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污染”卷土重来？

撰稿｜洪崇恩


　　白色的一次性聚苯乙烯发泡塑料餐具，14年前遭遇原国家经贸委一纸“6号令”被禁止，今春国家发改委发布[2013]21号令，又重新开禁。
　　为什么14年里，国家同一行政部门（原国家经贸委的相关功能已并入国家发改委）会发出截然相反的两道政令？围绕着前经贸委6号令，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以及其他形形色色“应运而生”的各种“一次性餐盒”、“环保餐具”，还有与它们紧密相连的企业和个人的命运，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禁白”禁得“不明不白”
　　
　　当年“禁白”的关键理由，是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造成了“白色污染大地”。为了治理“白色污染”，就必须禁止一次性发泡餐具。这也是“6号令”后来被人解读为“禁白令”的原因。
　　时至今日，国家发改委有关部门在就第21号令向社会所作《对“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条目调整的说明》（下简称《说明》）中，仍然表示： 90年代末期，由于一次性聚苯乙烯发泡塑料餐具大量使用，造成了“白色污染”。
　　事实究竟如何呢？
　　回顾60年代初，聚苯乙烯及其他塑料产品作为石油工业的下游副产品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因为塑料本色是白色，而它的作用又是革命性的，因而被称作“白色革命”。就像今天人们对待知识经济、信息、“云”一样，连教科书里面也处处可见对“白色革命”褒奖、憧憬的文章。
　　国内国外大量事实早已证明，作为塑料大家族中的一个成员，一次性聚苯乙烯发泡塑料餐具也是取材容易、加工方便、使用轻巧、能源消耗少、物理性能良好、使用方便、价格低廉的好产品；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当它以一次餐具形式出现时，能够对流行性疾病的传染，起到很好的阻隔作用。
　　而 “白色污染”一度肆虐的原因，不是简单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大量使用”，而是使用者的行为不当，吃完盒饭后把饭盒随地乱扔。
　　当时，我国虽已开始大量应用塑料制品，年使用量也仅有250万吨左右；而美国是1700万吨，日本也有950万吨。可人家那边根本没有所谓的“白色污染”。因为绝大多数废塑料餐具都进入了回收利用的渠道，或者被集中起来送进了垃圾焚烧炉！
　　显然，不是塑料本身，而是人们的行为不当，造成了“白色污染大地”的肮脏景观。“禁白令”最大的问题，在于把“人之过”“诿于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最近国家发改委有关部门的《说明》依然沿袭了过去的说法。  

“白色餐具”是否有毒？

　　有关《说明》在解读开禁的21号令时，首先提到“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符合国家食品包装用具相关标准”。这显然是针对社会上曾广泛流传的这种餐具有毒的“莫须有”罪名而来的。
　　在原国家经贸委“6号令”中，本没有指明发泡塑料对人体有毒。将发泡塑料餐具的问题，由“白色污染”上升到“环境灾害”，继而上升到“有毒论”，“这些失实的报道，无科学根据的指责，有的是出于爱心，避免老百姓受害，有的是不明真相，人云亦云，有的是出于猎奇，捕风捉影，而有的是出于商业操作，扰乱视听”（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高工唐赛珍语）。问题在于，当社会广泛流传此类错误消息时，有关政府部门过去从来没有出来正面澄清事实。
　　事实上，有关聚苯乙烯发泡塑料可否制作餐具、它对人体是否有害的争议，从这种材料于上世纪６０年代一诞生就开始了。为此，美国、欧洲、日本，以及我国台湾等地，都曾对此开展了长期的深入研究。如日本，就曾先后两次（1985至1986年前后，1996至1998年）动员庞大力量对它进行仔细研究。第一次是由行业和主要企业进行；第二次更因社会上有争议，而更郑重地由科学省、厚生省、文部省、环境厅（今环境省）等“三省一厅”，组织了上百位科研人员、针对几乎所有配方的发泡塑料制品和工艺，开展了大规模的成分分析、环境影响，包括动物甚至人体试验。终于在1998年得出结论：在正常生产和使用的前提下，聚苯乙烯发泡塑料是对人体、对自然环境可确保安全的食品级包装材料。
　　我国食品卫生部门对于“发泡塑料究竟是否有毒”应该说也是相当重视的，曾开展过毒性试验等一系列检测工作，结论是对人体完全安全，因而才早就颁布了相关卫生标准，并依此为据，向有关企业核发生产许可证。换句话说，在6号令出台前，我国绝大部分正规厂家，都是在卫生部门许可下才从事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的生产、销售和使用的。
    “禁白令”一出，“发泡餐具受热65度以上会逸出强致癌毒物‘二噁英’”、“PS发泡塑料餐盒含有双酚A，会导致生殖机能失常”之类信息大肆流传。几乎所有相关政府部门，均对此类消息不发一声。


