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是个女人？
网上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新世纪女性”标准：
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写得了代码，查得出异常，杀得了木马，翻得了围墙，开得起好车，买得起新房，斗得过二奶，打得过流氓……
的确，在当下中国，“能顶半边天”的女性不仅要秉承贤内助的传统，更要像男人那样在职场打拼，甚至成为家里的顶梁柱。她们不得不承受来自婚姻、家庭和职业等各方面的压力。
半边天，云太多
网上还曾流行这样一句话：“据说每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都有以下三个条件之一：有一个成功的男人，有美色，像男人。据说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只有以下两个条件之一：拼爹，拼命。”
这显然带有性别歧视的色彩。北京外国语大学女权主义小组通过《2011年中国社会性别盘点》，呼吁社会给予女性和男性更多样的生活方式、更宽广的生存空间和更公平的发展机会，而不是要求女性和男性变得一样。性别平等的宗旨是“不求一样，只求公平”。
走出家庭去工作，是女性获得性别平等的重要一步。在中国，严格意义上的“职业女性”可能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她们并不是我们过去常常说的产业女工，而是从事微贱行当的女佣、女堂倌和女艺人。而一个半世纪以后的今天，中国妇女能顶半边天，至少在职场是如此。据全国妇联、国家统计局2011年11月28日发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终期统计监测报告，2010年中国女性就业人员约为3.5亿，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重约46%。英国著名财经杂志《经济学人》同一时间也发布报告称，在中国，女性中近七成参与就业，职业女性的比例位列全球首位。
曾经一度在外企流行的“女人当男人用”原则，目前似乎已在中国所有行业推行，谁让女性嚷嚷着要“男女平等”呢？这“平等”是否真正实现还很难说，女性们在职场上所感受的压力一点都不比男性小。《中国妇女》杂志社与华坤女性生活调查中心联合对北京、上海、广州等10个大中城市职业女性开展的“第6次中国城市女性生活质量调查”显示，城市女性日平均工作时间为8.4小时，85.3%的被调查者感到有工作压力。而女性工作压力的三大来源分别是“工资低于期望值”、“职场竞争激烈”和“工作强度大”。
80后上海女孩小马在2012年就快被这种压力弄得有些“窒息”。她目前在陆家嘴一家外资律师事务所工作，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虽然薪资颇丰，但刚嫁给“凤凰男”的她每月要还房贷8000多元。小马名牌大学毕业后又去香港深造，回来参加工作时房价已经很高了，加上结婚晚，去年才和相恋多年的老公买下一室一厅的房子。让她烦恼的是，最近她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被合并了，上层人事变动，自己原来跟的合伙人被排挤走了。
“我现在刚过30，马上又有生孩子的压力，贸然跳槽风险不小。”小马感慨，本想事业家庭双丰收，现在却弄得有些“两头不靠”——外资律师事务所的工作强度太大，让她很难有时间和精力生养小孩，多年亚健康的身体也需要好好调理；如果换一份轻松的活，收入低了自然就会增加经济压力，养家重担难道让老公一个人扛？
中国女性的压力，让男性都有些看不下去了。日前，猎聘网对其站内男女各5000名会员发起了“当今社会男女承受压力状况”的调研，结果显示：72%的男会员认为，现如今女人承受的压力要大于男人。女性的压力主要来自：下一代的生育、教育，家庭的维系、家务，对双方老人的照顾以及职场。
虽然在男性看来，职场压力对于女性来说是次要的，但据智联招聘职场调查显示，62%的女性生活中工作占用的时间超过50%。在问及职场人未来三年职业规划目标时，女性的首要目标就是获得生活与工作的平衡感，其次是获得安全感和稳定感，成为领导者和管理者，自我实现和成为技术专家。由此可见，女性对于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有着较高的期望，但并不希望以牺牲生活与工作的平衡甚至牺牲部分社会角色来实现。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台湾校友会会长顾忆华对此深有感受。作为4个孩子的母亲，顾忆华在职场已经打拼了23年。她从淡江大学毕业后进入台湾第一家大超市万客隆，然后又加入B&Q特力屋台湾第一家家居卖场。2001年，特力屋董事长何汤雄找她谈了两次话，希望她能带领团队到大陆拓展市场。当时的顾忆华已是3个孩子的母亲，出于家庭方面的考虑，她回绝了。“我希望跟小孩尽可能多地在一起。”何汤雄锲而不舍，第三次找她谈话，问：“你不去大陆，那你告诉我，我们这些干部的未来在哪里？”2004年，荣升HOLA总经理的顾忆华一家三代、祖孙八人举家迁移，全都搬到了上海，那时她刚刚成为第四个孩子的母亲。
