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红：作品直面人性

这是一个格外特别的女性艺术家。自1996年以来，张永红先后参加了国内外一系列有关女性的艺术活动，譬如“世纪女性艺术展”、“新学院女性艺术展”、“‘性感权利场’艺术展”、“‘解放与束缚’女性艺术展”以及“‘触女’艺术展”等等，她的作品涉及青春、爱情、女性、都市等题材，所表现的情绪看似捉摸不定，却准确地把握了年轻人的精神特质。
　　张永红的系列作品《青春与爱》被评为《新民周刊》2011年度爱情艺术。

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新民周刊》：你觉得自己女性意识很强吗？创作思考中，主观上有这样的追求吗？
　　张永红：1996年开始我先后做过不少展览，作品产生的过程是自然而然的，但我创作的起初想法往往决定我的作品的最后样式。很小的时候，爱上画画这件事情后，我就有个鲜明的意识，做事情愿意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唤，一旦做出选择，很少有人能改变，对错都是有的，这样的性格决定了我在艺术创作中，自己被感动的状态的程度决定了我用何种艺术的表现形式。当我第一次做出了可以代表我的思想的一系列作品后，我很庆幸地看到我可以用艺术手段轻松地驾驭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这内容和我自身非常吻合。
　　我是女人，这性别意识给了我非常多的感触，光凭直觉说话，希望直接地说出内心的感受，我利用绘画语言手段将我感情流畅地表达，我是幸运的，我有话要说，说出了爱情的美丽，也说出女性特有的性格。生活本来就很新鲜，如果说我有追求的话，那就是在表达方式上具有个人化和特别性，每个人的灵魂都不同也都很珍贵，因此能反映出你自己的个性。人是自由的，有着完全的选择权，艺术的手法和样式的选择上也是一样，用恰当的手法反映你的心里所想，这就够了。
　　《新民周刊》：国内外艺术史上，你所了解和熟悉的具有（女性）性别意识的艺术家前辈有哪些？她们的哪些观念、主张曾对你产生较大影响？
　　张永红：马林·杜马斯给我的影响力非常大，她的作品中表达的关于生死、情爱、忧愁、焦虑、无奈等各种各样的是人都会经历的问题，让你不得不思考你的答案，用强烈的准确的艺术语言把你的灵魂一起带入她的情境当中。凡是伟大的作品都是直面人性的。
　　
生活的馈赠
　　
　　《新民周刊》：有人评价你观察生活特别细腻，视角也独特。你童年在新疆成长的经历和以后在北京念大学、工作的经历，哪些构成你对社会观察的立场或角度？ 
　　张永红：我的思想其实特别简单，没有特别大的野心一定要怎么样，在生活和学习中慢慢就形成了一套看世界的方法。在大学里看到的东西多起来了，西方艺术意识形态和样式把我的思路打开了，觉得艺术也是有那么多的可能性，表达方式五花八门，那时候我就想，什么才是我自己的艺术语言呢？
　　这是挺难的一件事情，最开始我的哥哥对我的影响蛮大，我一直都崇拜他，直到有一天我自己对自己说，你是谁呢？你要有自己的特别的语言方式，你需要自己走路，我是跌跌撞撞的情况下，尝试不同的艺术语言。直到一个夏天的夜晚，被半瓶红酒喝得晕晕的时候，半夜起来画画，那个阶段成就了我的毕业后第一次的稍微成型的作品样式，那是1996年，后来我成功地做了个展，就是“ELLE的红蝴蝶”的那些作品，那是第一次个展，对我的信心建立非常重要，思想意识也确定在表达爱情为主题的作品。
　　因为期待，所以要表达，喜欢研究人对爱情的表达的态度，男人女人都是，我在作品中说了这个情绪，有时暧昧，有时温暖，有时流畅，有时酸楚，生活很丰富，什么滋味都会有。很像写作，你的思绪你做主，艺术的这个特性一直都很吸引我，所以就很自然而然地表达了。
