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欠一个道歉？

姜浩峰

 

　　张红兵是执业多年的律师。他有丰富的与媒体打交道的经验，甚至在得知《新民周刊》记者的采访请求后，主动发来已经见诸媒体的多篇报道，一方面以资记者参考，一方面也希望《新民周刊》尽可能从他本人的故事、经历出发，在其他报纸、刊物报道的基础上，往深度开掘。

　　深度报道也恰恰是周刊的特色。

　　但是，采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新民周刊》记者在8月中旬联系到张红兵时，他说：欢迎记者到蚌埠市五河县的家中采访，但是他正在“闭关”整理材料，需要到8月23日以后才能面谈。期满之后，记者几次与张红兵发短信、发电邮、通电话。通话中，他吐字清晰，语气和蔼，诚恳有礼。张红兵说：“怕您舟车劳顿，我将3万字的书面问答材料发到您邮箱；有什么需要补充的问题，咱们再电话联系。”

　　在终于以电话、电子邮件、短信等形式完成采访以后，记者将初稿发送给张红兵先生。张红兵审阅初稿，提出40多处修改意见，同时补充了方忠谋的父亲是如何被确定为地主出身的细节。

　　《新民周刊》发表了《张红兵为“弑母”道歉背后》之后，凤凰网、网易、搜狐、河北新闻网等网络媒体迅即转载。而此时，看到网上文章的张红兵，也第一时间发短信给记者，称：“在此感谢您和贵刊编辑、领导们对此案的关注！”但他也提出了“美中不足”之处，比如他的父亲是离休，而见刊文章写作退休。还有他母亲方忠谋，一度曾用名方忠模，而周刊一律使用方忠谋等等。

　　张红兵还在他的微博置顶页转了某网站转载《新民周刊》的报道文章，并评论道：“我再次向因本人出卖而死的母亲方忠谋忏悔、道歉！向因受母亲冤案株连的父亲、姨母、舅父、弟弟道歉！向至今因此事仍受负面影响的家人和亲友们道歉！”

　　关于“文革”，到底谁欠一个道歉，也许张红兵给不了我们答案，可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继续反思“文革”。而张红兵的可敬之处，也正在于他敢于拿自己作为反思的主体，这一点，极其稀有，极其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