“禁白”为何成了“白禁”？
    
　　国家经贸委出台“6号令”、规定在2000年底前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全面禁止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生产、销售、使用后，除上海以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均作出了正面响应，推出了各自的政令，不同程度地对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进行了“三禁”和相应的管理措施。
　　突然之间，我国上百家经过国家工商行政部门和卫生、医食监部门批准，投入大量资金组织生产的正规发泡塑料餐具，在毫无补偿的情况下停产，直接造成约10万名员工突然失业。
　　另一方面，市场对物美价廉的餐具有庞大的社会需求，短时间需求转向两条渠道：一是寻觅新的“环保材料”制成一次性餐具，诸如纸张模塑、秸秆成型、“奶卡”，以及所谓“可降解塑料”餐具，相关生产厂家纷纷开张，福建石狮等地出现了大批专门生产纸张模塑纸板或一次性餐盒的生产线。另一路，倒闭的正规发泡塑料厂家的部分人员转入地下生产的工厂。继续生产销售。这些工厂拥有部分机器设备，但工艺管理不可能严格执行，只能在无批号、无标准，甚至也没有基本卫生条件的状况下从事生产经营，产品流入各地餐馆、饮食摊贩和盒饭供应商手里。笔者当时曾到上海、苏州、常州、南京等地做调查，发现在垃圾堆和河道里不仅白色的废泡沫塑料饭盒仍然比例甚高，而且还多了大量的“杂色”废餐具。
　　可见，“禁塑”远未达到预期的“治白”的效果。许多专家的共同结论是：“禁白令”变成“白禁令”，关键在于它“禁”错了地方：没有去“禁”人们乱丢废物的不良行为，而是错误地把“物”当成了禁的对象！
　　与此同时，各地竞相发展的“环保餐具”本意是取代发泡塑料餐具，但它们本身有重大缺陷：纸浆餐具、纸板涂塑需要消耗大量木材，且废物回收困难，因为它们即使回收了也没有再利用的价值。植物纤维餐具生产过程复杂，很难达到规定的卫生许可条件。既然无法进行有价回收，这些餐具和所谓“可降解塑料”就只有被废弃的下场；而一旦乱弃，也仍然会造成很大的视觉污染和实质性的环境污染，与以前“白色污染遍地”现象造成的危害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这些“环保餐具”的物理性能远逊于发泡塑料，生产成本和价格却又远高于后者。举例说，一只普通的5克重的带盖发泡塑料餐盒，生产成本和利润税收总计只需1角钱，即使在上海地区加上3分钱一只的回收费，也不到0.15元；而一只纸浆模塑料餐盒，却至少需要0.5元。
　　这些“环保餐具”在市场竞争中很难与发泡塑料餐具正面抗衡，几乎从上马伊始就遭遇生存危机，不得不靠各地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经费予以“扶持”。
　　一旦政府不“输血”，它们必然面临消亡的命运。据有关部门统计，从“6号令”出台的1999年初到规定必须完成“三禁”的2000年底这短短一年多时间中，全国各地蜂拥上马了600多家纸浆模塑和纸板涂塑、植物纤维（秸秆、稻草、“奶卡”），及所谓“可降解塑料”餐具的生产厂家。但到2002年底，这些新上马的企业纷纷倒闭，只剩下60家，给国家、企业、投资者带来的损失难以计数。　

