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班”是个大问题

　　2012年的内地富豪圈，“接班”成了一个热门话题。最新公布的2012年中国新财富500富人榜，财富总额高达31065亿元，相当于2011年中国GDP总量的6.6%。但500富人榜上的一半人士年龄在50岁以上。创业板、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创业一辈大多已达55-64岁，各家族的长子、长女们平均年龄也达到35.72岁。财富传承成为难以回避的命题。

　　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余明阳教授带领的团队对国内182家在各行业排名前3位的杰出家族企业的调查显示，这些大多在改革开放初期创业的企业家平均年龄52岁，未来10 年，都将进入或者已经完成“接班人”产生与权力交接过程。

　　也许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只有18%的“第二代”愿意主动接班。至于那些不愿主动接班的“富二代”，有的是对严厉、小气、自以为是的父辈不满，有的是对传统产业毫无兴趣，有的养尊处优惯了不想被约束，有的是国外生活多年不适应国内风格。他们往往更加钟情于“虚拟经济”，对于网络、电子商务、VC（风投）、PE（私募）等投资方式兴趣浓厚，对创办实业、成本控制、精细化管理等兴趣不足。 

　　

被动接班之后

　　 

　　去年12月，全国工商联研究室、中山大学中国家族企业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家族企业研究所和李锦记家族公布的《中国家族企业发展报告》显示，在占中国经济总量70%到80%的民营企业中，有90%以上是家族企业。全国工商联的一名负责人甚至表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半来自家族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约44.3%的企业主表示目前还没有考虑交班的问题。这在美国管理咨询公司贝恩(Bain & Co)今年4月发布的研究报告《“基业常青”——中国民营企业的组织专业化道路》中也得到证实。贝恩公司全球合伙人韩微文指出，中国民营企业的决策通常高度集中，关键职位在当前和未来都面临人才短缺的局面，对继任的安排与规划不足。他开玩笑地说，现在和内地企业老板见面常说两句话——“谁接你的班？”“注意身体健康！”

　　事实上，在已经考虑的家族企业中，多数希望能够由家族继续保持对企业的控制权，约45.4%的企业主表示希望子女能够直接管理本企业，还有19.33%的企业主打算让子女继承企业的股权，“子承父业”的内部传承模式仍是主流。

　　在网上，这些二代接班人因性别不同而被戴上了“高帅富”或者“白富美”的帽子。虽然他们外表未必养眼，但至少也是海归背景，豪车代步，名牌傍身。据新财富500富人榜统计，30岁以下的富二代中，很难找到没有留学经历的。比如，三一集团梁稳根的独生子梁在中毕业于英国华威大学；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之子刘相宇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世茂集团许荣茂的女儿许薇薇、儿子许世坛均有澳大利亚留学背景；宗申集团的左颖17岁时被送到巴黎学法语，19岁时到迈阿密读高中和大学，此后嫁给了美国人麦克；娃哈哈宗庆后的掌上明珠宗馥莉在加州圣马力诺中学读高中，此后进入洛杉矶佩珀代因大学。

　　目前，已有许多富二代开始接手家族事业。1984年出生的梁在中，现任三一集团副总裁兼财务总监；31岁的杨国强之女杨惠妍被委任为碧桂园副主席；朱孟依刚刚将23岁的女儿朱桔榕扶上合生创展常务副总裁之位，许世坛则担任世茂集团执行董事，许薇薇负责世茂旗下商业地产业务……这些接班人既然已经“上位”，自然不会再对“子承父业”吐苦水。但是毫无疑问，事业与个人兴趣常常难以两全。

　　丰收日企业的郑孟午就是一例。他的母亲吴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家乡宁波经营饭店，父亲是一名公务员，从小家庭优越。郑孟午告诉《新民周刊》，他最初想从事教育或传媒领域的工作，也为此做了很多努力。他从小就在学校出黑板报办校刊，还在家乡电台实习，主持过音乐和学生节目。在首都经贸大学求学时，他在学校宣传部门工作，采访过一些校友和教授。本科毕业郑孟午去日本读研究生，也选修了一些与传媒相关的课程。

