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口和我

    户口这事儿，牵挂到每一个中国人。在《新民周刊》806期的封面报道中，开篇的人物报道，似一篇短篇小说，讲述了朱华从农村到城市的奋斗历程。然而这恰恰不是短篇小说，而是事实。

    我在第二篇报道中，刻意地将报道与自己拉开距离。其实，回顾我自己所在的家族，又何尝不是与文中的报道对象一样呢？比如1960年，家祖父携全家，随所在单位支内，到青海。我母亲则和外公、外婆从北京支内到青海。我于是也出生在青海，户口自然也落在青海。

    我的大叔叔后来户口回到上海后，又成了“老三届知青”，去了安徽庐江，为了户口能回上海，一直没结婚，直到1985年才解决了上海户口。

    我的小叔叔，至今仍在青海。我知道，他其实很想回上海，可由于房屋动迁等因素，他虽已退休，却很难回沪。没钱买房是一方面，户口回不来又是另一大因素。在他那一代人看来，户口不回来，怎能算是叶落归根呢？

    户口和太多福利、待遇绑在一起，确实不太像市场经济行为。在采写稿件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一个细节——1984年，当改革开放在城市企业中进行时，身份证登记制度在中华大地第一次全面统一实行。追根溯源，这才是户籍制度改革的起始。

    中国之大，许多事根深蒂固，想平稳改革平稳过渡，确实需要时间。这不，整整三十年过去，户籍制度改革才迈出了关键的一小步。然而，曙光还是有的，且看未来，什么时候城市居民也可以到农村租地种菜了，或许户籍制度改革才算走完一个完整的过程。（记者 姜浩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