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影响力的人

在肺结核没有特效药的时候，达沃斯是欧洲最知名的肺病疗养地。那里位于瑞士的高山之巅，气候清冷，医生相信冷冽的空气有助于患者康复。Hans Castorp是一位刚刚大学毕业的德国年轻人，到达沃斯看望表哥，不料自己也被检出患有肺病，就此留下疗养，长达7年之久。这个故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出自托马斯·曼最著名的小说《魔山》。《魔山》的开头给我们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一个远离尘嚣的山间小城，一群上流社会成员，他们并非生活在现实世界里，而是生活在观念当中。

　　但达沃斯并不与世隔绝。Hans Castorp遭遇了崇尚自由精神的思想家、社会主义者、反动分子、富商、进步的人文学者和酒鬼，意外留在此地的年轻人以及暧昧的俄罗斯女友……7年后，他离开达沃斯，随后参加了世界大战，并死于战争。是的，达沃斯远离世界中心，但它是外面世界的一面镜子，到今天仍然如此。

　　

对不起，我们没有搞定

　　

　　今天的达沃斯，名气主要来自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下称“达沃斯论坛”）而非疗养院。在这个动荡世界的为数不多的太平时期里，经济增长曾经带来粉红色的希望，让人们相信世界会越来越好。这种时候，达沃斯论坛扮演的角色像是拥挤但人人希望跻身其中的大晚会。每年1月，有太多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达沃斯：世界各地在任或退休的政治家、世界500强企业CEO、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和著名学者，甚至还有安吉丽娜·茱莉这样真正的娱乐明星……名流云集，初来乍到者难免为此兴奋。第一次参加达沃斯论坛的年轻记者回忆说，他在半个小时里和四位与会者交换了名片，“他们一位是韩国前任政府部长，一位自称最早将私募基金引进中国，一位说他是Wi-Fi的发明者，一位是日本一大集团的社长。”这几乎是第一次参加达沃斯论坛的人的共同反应。

　　“第一次来的人会反复听到一些达沃斯建议。” Nick Paumgarten今年在《纽约客》的一篇报道里挖苦说，其中一条建议是，“接着来，明年、后年，只要他们邀请，你就来”，多来几次，你就懂什么叫达沃斯了。该报道还列举了一些典型的达沃斯议题：“历史的复杂性：我们为何在这里？”、“补偿问题”、“全球风险2012：反乌托邦的种子”——在5天时间里，类似的讨论有250场，嘉宾给Nick Paumgarten的印象是他们永远在说话。语言又快又多，能不能付诸实践，只有天知道。

　　达沃斯论坛的嘉宾和托马斯·曼笔下的人物最大的相似之处，并不在他们都来到了达沃斯，而是他们都相信观念的力量。达沃斯的嘉宾也许会认为，世界正是由他们的观念驱动的。毕竟达沃斯集中了一些世界上最富有和最有权力的人物，即使是旁观这一切的记者，也会被不真实的感觉包围，让他们产生错觉。最大的错觉就是这里可以决定世界的未来。然而，当艰难时世来临——如19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之后的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达沃斯论坛给人的印象是一系列无从解决的难题。世界治理出了大问题，大人物应该对此负责，而达沃斯那些闪亮的嘉宾首当其冲。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一群有影响的大人物给世界传递了一条信息：事情都在掌控之中，但人们最后听到的是：对不起，我们没有搞定。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在达沃斯你不会听到这类说法，但事实就是如此。

　　

追求影响力的人

　　

　　1971年，克劳斯·施瓦布发起成立了世界经济论坛的前身欧洲管理论坛。那一年，达沃斯新开了一家会议中心，施瓦布的目标是让欧洲的CEO和美国的商界人士坐到一起，讨论管理的理论和技巧。当时的媒体报道说，达沃斯是个不错的度假中心，可以让生意人“脱下他们的正装，换上运动装，在极其轻松的气氛中进行会谈”，但实际到场的几百名嘉宾中，CEO似乎并不多。没错，IBM的总裁参加了会议，但其他与会者大多是美国的大学教授，不少人来自哈佛大学——那里是施瓦布的母校。施瓦布很有社交天赋。他自己回忆说，在哈佛念书期间，他和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院长以及亨利·基辛格等人都“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如果这是真的，的确是一项令人佩服的成就。施瓦布在哈佛念书是1966年至1967年。整个1960年代，基辛格一直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顾问。1968年，基辛格忙着辅佐尼克松竞选，并在尼克松当选总统后担任他的国家安全顾问，直至出任国务卿，而施瓦布当时只是个不到30岁的外国留学生，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拿的是MPA（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基辛格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达沃斯是1980年的事。那时候他已经退出了政坛，并在达沃斯发表了简短的开幕致辞。基辛格在演讲中说，“人们对传统经济模式的信心日益消退，资本主义体系面临挑战。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全球性的，而且将使我们陷入一个混乱时期。”这些话听上去在今天也没有过时。

