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因为欧洲人太懒惰?
对于欧债危机,网上有这样一个较为通俗的解释:一对兄弟搭伙过日子,大哥(核心国家)勤劳而富有,而小弟(外围国家)过得懒散,但好在有大哥时常接济,而且借助大哥的良好信誉,虽然账越欠越多,但总算能周转开来。不幸的是,突然一场严冬(金融危机)让大家都受了灾,债主们加紧收回资金,小弟长期欠债的恶果集中爆发,还连带连累了给小弟担保的大哥。
欧元危机无疑是当下困扰世界的头号难题。回顾整个危机的过程,我们看到德法为维系欧元而做出的巨大努力。也正因为此,人们更对以希腊为代表的欧元区外围国家的“懒惰”和“不知节制的消费”而感到愤慨,它们可能会创造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纪录——首批因国民太懒而陷入经济危机的国家。
有文章甚至直言不讳地评论:“德国养不起欧洲的懒惰!”
此外,更有欧洲金融界和新闻界的好事之徒发现,欧洲人中最“懒”的葡萄牙(Portugal)、意大利(Italy)、希腊(Greece)与西班牙(Spain),将这四国英文首字母接成一个词,正好是“PIGS”(群猪)。与此同时,这四个国家同处南欧地中海沿岸,经济发展缓慢,政府债务高企,现在更是深陷欧债危机之中。于是,这四个倒霉国家被戏称为“笨猪四国”。
其实,欧债危机是欧洲多年积压下来的老问题的集中发作。这些老问题包括:产业空心化、寅吃卯粮超前消费、过于优厚的社会福利政策、公众闲适懒散的生活方式等等。
欧债下的生活仍然滋润?
有这么一个老掉牙的寓言,说的是一个富翁遇见一个捕鱼的年轻渔夫正在晒太阳,于是问:“你怎么不捕鱼啊?”年轻的渔夫懒洋洋地反问富翁:“为什么要捕鱼?”富翁答:“因为捕鱼可以赚钱啊!”渔夫又问:“那么赚钱之后呢?”富翁答:“可以度假啊,可以躺在沙滩上晒太阳。”渔夫笑了:“那不就是我正在做的事情吗?”
如果用这样一个故事来诠释普通希腊人的生活态度就再恰当不过了——轻松的工作,一杯惬意的咖啡,满眼海天一色的美景。
不仅是希腊,南欧的其他兄弟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也一直是向往阳光、沙滩和海浪的旅游者的心仪之地,因为那里阳光充足、空气清新、气候良好,人们自古以来不需要太勤奋的劳作便能生活得很“滋润”。
即使是危机,也未曾真正改变过。
在雅典,当地人和游客都是一副度假的模样:沙滩鞋,短裤,T恤,抹胸裙和墨镜几乎是雅典常年的风景,而穿着也恰好反映着这里最为日常的生活态度。沿着海岸线,有几十家类似的高档餐厅,都拥有海景、最为现代的设计和高昂的价码。而周五晚上10点,正是雅典夜生活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些餐厅中一些靠着海边的位子早早被预订一空。
就连雅典的地铁也配合着当地人的生活节奏。从周日到周四,地铁运行到第二天凌晨00:20,但是每逢周五,地铁会运行到周六的凌晨02:20。或许,这也是为了方便运送狂欢后的年轻人回家。
对于希腊人来说,周末,是铁打不动应该休息的日子。所有的专卖店,即使是饭店也有的会在周日关门谢客。这一点算是沿袭了其他欧洲国家的传统,例如瑞士。
而在被认为是决定2012年欧债危机走向最关键国家的意大利,人们在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的街头、餐厅、商店里看到的意大利人,大都穿着合体,他们表情放松,走路速度并不快,很少见到为赶时间而跑着的人。
早晨,不少运动爱好者穿着专业的行头在路边骑车或做他们喜爱的运动。在米兰的时尚服饰店内,排队付款的人排起了长队。晚上8点多,餐厅迎来客流高峰。几乎所有餐厅都坐满了人,人们高兴地边聊边吃。
人们一度认为意大利仅靠旅游消费就能让当地人过上舒服日子。正因为如此,意大利人多少显得有些懒散。在这里,邮局营业时间是从早上8点半到下午2点半:银行下午4点关门,但中午要休息近两小时。
难怪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下台前曾称:“生活在意大利就是生活在一个繁荣国家里,餐馆爆满,订飞机票困难,预订度假场所要等好几个星期。在这里不会感受到危机。”
超过了“妈妈的底线”
然而,这场危机却让持“意大利繁荣论”的贝卢斯科尼等欧洲“笨猪四国”的领导人相继黯然下台。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繁荣是有钱人大肆消费造成的表象,而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经济发展也越来越困难。
那债务危机对普通欧洲人的生活到底有多大影响?