“我都是工作到生孩子的那天，一般产后28天就去上班了。”如今，顾忆华的2个女儿在美国念书，2个儿子在上海。去年末，顾忆华又得到一次升职机会，但她必须经常出差。考虑到最小的儿子只有小学三年级，这个曾被评为2006“中国经济女性年度人物”的台湾女强人第一次选择了放弃，她跳槽了。“我离开了工作了17年的公司，这样至少可以多陪陪自己的小孩。”顾忆华说，年逾不惑的她不再是个工作狂。除了多和家人在一起，她还希望抽空念个零售业应用方面的博士，以便在55岁退休以后教书育人。
玻璃天花板？自设的
像顾忆华这样的女性在职场中是凤毛麟角。大多数情况下，尽管女性在各种职业生涯中阔步前进，与男人们相比却更难获得高层职位。在美国，《财富》杂志2010年评选的500强企业中，有136家没有女性高管，其中包括花旗银行、洛克菲勒等众多知名企业；在英国，富时100指数 (FTSE 100)的企业里，启用女性出任CEO的只有4家；就算被公认女性地位很高的北欧诸国，调查也显示，在500家受访企业中，有女性董事企业的比例仅为17%。
另外，受限于同工同酬立法的滞后，相同的工作，女性的报酬往往低于男性。女性拥有的财富总量也远远不及男性。2011年中国女性富豪比例是历年最高的一次，156位女富豪登上胡润中国百富榜1000人总榜，比例也不过15.6%。但和国外的女富豪主要是靠婚姻和继承不同， 中国前十名女富豪除杨惠妍外均为白手起家。胡润百富创始人兼首席调研员胡润表示：“在中国男女平衡的进步比很多国外人想象的要快。”
即便如此，中国社会给予职业女性的发展空间依然有限。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大陆，顾忆华这样生了4个孩子又能做到企业高管的例子，是不可能发生的，一个孩子就足够牵绊中国女性的事业了。根据前程无忧2011年的“职场妈妈”微调查显示，72% 的妈妈表示，由于兼顾工作和子女的教育，常感疲乏，心理负担很重；有35%的妈妈曾考虑过放弃工作回家。在工作忙碌一天后，有接近一半的职场妈妈要肩负起辅导孩子作业的任务；为了获得好的教育，为了弥补平日分身乏术、无法亲近孩子，带着孩子参加周末的课外辅导和兴趣班，几乎占据了妈妈们的全部业余时间。
前程无忧首席人力资源专家冯丽娟评论说，孩子和工作无法完美两全，即使在发达的经济市场，妈妈们在多数环境下，也只能偏向一个。中国的孩子和职场妈妈们需要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可以让孩子好好享受学习的乐趣，让妈妈在孩子幼小年纪全心照顾之后能安然转战职场。
冯丽娟说，经济发展不平衡，加上独生子女政策，让很多家长觉得“输不起”，教育机构又觉得“惹不起”，社会保障“不给力”，把抚养和培养孩子的职责和后果推给了父母。而在孩子生长和成长的初期，妈妈付出的无疑更多。但是，职场往往不分男女，也不论是否有个要培育的孩子，所以渐渐越来越多的职场女性往往选择主动或被动趋向边缘化、压力较小的职位。在孩子幼小的时候，职场妈妈多半将天平侧重于孩子教育上，避开高强度、高职权的职位，甘愿失去一次次晋升的机会，甚至在企业经营不佳或者转型时，成为首当其冲被“请走”的一个群体。
女性主义者会习惯性地将矛头指向男老板，认为性别歧视让“杜拉拉”们遭遇“玻璃天花板”。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米其林领导力和人力资源管理教席教授李秀娟却持有不同观点。“我的很多学员是公司高管，他们有时会提到手下的某个女下属非常出色，可惜她自己到了一定年龄或者生了小孩后就没了干劲，画地自限。”李秀娟指出，有些女性会主动选择一些挑战性不强的工作，怕出差，怕工作地点离家太远，怕加班……除了极小部分企业故意出台歧视女性员工的政策以外，大多数所谓的“玻璃天花板”都是女性自己心理造成的。
“有没有发现，职场女性的‘贵人’往往是男性？”李秀娟说，即便在女性地位很高的今天，女性的的成功与否还是要以男性的标准来评判，而且女性从小的自信心就不足，女性的可贵也是可贱之处就是宣扬的“牺牲”——鱼和熊掌难以兼得，是要事业还是家庭，女性必须有所取舍。从另一角度来说，女性也因此有了优势，“男性必须在外打拼，女性则是‘进可攻，退可守’，可以在外和男性一样做出一番成就，或者选择以家庭为重，相夫教子侍奉双亲”。