　　在回忆1971年的首届达沃斯论坛时，施瓦布没有提到任何著名欧洲企业的CEO，但当时最受追捧的经济学家、哈佛教授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参加了那次会议。肯尼迪兄弟在哈佛读书期间，加尔布雷斯是他们的老师和朋友。约翰·肯尼迪当选总统后，加尔布雷斯一度脱离学术，进入政界。他对1960年代美国经济学界的主要影响在于重新界定了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加尔布雷斯也许是著名经济学家中长得最高的，身高超过了2米，比凯恩斯还高。他认为资本主义权力正在从资本家向技术部门转移，专家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他还认为，应该将政府计划引入资本主义体系。对今天中国的现实而言，加尔布雷斯的观念让人觉得太熟悉了——在某种程度上，这应该是中国政府和经济学家最喜欢的言论。

　　和基辛格一样，加尔布雷斯也不是纯粹的学者，而是深深地卷入了美国的现实政治。克劳斯·施瓦布可能是在刻意追寻着两个哈佛教授的道路。2003年之前，他一直保留着日内瓦大学的教职。但他绝不是普通的学院派教授。克劳斯·施瓦布毫不掩饰地追求自己在政治、经济、学术和传媒界的影响力。和他的偶像和导师基辛格一样，在这一点上他也做得很成功。从1971年到现在，克劳斯·施瓦布利用达沃斯这个平台，安排重要的企业家、政府决策者、学者和媒体坐在一起，发动他们判断世界的走势，同时塑造了自己作为重要人物的形象。1987年，他的事业扩张体现在了达沃斯论坛的名称上。欧洲管理论坛这一年更名为世界经济论坛，这一名称沿用至今。如果没有卓越的经营才干和政治家的手腕，达沃斯论坛绝不会达到今天的规模和影响。另外，尽管论坛并不是一家以营利为目的企业，但会费收益可观，2012年的收入预计达到了2亿美元。

　　

从达沃斯到北京

　　

　　克劳斯·施瓦布长相普通，看上去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却有一双眼神坚定的眼睛，金黄色头发，可惜发际线过早后退，而且退得很深，露出了高高隆起的前额。Nick Paumgarten说，在达沃斯，一个人的重要程度可以从他步速来判断。克劳斯·施瓦布是达沃斯走得最快的人。

　　这个人今天的地位与他的嗅觉和长袖善舞是分不开的，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达沃斯与北京的关系。1978年，邓小平提出要搞改革开放，克劳斯·施瓦布就主动邀请邓小平参加达沃斯论坛。邓小平没有去，却向达沃斯派出了一个高规格的代表团，由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钱俊瑞领衔，参加了1979年的论坛年会。3个月后，施瓦布回访北京，随同的还有一个欧洲企业代表团，成员包括20个CEO。他们在北京签署了备忘录，双方迅速建立了联系。这种安排最能看出邓小平的性格特征：务实。为了让西方了解中国的变化，邓小平做了各种努力，而且对外界的反应也很敏锐。

　　从那一年开始，中国的身影从来没有在达沃斯缺席过。1992年，中国承受着西方的制裁，内部面临着反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政治压力，中国政府总理李鹏亲自率团参加了达沃斯的年会。李鹏动身之前，邓小平在南方发表了一系列谈话，要求中国的政治领导人放弃意识形态争论，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李鹏在达沃斯做了题为《九十年代的中国经济》的演讲，其中提到，中国要在2030年到2050年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这是中国对保持改革开放政策的一个承诺。17年后，温家宝在达沃斯重温了这个承诺，但世界的情形发生了很大变化。2009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对外国投资的依赖已经大大下降，缺钱的一方变成了美国和欧洲政府。温家宝呼吁欧洲和美国继续对中国制造的消费品开放市场，作为交换，中国将购买它们的国债。

