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就为了找到天赋

《新民周刊》：你说自己在40岁的时候终于不惑了。究竟想明白了什么？
　　宋鸿兵：年轻的时候，很多人都没有想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我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在我看来，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与生俱来地拥有某种天赋，当一个人在从事自己最有天赋的事情时，其实很容易成功，不吃不喝不睡也不会觉得痛苦。而人从刚出生到去世的全过程，就在于找到自己的天赋。很多人可能终其一生，都没有搞明白这个问题。而我到40岁终于想明白了这个问题，我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生命中最具价值和创造力的源头，这可能是一个最大的收获，心就定了。
　　《新民周刊》：你认为自己的天赋是什么？
　　宋鸿兵：我的天赋在于可以从很复杂的关系之中，一眼看出问题的主要矛盾。就像打仗一样，拿下了战略制高点，剩下一切问题都好解决。那种罗列5个、10个原因的人，没有自己的价值评估体系，担心出错，被外界耻笑，这样的人杂念太多，很难出现天才。真正能够做出第一流成果的人，内心永远是非常单纯的。比如爱因斯坦，陈景润。如果他们一天到晚都想着如何升官发财，绝对不可能成为第一流的。
　　《新民周刊》：你打这么多比喻，是不是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单纯的人？
　　宋鸿兵：对，我确实是一个相当简单的人，很少考虑别人对我的评价，或者不在乎。
　　《新民周刊》：外界对你有很多批评，你怎么看？
　　宋鸿兵：这个世界有两种强，一种是好强，活在别人眼中。另一种是自强，我知道我自己的行为只要符合我内在的价值体系，就OK了。其他人怎么说，无所谓。就像梵高、曹雪芹。为什么曹雪芹不在乎别人的评价？因为他活着就是为了把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内心感受抒发出来，这是他活着的目的。当你内心深处有一套自己的价值体系，不依赖于外界的评价而存活于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这叫成功。
　　《新民周刊》：你明显比梵高、曹雪芹更有经济头脑。
　　宋鸿兵：（大笑）只能说我生活的时代，比他们幸运。在那个时代没有互联网，如果曹雪芹能发微博、发博客，有两百万粉丝，毫无疑问，不用等到来世，当世他就火了。正是我们这样一个信息时代，使从前很多像曹雪芹一样会被埋没掉的人，可以提前被社会所发现。
　　《新民周刊》：你发现了自己天赋的过程是怎样的？
　　宋鸿兵：第一本书是一个契机，最近几年通过写书，我沿着这条路去探索，慢慢发现，做经济分析、金融史研究，第一是我自己觉得很high，第二是当我写出来之后，我看其他人的类似作品，发现我对历史融汇贯通的能力和对细节的观察视角，是有独特之处的。我突然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就是与众不同。你存在的价值，就是与所有人不一样。
　　《新民周刊》：既然这么与众不同，为何后来在90年代的“出国热”中，你也随后选择了出国读书？
　　宋鸿兵：当时跟我的兴趣有关。我在40岁之前，有很多兴趣。有兴趣和有天赋，这是两回事。
　　我上初中的时候对进化论特别感兴趣，当时特别想去研究，为什么地球会产生，生命会出现，会进化出人类。可能因为我父亲是研究生物的，我母亲是研究地质的，受了他们的一点影响。后来又对物理感兴趣，想成为像爱因斯坦一样的物理学家，上大学又想成为计算机专家，学的是自动化，对计算机、逻辑像精神病一样痴迷过一段时间，疯狂写代码。
　　《新民周刊》：你后来并没有在互联网界有所建树。
　　宋鸿兵：对，这说明我不是那块料，假如我真去学物理，可能早就挂了。你有天赋的东西，上帝只会给一个，不会给两个。
 出国是我想去学法律。但遗憾的是，虽然考上了，太贵读不起。后来又发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反而不是法律。
　　《新民周刊》：你后来又去了媒体游说公司。
　　宋鸿兵：那是代表媒体这样的利益集团，游说国会的机构。当时我只是实习生，帮人家跑跑腿、约见之类。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工作经历，让我实际上进入了美国的政治圈，看到形形色色的人是如何游说政治利益的，发现很多事情背后都有推手，越有钱有势，就越可以影响游戏规则。这也是我日后做《货币战争》的思想认识基础。