70后资深美女张蓓，就是一个在“进”和“退”之间成功游走的女性。天津南开大学日语专业毕业后，她当过福建人民广播电台5年经济类主持人，后去日本进修2年。“在日本进修期间，我本来可以待得更久，可当我看到和儿子同年龄的日本小男孩就忍不住流眼泪时，我就知道自己必须回国了。”1998年，张蓓进入丈夫家族的酒店业工作，1999年来到上海生活。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并不能让张蓓感到满足。2007年本命年时，她想过“退休”，就去英国游学了一年。回国后，张蓓发现自己连逛街也提不起兴趣，她知道不能再这样“赋闲”下去，她需要一份事业来支撑自己的精神世界。
2009年，张蓓和中欧EMBA同学刘溯在云南丽江共同创立了高级私人客栈——花间堂。她亲自画图纸设计，用了一年时间来装修。如今她的儿子已经18岁了，一个人在美国念书。张蓓除了空出每年的寒暑假陪儿子，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客栈的运营管理上。“我很喜欢现在的状态，原来可能无法适应男性职场的规则，现在只要做我自己就行了，很自在，因为我每天都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
单身女性的尴尬
虽然女性未必要以事业为主，但愈演愈烈的剩女现象和国内不断攀升的离婚率，让很多女性暂时“没得选”，这就让女性在婚恋关系中不得不变得越来越独立。
百合网发布的《2011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在以往的恋爱关系中男人几乎承担所有费用，而在最近一项关于恋爱费用承担问题的调查则显示，有31.6%的人没有在意过恋爱费用由谁承担的问题，仅有26.1%的人认为应该由男方承担，其中更多女性更乐于接受AA制或AB制。对此，百合网合文化婚恋研究院首席专家王治国表示，女性的独立不仅包括经济的独立，更多的还体现在人格和精神的独立。
另外，调查显示，46%的女性遭受过家庭暴力，其中超过一半的女性由于忍受不了家庭暴力而选择了主动离婚。百合网认为，由于经济的独立、精神的健全、社会的认同，女性在婚姻关系中的自主性日渐提高，一旦男性婚恋伴侣无法满足自己对于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需求，“被”独立就成为女性的首选。而女性的这种婚恋态度势必加剧婚恋市场的复杂度。
85后上海姑娘小倪还单着，她不愿承认自己是“剩女”或是“文艺女青年”，因为她现在过得很好，每天都很充实，闲暇时光去咖啡馆或者看演出，家里还养了一条泰迪。“我也去相过几次亲，都没什么感觉。父母虽然着急，但也不怎么催我，毕竟就我一个宝贝女儿。”小倪的女同学们纷纷恋爱或结婚了，她笑称自己过两年还不嫁，可能身边同龄人都开始离婚了。“我知道自己再不加油，就要和90后抢老公了。现在生活压力太大了，我愿意和对方一起买房还贷，可也要遇到心仪的人才行呀。”
经济压力成为这个时代的爱情“绊脚石”。《2011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有77.3%的女性认为，男性月收入超过4000元才适合谈恋爱（2010年时只有 66.3%的女性这样认为）。除了对男性收入要求的增加外，“无房不婚”的婚姻观引爆了许多女性敏感神经，要求男生在自己购买的房产证上加上“未来老婆”名字的女性占据四成比例。在整个楼市处于限购与各种调控政策并存的大背景下，新婚姻法解释的发布，无疑加速了“爱情限购令”的出台。
对于那些刚踏上社会的90后而言，当务之急是找个饭碗，管它金银铜铁锡。但重压之下，一些90后女生开始在毕业前疯狂找男友，倒不是为了搭校园爱情的“末班车”，而是希望在物质和精神上有个依靠，缓解就业压力。而“毕婚族”(marry-upon-graduation，一毕业就结婚的大学生)的比例也明显增加。许多女生把结婚当出路，还没踏上社会就把“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奉为金科玉律。
虽然现在的女性压力很大，但李秀娟教授建议女性不妨“以柔克刚”：“我们无论处于什么状态，都要保持应有的味道——18岁的心态、28岁的容貌、38岁的妩媚、48岁的智慧和58岁的财富”。她有3个孩子，被学员们尊为“红酒教授”——像红酒一样有味道的女教授。李秀娟评价现在的女强人不是“强势”而是“强大”，她们也不再像男人一样为人处事，而是越来越有女人味。“女性的柔软是一种力量。这个社会，男人的动力恰恰来自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