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问题绝非老调重弹

    前不久，周刊领导给我一个会议简讯，说上师大举办了一场“沪港澳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学术研讨会”，不知有何详细内容，让我接洽一下。

    作为记者，一般来说对“听会”是既爱又恨。爱，在于会场上人头攒动，找得到一些重要的采访对象；恨，在于会场浮光掠影，每每想挖掘更多深度新闻，却因为在会场上盯着会议流程，而没有时间、空间去做调查。好在我这次是会后才去接洽。从简讯中，发现关于“慰安妇”问题，中、韩两国学者有了互动，特别是上师大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通过本次会议，得到了大量韩国资料，并与韩国有关研究机构进行了深入探讨。

    这当然不是苏智良初次与媒体打交道。早在10多年前，他已经是“慰安妇”问题的研究专家，同时又因兼怀悲悯之心屡屡帮助“慰安妇”而受到关注。我的采访是基于之前所有报道基础之上的，比如对于上海“大一沙龙”旧址、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等问题，媒体长期跟踪报道；比如民间资助、档案整体，许多信息早就见诸报端。该怎样挖掘新的视角和新的内容呢？我根据公开信息，向苏教授求教——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有些遗迹得不到有效保护？为什么会计簿册由他本人保管？为什么吉林省档案馆今年公布的档案如此重要？

    从采访苏智良后，到稿件完成，中间过去近两周。期间，我和本刊摄影吴轶君都前往“大一沙龙”实地探寻，又做了补充采访。

    稿件编辑排版的当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方将有关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强征“慰安妇”的珍贵历史档案和文献申报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目的是牢记历史。在第一时间，日本官方就有反弹。“慰安妇”问题在世界范围再起波澜。苏智良教授反馈给我的信息是，这两天他被媒体“包围”了，甚至吃饭都无法脱身。我们采编内部开玩笑说，这个稿子运气挺好，采访时苏教授正好有较多时间娓娓道来，而发稿时间点踩得也很准。

    “慰安妇”问题不是第一次、第二次见诸媒体，而这次媒体大规模集中报道，也绝不会是“慰安妇”问题的终了。其实，认个错有这么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