的变化，比如电影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台词就是当地管拆迁的人说：“我们这是2000年造起来的城市，两年就拆掉了。”这样的速度非常之快！另外一方面，是生活和日常的一成不变，贫穷根本没有改变，个人跟城市的关系、个人和时间的关系都没有改变。速度让那些人变成了无辜的人，因为这个速度不是他们的速度，是外来的速度，所以这部分的节奏和外部世界的节奏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但是具体到《三峡好人》的英文名叫“静物”，则是因为中文名字是人，那我想英文名就放在物上面好了，倒没有其它方面太多的考虑。
《新民周刊》：这些年没有再与王宏伟和韩三明合作，是什么原因？
贾樟柯：他们也都很忙。王宏伟现在做策展人，他主要的精力放在策展方面。
《新民周刊》：我还看到一张照片，你叼着雪茄，模仿希区柯克，你对好莱坞电影怎么看？
贾樟柯：那是一家时尚杂志非要我摆出这样的姿势，我一点感觉也没有，而且后来他们还后期p过，那只蜂鸟明显就是p上去的。
我不会瞧不起好莱坞电影，我也很喜欢这一类型的电影。人的精神需求不是单一的，我对好莱坞一直持欢迎的态度，只是说不能只有好莱坞，不能好莱坞一统天下。但是你要说只有艺术电影没有好莱坞，或者不把好莱坞电影中优秀的部分视作艺术电影，我也肯定不同意。好莱坞也有非常精彩的作品，这是毫无疑问的。从人类影像史上来看，斯皮尔伯格的诸多电影作品，那就是划时代的作品，它有新科技产生后的未来可能性，也能再现远古的侏罗纪景象，那么逼真，确实是划时代的作品。一个导演拍某一类型的电影，不代表他只喜欢这一类型的电影。
文学与商业
《新民周刊》：这次是怎么会想到办吕梁文学季的？
贾樟柯：我觉得文学太重要了，文学对于穷人家的孩子太重要了。所谓“重要”，它分为读写两部分。你不一定会创作，但是阅读对现代人来说不可或缺，阅读是一个人自我觉醒、认识这个世界的重要手段，对于你认识这个世界的深度和宽度都是很有帮助的，特别在资源匮乏的地方是如此。你上网就可以读到，你花几十元钱就可以买到，另一个人就会敞开心扉，向你讲述他对这个世界全部的认识。过去我们觉得文学只是一种消遣，其实文学是一种非常优质的精神活动。但是现在阅读量在下降，碎片化的阅读取代了传统的阅读之后，对文学的亲近感逐渐在消退，我觉得应该做些事情。而且我觉得这种消退不是厌倦了文学，是文学被某种消费主义描绘得很难理解，描绘得很不愉悦，被描绘得说这个东西没什么意思。我总想我小的时候上课都在看小说，和现在的孩子上课偷着打游戏没什么区别，如果单纯从满足上来说，这种愉悦感其实是一样的。我觉得不是人们对文学的兴趣消失了，而是没有机会去接触文学，没有一种契机让他进入这个世界。我觉得只要有一个契机让年轻人偶尔闯进来一下，可能他就会陶醉其中。我觉得做这样一个文学季，是有帮助的。
《新民周刊》：文学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我知道当年你还上过山西作协的读书班。
贾樟柯：当年，我和吕新都在这个读书班。只是吕新已经是非常著名的先锋派作家，我们属于刚开始创作的文学爱好者。当时作协想让吕新带带我们，就把他也算在里面，那我们的文学水平和他可差太远了，想想还是挺羞愧的。
《新民周刊》：吕新原来那时候就认识了，那这次来的好多都是老朋友啊。像西川，不是老早就在你的《站台》里演了个小角色嘛。那时候怎么叫他这个诗人来当演员的？
贾樟柯：当时我想文工团团长应该是个知青，那时候我们汾阳有两拨知青。我就觉得西川长得特别像文工团长，我们之前就认识，就把他叫过来演了这么个角色。
《新民周刊》：嘉宾中有韩东，他是你的电影《在清朝》的编剧。《在清朝》是武侠片，会不会拍成商业性的武侠片？
贾樟柯：可能会获得商业成功，但是我不认为它会成为一部商业片，因为它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商业。
《新民周刊》：你的百度百科词条，最后一个身份是商人，你怎么看自己的商人身份？
贾樟柯：其实大多数人都是商人，现代社会就是商业连接的，我们社会的组织方法就是商业在组织的。你要做事，就要在这个组织系统里去做。你拍一部电影必然要和各种各样的公司打交道，和投资机构打交道，你要出版一本书，就得和出版机构打交道。媒体也是一种商业，即使最坚持正义的媒体也是一种商业形态。商人身份没什么，它证明我在当代社会的网络中活动，证明我不是一个隐居者。
《新民周刊》：你觉得自己有商业头脑吗？
贾樟柯：我不觉得自己有商业头脑。我只是一直在做我喜欢做的事。
《新民周刊》：2016年，你入股李径宇创办的北京以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并以法定代表人身份一口气在汾阳老家注册三个公司，其中一家是山河故人餐饮有限公司，怎么还做起餐饮了？
贾樟柯：因为我爱吃（笑）。我会做一些菜，但是我很少做。
《新民周刊》：还有一家是种子影院。在村庄里开一家影院是怎么考虑的？
贾樟柯：我就是想给老家的年轻人一个看电影玩的地方。这里还有书店，可以买书，这是一个可以让年轻人聚合的文化空间，所以我并不是对开电影院有兴趣，我是做一个电影院，让老家的年轻人有地方去接触电影和文学，接触新的思想和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