　　1992年的达沃斯年会非常有戏剧性。李鹏会见了天主教的米兰大主教，捷克总统哈维尔在会上发表了演讲，非洲国民大会主席、出狱两年后的曼德拉与南非总统德克勒克握手言和，这些事情重要但远不是最刺激的。那年委内瑞拉总统卡洛斯·安德列斯·佩雷斯率该国政府代表团参加达沃斯年会，回国后却遭遇了一场伞兵发动的未遂政变。领导政变的正是今天委内瑞拉的领导人查韦斯——正是借着这场政变，他从一个寂寂无名的中校，一夜之间红遍全球。克劳斯·施瓦布“没有任何犹豫地”对查韦斯和政变活动表达了“强烈、及时的”谴责。

　　原定1978年担任达沃斯论坛年会主席的德国人汉斯·马丁·施莱尔在会议召开前被恐怖组织暗杀后，达沃斯强化了保安措施。随着达沃斯论坛邀请的贵宾越来越多、越来越有分量，安保制度在30多年来一直朝着高科技和更严格的方向发展。但克劳斯·施瓦本虽然能保证他的贵宾在达沃斯的安全，却不能保证这个世界按照达沃斯的意图运转。这些年来，达沃斯面临的一个主要嘲笑是，这个旨在对世界政治经济走势作出判断的高级别会议，经常在危机近在咫尺的时候高谈阔论世界将变得美好。克劳斯·施瓦布不会认可嘲笑背后的质疑。达沃斯论坛的出版物很多，其中有历史悠久的《全球竞争力报告》，而专门针对金融和其他经济风险提出预测的《全球风险报告》，多少是为了回应这一类质疑。但面对各种各样的金融危机和形形色色的资产泡沫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痛苦和忧虑，防备森严的达沃斯的确无法提供什么有效的应对之道。这情景和泰坦尼克撞上冰山前的景象类似：乘客们仍沉浸在盲目的乐观情绪之中，一旦灾难发生，就只能眼睁睁地随大船沉没。

　　左派人士反对全球化，那些旨在推进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机构如世界经济论坛、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备受指责，这一方面给达沃斯带来了麻烦（抗议者的到来让达沃斯的酒店和交通变得更紧张），另一方面，也把达沃斯这个偏远小城的影响力提升到了华盛顿的级别。但和论坛前20年的历史相比，今天达沃斯更像是纯粹的联谊场合。企业、政府、学术和媒体的关系在最近20年中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日益混乱，也让在这几个领域同时追求影响力的目标互相冲突。

　　即便如此，克劳斯·施瓦布仍然在坚定不移地谋求扩大达沃斯论坛的影响力。他已经不再是1971年那个到处结交名流的留着长头发的30岁出头的年轻人，也不再是想方设法要让美国总统和其他重要人物出现在达沃斯的留着胡子的中年教授，克劳斯·施瓦布的头发几乎掉光了，脸部的肌肉松弛，唯独眼光仍然冷静坚定。他很早就着手在达沃斯以外举行各种圆桌会议和区域性论坛。最早是在美国，然后在亚洲（印度和中国之外），最后在中国的大连和天津举办“夏季达沃斯”——“全球新领军者年会”。这些区域性的会议不具备达沃斯论坛年会那样的影响力，也不可能邀请到那么多高级别的官员、商业人士和娱乐明星，却有力地维护和拓展了达沃斯的品牌。

　　说到底，影响力才是克劳斯·施瓦布的终极追求。从2007年开始，“夏季达沃斯”每年轮流在大连和天津举办，得到了中国政府的鼎力支持。这些区域性会议的长处是灵活：它们旨在适时地满足新兴经济体的心理和现实需求，特别是向国际社会发出声音的需求。和年轻时的克劳斯·施瓦布很相像，新兴国家热切地追求影响力和权力。和那些每年缴纳数万乃至数十万美元会费的企业CEO也很相像，这些国家认为，达沃斯论坛的品牌和号召力有助于影响力和权力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