阴谋论就是一个帽子

　　《新民周刊》：在“前40岁”的迷茫期，你对很多事物感兴趣，也换过很多工作，如医疗业、电信业、信息安全等等。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迷上金融史？
　　宋鸿兵：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对我的冲击比较大。我很好奇一个索罗斯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 打垮这么多国家的货币体系。既然少数人能够能量这么大地影响全球金融市场，那么全球的经济变化，显然不像我们从前的想象，是一个热分子运动，完全没有规律，我当时的判断就是这一定是有主宰力量的。虽然我们看不到，但是我有过游说国会的这种经历，就会知道表面上虽然看不到谁在影响立法，但幕后有很多人，在影响到整个国家的运转。
　　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利益，怎么能够运转。既然有利益，背后又怎么没有人去运作这种利益？所以阴谋论就是一个帽子。本来是一个潜规则的事情，不应该放到桌面上讨论，而你们这样的烂人，竟然拿到桌面上来讨论，这就很讨厌。
　　《新民周刊》：你认为这是自己被经济学界排斥的原因？
　　宋鸿兵：是，我相信是这样的。不是我要成为一个被讨厌的人，而是这符合我对这个社会运作真相的追求。当然这还不是我真正感兴趣的地方。我真正感兴趣的，是钱。中国人对钱这个事，特别缺少研究。每天都用钱，但几千年发展下来，始终没有形成一套关于钱的完整的学说，这非常奇怪。我对赚钱的兴趣，要小很多。我对研究钱本身，兴趣非常大。

让预测验证

　　《新民周刊》：所以你以货币为视角，重新审视历史，认为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和经济背后都是国际金融资本的阴谋策划，世界近现代两百多年间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滑铁卢战争、希特勒的崛起、两次世界大战、六位美国总统遇刺、中东战争、亚洲金融危机等等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惹的祸”。这样看问题，会不会太简化和绝对化？
　　宋鸿兵：人类生活，每天都围绕着一个“利”字在运转，如果大家不逐利，整个社会就会停摆。如果驱动力是“利”，那么什么最能代表“利”？我认为是“钱”。我从钱去切入，理解整个社会运转的动力，这从逻辑上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看似一个很偶然的暗杀事件，引爆了整个欧洲打了4年。教科书上认为，这是由于德国挑战大英帝国的霸权，这就是传统思维，从政治学角度去理解。但是我认为现有解释根本不够，明显缺乏说服力。一个暗杀事件，为什么会引发这么长时间的惨烈战争？在我看来，两败俱伤、所有人都受伤害的事情是不会持久的，没有人去做这样的傻事。如果要发生并且长期存在，必然有一个理由和推动力。包括一战在内的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动力是什么？我就在研究这个。第一个问号：是不是钱？第二个问号：有没有证据？我认为是钱，而且有大量证据。
　　《新民周刊》：你在寻找证据的过程中，需要阅读大量的材料。像30万字的英文原著，基本是两个晚上看完，带着比较明确的目的，在翻书的过程中寻找你需要的信息。这种研究方法，会不会导致一种情况，就是你搜集来的“证据”，都是碎片化的。当你把这些碎片拼起来，或许会展现一幅自圆其说的图景，却与事实大相径庭？
　　宋鸿兵：这个问题非常好，科学理论就是这么来的。进化论，就就是把搜集到的头盖骨、化石摆在那里，然后从逻辑上推导出人变成人了。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推理，并没有绝对的证据。这就像刑侦学里你必须拿出证据来，而犯罪心理学家研究你的动机。在我看来，提出一套自圆其说的体系，本身并不意味着问题的终极，它的目的在于预测，帮助人们更多地理解这个世界。正如研究历史，最终目的是为了理解未来，而不是解释过去。如果我提出一套理论体系，但是不能预测，我这不是浪费大家时间吗？所以我每本书的结尾，都有预测。如果你的理论体系对，你就可以预测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
　　《新民周刊》：你摆出预测，是为了验证自己的体系是不是正确，还是认为预言将来必然会变成现实？
　　宋鸿兵：显然是后者，我认为前者是没有天赋的。你提出来的东西，自己肯定是100%的相信，一定是这样，必然是这样，你才会这样去研究。我认为科学到最后其实就是一种宗教式的狂热，它根本不是理性的，而是非理性的。
　　《新民周刊》：你在书中有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论断，是否都有充足的证据，证据的可信度有多高？
　　宋鸿兵：你在书中看到的东西，都是有史料支撑的，没有结论的东西，我是不会写的。
　　比如德国央行背后真实的运作人，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明白。德国央行构成了欧洲央行，但是德国央行成立的时候，我的本能告诉我，一定跟美国有关。因为美国人设计它先于西德政府成立，就是为了让它拥有绝对的独立性。但是如果美国人非常了解货币发行权的重要性，怎么可能置之不管呢？所以这两者之间必然有着非常深刻的关系。我那天看华盛顿邮报，就发现我的判断是对的。美国财政部对欧洲央行的影响力非常大，实际上相当于欧洲央行和欧洲各个政府之间的传话人。 换而言之，美国财政部对欧洲央行的决策，会发生直接的影响力，而不是欧洲各国政府。这就很奇怪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但是下判断需要直接史料的支撑。这种直接的史料，就需要德国央行成立的初始文件。签字人是美国占领军的最高首脑，这个人是什么背景，他和美国各大家族是什么关系。所以这一段我就没有写。我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到德国去查原始档案和原始章程。
 