　　　
“三分钱经验”能否复活

　　当年，在全国各地纷纷“禁白”时，唯有上海采取了与众不同的行政措施。2000年6月时任市长徐匡迪签发84号令，它没有简单粗暴地禁止发泡塑料餐具生产销售使用，而是提出要对“一次性塑料饭盒管理实行源头控制、回收利用、逐步禁止、鼓励替代的原则”，由此被业内称为“十六字令”。
　　上海市政府经过反复研究，采纳了由市环保局最早提出的一个方案：推出“三分钱工程”，即要求所有获得食品和工商部门许可的生产厂，都必须进行参加做好废弃物回收的专门登记，并且每生产并向社会销售一只发泡塑料餐具，都要向由市政府授权的市财政部门缴纳三分钱的“回收处置”费。这“三分钱”里，一分用于补贴回收网络，一分用于补贴利用回收废餐盒再生塑料粒子的企业，另一分用于宣传“白色污染”的危害性、治理“白色污染”的必要性，以及加强对收缴“三分钱治理费用”的监管力度。
　　对“禁白令”有切肤之痛的有关生产企业，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十六字令”，自动出面集资在毗邻上海的江苏昆山市建立了一个“保绿塑料厂”，专门用回收废餐盒再造塑料粒子，把“利用”落到了实处。由于基数巨大，数亿个“三分钱”汇集成了每年数百上千万、最多达到上千万的巨额资金。有了这笔资金的补贴，上海市建起了基本覆盖全市的回收和监管网络，上千人从中找到新的生计。同时，对使用发泡塑料餐具的民众和餐饮行业加大宣传，促使它们自觉把用完的塑料餐具，投入专门的回收桶。市区政府部门还经常向社会展出用再生塑料制造的建筑材料、话机时钟外壳、鞋跟、文具、水桶等，鼓励市民踊跃投身废泡沫塑料华丽再生的进程。
　　短短一年左右，一度遍布上海城乡的废发泡塑料餐盒就基本得到了清除。有些曾大量漂浮废弃发泡塑料餐盒的河道水面，由于“拾荒人”们争相前去打捞而变得清纯。多家中外媒体都报道了上海“三分钱治理白色污染”的经验，赞扬这“三分钱里，充分体现了上海市政府贯彻、执行政令的科学性和艺术性”！
　　各地政府部门纷纷派人到上海考察、取经，2005年，国家发改委等也派出官员到上海调研。他们看到，只要真正做好回收利用工作，“白色废物”是可以不造成“白色污染”，而还原成“白色革命”的。
　　此次国家发改委21号令推出后，不少专家认为，如果既要开禁，又不让“白色污染”卷土重来，那就应该全面推广上海经验。但恰在此时，曾长期负责发泡塑料废品回收利用事务的上海市绿化环卫部门介绍，上海“三分钱工程”几年前就因故陷于停顿；花大气力组织起的废发泡餐盒回收利用网络也面临瘫痪。
　　变故源于三大因素：
　　一是近年来社会劳动费用上涨，愿做一分钱回收一只饭盒的活儿的人，越来越少了。12年前，如果捡拾一只废餐盒并把它交给回收点可得一分钱，则一个外来劳力或一位环卫工人兼做此项工作，捡拾3000个废餐盒就可得30元，当时30元钱可基本维持工人与他的一个孩子一天的生计。但今天30元就很难再养家糊口了。
　　其二，回收数量少，再生利用厂家由于废餐具货源得不到保证，机器开工率难以提高，加上自身劳力等成本也逐年上升，因此加工能力得不到发挥。
　　其三，前些年常有一些外地厂家（近年也有本地厂家），把“地下”生产的劣质发泡塑料餐盒偷运进上海。由于它们不缴纳“三分钱”，又常利用回收料作为生产原料，因而获得了价格竞争的相对优势，使守法厂家感觉吃亏，挫伤了它们原先自觉缴纳“三分钱”的积极性。
　　如今，对“白色餐具”开禁是容易的，但正像发改委有关人士指出的那样，有关部门要“抓紧进行生产许可管理、行业准入、回收体系建设、环境保护和监督执法等相关方面的准备工作”。只有做好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的回收利用等一系列工作，才可能使被误认为“白色污染罪魁祸首”的发泡塑料，恢复“白色革命先锋”的本色，而不是再次污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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