美国《华尔街日报》评述,欧债危机有多严重,可以“问问你妈妈。她可能告诉你还过得去,但这场危机显然正越过‘妈妈的底线’”。
2011年圣诞节前夕,英国的妈妈们为全家出游做准备。对她们而言,2012年的圣诞假期未到就多了一份担忧:往年作为出行首选的易捷航空公司可能要涨价。这家以票价便宜、航班频繁出名的廉价航空运营商正在制定应急预案,一旦欧元区“崩溃”,可能提升票价,以补偿损失。
近20年来,欧洲曾经是象征高社会福利的天堂。但这一年来,随着一个接一个国家滑入危机泥淖,欧洲经济遭受前所未见的重创。欧洲人也不复当年的淡定,危机感成为了常态,传统优越感渐失,失落感日益沉重,这几乎存在于欧洲的所有国家。
就以欧洲人的传统节日圣诞节为例。美联社称,2011年圣诞周的愁云惨雾笼罩了遭遇危机的整个欧洲南端,雅典和马德里的圣诞节灯光也黯淡了下来,可见这些国家对前景多么焦虑。
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市议会把过节预算由2010年的85万欧元砍至15万欧元,往年装饰主干道的彩灯今年却看不到影子,一点没有圣诞节气氛。葡萄牙官员们不仅在圣诞节的装饰问题上成为“吝啬鬼”,还征收一次性税收,“扣留”人们圣诞节红包的一半金额。
在失业率达21.5%的西班牙,马德里市议会也削减了过节开支,将就着用往年用过的东西装饰街道。在希腊首都雅典,市政府在圣诞节和新年的开支仅约20万欧元。这仅仅是上届政府在市中心一棵主圣诞树上的花销,那棵树在骚乱中被付之一炬。
据调查,在圣诞节期间,爱尔兰消费减少9.4%,葡萄牙降幅为7.8%,希腊总消费额暴跌近25%。意大利消费额下降 18%,被称为“进入新千年以来最凄惨的一个圣诞节”。而在瑞典、丹麦等北欧国家,圣诞节没有任何紧缩的迹象,德国的节日开销据称上升近5%。
而更加具有挫败感的是,在欧洲衰落的大环境下,个人努力往往并不能改变太多,比如,即使拿到硕士学位也未必能轻松就业。
受到大洋彼岸“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鼓舞”,欧洲更是出现了“占领欧洲央行”、“包围伦敦证交所”等活动。
发生在去年8月的伦敦骚乱完全呈现这一代欧洲年轻人的绝望。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洲企业普遍以短期临时工取代正式合同工,最需要社会保障的青年人的临时工作没有福利、没有遣散费、没有保障,薪水比父母在二战之后领到的数额还少。
高失业率促成了“失落的一代”,捷克总统克劳斯在《一周》周刊上曾撰文说,由于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他担心捷克以及整个欧洲面临类似于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过的“失去的十年”。
走上街头的欧洲青年在一条标语中写道:“我们并没有和体制作对,是它在和我们作对。”
高福利是主因?
2000年,希腊正式加入欧元区。这个欧元区的边缘国家,一方面受益于欧元区核心国家——德国和法国的信誉和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却享受着与自身实力不符的低利率。低利率刺激了信贷和消费,由此促进经济强劲增长。与此同时,该国居民享受着收入高、干活少、福利好的美丽人生。
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每只猪都会有被屠宰的一天”。美好的生活面纱下,是苦不堪言的现实——劳动成本不断上升,生产效率逐渐下降,私人和政府债务直线飞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希腊陷入巨额赤字与出口下滑的恶性循环。最终引发主权信用危机——2009年12月,全球三大评级公司标普、穆迪和惠誉分别下调希腊的主权债务评级,敲响了第一个“欧猪国家”被屠宰的丧钟。
在为欧盟各国扼腕长叹的同时,我们必须冷静思考:为什么一向勤劳、勇敢、冒险、开拓的“基督山伯爵”如今堕落成“好吃懒做、坐吃山空”的纨绔子弟?为什么一向重视科技、崇尚创新的“智慧女神”,如今“沦落”为“墨守成规”、“刻舟求剑”的“笨猪四国”?为什么与美国同根、同源、同种、同价值观的欧洲,没有乔布斯,也没有比尔·盖茨,甚至近几十年来有关IT、电脑、互联网的所有革命性的发明几乎都与欧洲无关?
若要分析欧洲经济大国频遭“沦陷”的原因,得从欧洲的高福利制度说起。二战后,饱经战乱的欧洲各国纷纷开始了休养生息,利用高额税收为全民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安全网,无论是结婚生子、医疗教育,还是退休养老,都在福利支持与政府补贴的范围内。
以法国为例,该国的福利补贴多达400多种,孩子从母亲受孕后的第五个月起,就一直可享受这些福利中的某些项目。让人更不可思议的是:希腊、西班牙及意大利男性退休后所领取退休金,竟达到几乎人均年收入的10倍以上!
建立全民共享的福利制度,显然有必要,这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但这种高福利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惯坏”了欧洲人。很多欧洲人不愿储蓄、不爱就业、过度消费,把享乐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以至于休假、不加班都被他们当成不可侵犯的权利。
国民耽于享受高福利生活,本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在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长放缓下,一些欧洲国家的财政收入难以支撑起这些优厚福利。口袋里没票子,却又想维系“好日子”,只好借债度日,寅吃卯粮。当借贷雪球越滚越大,赤字难堪重负时,债务危机便随之而来。
常言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高福利不是政府想撤就能撤的,必然遭致民意强烈反弹,民众的抗议示威也就在所难免。
如今,我们反思的目的是要为消除危机找出可行的办法。不少专家指出,从当前的形势看,单纯的援助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不改变欧元区的区域经济结构,问题就会持续,所以德法要求外围国家量入为出,紧缩财政开支是必要的。同时,从长远看,关键的问题是要重塑欧元区的经济结构,让外围国家重新找到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