人性是不会进化的
 
　　《新民周刊》：你是“金本位”的推崇者，这是不是体现了你的某种价值观？
　　宋鸿兵：对，为什么我一直提倡金本位，因为金本位可以制约那种狂热的信贷扩张，抑制人的欲望。
　　经济发展，就是在刺激人的一种欲望和贪婪。但是人类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追求幸福感。如果将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比作分子，分母则是欲望。宗教的作用是削减分母；科学进步、技术发展，是扩大分子。如果欲望扩张速度，超过分子的供应量，人类会变得更痛苦。而现在的社会发展，就是主要靠扩大分子来进行，同时又刺激了分母。
　　信贷扩张，当然发展快，高楼大厦都可以建，但这不是一种健康的经济增长，而是靠刺激人的不需要的欲望。我们社会发生了癌变，物欲横流，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两个字：欲望。我认为经济上要有所克制，否则这种增长要走向灾难。金本位就是通过经济的方法减少分母，增加社会幸福指数。
　　《新民周刊》：这确实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但有多大实现的可能性？
　　宋鸿兵：我认为一定会实现，并且历史上出现过这种情况。人性是不会进化的，不断从膨胀、摧毁，回到原点，再膨胀，再摧毁，再回到原点的反复轮回。
　　当年北宋搞交子，这是世界上第一种纸币，最后宋元都是由于通货膨胀，导致帝国崩溃、解体。不得已明朝张居正要改革，中国从纸币制度退回到了白银。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历史的倒退？就是因为那个制度维持不下去了，人性的贪婪导致崩盘了。
　　古罗马帝国崩溃，也是因为在货币中掺锡、掺铅，不断降低含金量，最后货币崩溃，东罗马帝国搞纯金货币，所以东罗马帝国比西罗马帝国的寿命长了1000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后，也是先后进行了5次纸币的实验，都失败了，再回到纯粹的黄金和稳定的货币体系。
　　目前世界各国为了解决主权危机，开始印很多钞票，再爆出更大的危机，再印钞票，总有一天，社会发展无法持续了，就会回到一个合理的货币制度。
　　《新民周刊》：你在新书《货币战争4》中，预言美国将面临“失去的十年”。但是我看到不少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并不像很多人所预见的那样悲观。
　　宋鸿兵：我不这么看。尽管美国没有出现通胀，但是它的负债高，这是美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美国最近有个统计，30-35岁以下的家庭净财富仅有人均3000美元。上学、医疗、买车、买房，都需要贷款。一旦你失业了，美国救济体系只保证6个月的救济金，欧洲基本上拿好几年没问题。我在美国14年，最大的感受就是，谁都不敢失业。美国式负债导致了经济复苏乏力，消费者既没有信心，也没有能力。
　　美国国家总负债量和GDP的比值，是衡量经济体健康与否最准确的数。我在书中提出，美国是300%多，1933年美国也达到过300%，然后经济就崩溃了。而它现在试图在走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