　　《新民周刊》：自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迄今你参加过20多场重要的艺术联展，也独立办过4场个人作品展。 对于你个展的主题“ELLE的红蝴蝶”、“进入纯净透明的世界”、“我们恋爱吧”、“活色生香”，我们发觉，“爱”一直贯穿其中，你怎么看青春、爱情、友谊等等？
　　张永红：我想人生的几个阶段是我最宝贵的财富，我的少女时代，大学生活，毕业之后，结婚之后，生子之后，单身之后，都是我的价值观的重要形成时期。20多年来我的艺术创作轨迹也始终没有离开过一个话题：对于爱的永恒的追问和探索，除了男女情爱之外，原先是特别想得到他人给予我的爱，我现在更关心的是我愿意去爱，给出爱所需要的能力，带着祝福，而不是出于交换。这种无条件的爱就像母爱，这是我做了母亲后体会尤其深刻的。
　　之前的不确定性，代表某个事件对于我来说是模糊的，不清楚的，我就需要探索，需要发现自己的问题，也设法去解决那些问题。处事的心态也会决定作品的形式，这时候的作品带有实验性，同时也是很重要的阶段，作为艺术和人生的过渡起到一个连接的作用，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大大奥秘，比戏剧更具有戏剧性，只要细心观察，每一天，每一秒都在发生着奇妙。我们的眼睛有时被蒙蔽视而不见，错过很多精彩，对于爱情的感觉，真的非常美好，的确也是非常奢侈，当人得到这份神圣的情感，在不完美的世界仍然可以寻找一份完美的宁静的生活，艺术也是在这个丰富的情绪中自然带出来的。
　　
艺术本身就是信仰
　　
　　《新民周刊》：你怎么理解“性感的权利”？你作品中有过哪些“性感”的表达？
　　张永红： 每个人的性感和他人的性感是不同的，性感的权利也是你自己发现的，不是出于别人的评价，说你很性感就性感了，而是你愿意以这种方式存活，代表了你的价值观。在我看来，性感的特性能带给人一种新鲜的欲望把你从麻木中调动起来，它不一定特指情色欲望。我曾经画过纸本的人与人的关系一些画儿，我自己非常珍爱，这里的表达样式很像给自己说话，自己总是知道自己的需要，某些事情没有被满足，就有想表达和补充。性感一词，这时变为一种过渡，带给你幻想的可能，有时它只是一个表情，或者是一个衣领，有一天会变为一个事件，其中都有性感的成分。如果说我的作品很性感，那是我把这些因素合理地放在一个画面当中，让它们彼此照顾，变成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不再是某个局部的性感。人具有全面的人性，性感也是其中的特性之一。
　　《新民周刊》：你早年（2003年）曾经参加过中德艺术家交流展。德国艺术家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中德艺术家在创作观念、题材、手段上有哪些差异？
　　张永红：我去德国的时候，参观过他们的工作室和画廊，艺术家感觉还是很严谨的。画非具象的画，很大尺幅，作画时漫不经心，其实都是设计好的，尤其喜欢茁实的东西，很有分量感的东西。在创作的观念上，中国艺术家的创作手段和题材上有些单一化，希望被认同感的意识非常强，所以会紧张，德国的艺术家做艺术很放松，像在游戏，所以更容易出好作品。
　　《新民周刊》：北京艺术家中有许多“漂泊一族”，驻扎在宋庄等城乡接合地带，未出名之前生活非常艰辛。你艺术实践中有过这样那样的艰辛或苦难吗？你是如何应对的？生命的苦难对艺术家是伤害还是财富？
　　张永红：这个话题很有意思，苦难谁都会有，每个人的经历不同，苦难走到头，幸福也就来了，苦难相当于把你身上多余的私心杂念全部撕碎，看到那个时候你还是会选择艺术，那么你过了这个考验。如同人需要信仰，在好像人看不到希望的时候，上帝一定会为你开一条路，有时候我倒觉得艺术本身就是信仰，这样，生活的苦难走到头，有了一定的积累，这个积累过程本身就是很大收获，除非你丧失信心，不然，上帝要给你的太多，就看你要用什么器皿接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