　　他去日本留学那一年，企业进军上海餐饮业。毕业前一年，母亲打了一个电话给郑孟午，说自己一个人支撑丰收日很累很辛苦，希望儿子回国帮自己打理生意。郑孟午开始认真思考接班这个问题，“生意渐渐做大，她会打电话给我，说明确实感觉很疲惫，她一个人撑着不容易，我是家里独生子，我不帮她没有人帮她。”郑孟午当时想着，回去帮母亲几年，等生意上了轨道，再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没想到一做就是十年。从十年前上海第一家丰收日开张，到如今30多家分店遍布上海、北京、香港、江浙等地，旗下发展了丰和日丽、云餐厅、点沁等针对不同层次的餐饮品牌，郑孟午付出了很多努力，也知道自己已不可能再拿笔杆子或执教鞭。今年，他又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上EMBA班充电。虽然他依旧爱好文艺，孟京辉、赖声川的话剧每场必到，喜欢看《红楼梦》，爱听昆曲。 

　　上海交通大学余明阳教授指出，内地家族企业接班人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职业经理人”体系尚未成形，与家族企业的管理方式和纽带关系相比，外来的职业经理人显得非常脆弱。丰收日也曾考虑请“外援”。但打理公司生意多年，郑孟午体会到，即使找一个年薪100万的职业经理人，也很难替代自己的作用。“职业经理人和企业文化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他开展工作要有员工的信任，背后也要有董事会的支持，而这两者并不是仅仅业务上干练就能获得的。”规范化管理在家族企业的老员工看来总是很麻烦的，原本简单的一件事现在要走规范的流程，不免降低了效率。郑孟午说：“比如门店要买一批汤碗，以前店经理派采购员去买就行了，但现在要先申请，物流部先查一下库存里还有没有汤碗，如果没有，采购部要去询价，财务部要审核报价，VI要设计碗上的logo。一套流程走下来，原本一个星期能办成的事现在要半个月，一线门店觉得麻烦。”

　　当家族企业达到一定规模之后，规范化管理是至关重要的。但陌生的职业经理人要求推行此类改革，很难得到“元老”的支持。与此同时，职业经理人的诚信缺失在中国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自然落伍，但家族企业对外来职业经理人抱有戒心，还是有许多客观现实原因的。“上阵父子兵”常常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长子、女婿最吃香

 

　　作为独生子，郑孟午可能没有对接班说“不”的权利。如果创始人有多个子女呢？

　　根据新财富500人榜，在内地家族企业中，长子无论在公司管理权还是股权的继承中，都占据优势。在113家开始股权传承的中小板、创业板公司中，15家由控制人家族的长子担任董事长，仅5家由次子担任。虽然“三子”中不缺乏硕士等高学历人才，却没有人出任董事长或总经理等职。从拥有的公司股权看，长子也远超越其他兄弟，持股比例平均为17.43%，平均控制的市值为3.11亿元，而次子这两项数字只有15.58%和2.97亿元。

　　不可否认，重男轻女的思想仍然影响着内地家族企业。如果二代是独生女，“选婿接班”的现象越来越多。去年11月福布斯中文版发布的《中国家族企业调查报告》显示，共有19家上市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的女婿在上市公司担任董事、总经理甚至董事长职位。而今年出版的《中国富二代调查报告》显示，当前富二代中已婚者的比例高达46.4%。很多富人相当注重对女婿的培养，而女婿们也在公司遭遇突变时充当了主心骨。2011年4月，兴民钢圈前控制人、董事长王嘉民因病过世后，就由其女婿、80后高赫男接任上市公司董事长一职。2008年12月，华星化工董事长庆祖森辞职，同样由其女婿谢平接任董事长兼总裁。 

　　其实，家族企业除了管理权传承，也可以实现股权传承。据新财富500富人榜统计，国内企业绝大多数创始人都是先转移管理权和少部分股权，让后代担任董事长等重要职位，观察一段时间，再逐步转移控股权。堪称富二代成功接班典型的徐冠巨，2004年已出任传化股份董事长，但至今只拥有公司24%的股权。当然，也有碧桂园这样先转移控股权的案例。

　　除了管理权如前所述进行传递外，许多民企在设计上市架构时已经着手股权转让，这在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中表现尤其突出。截至2011年底，在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的919家企业中，有113家招股书中出现了控制人家族第二代的名字，许多富二代由此浮出水面，其中甚至不乏未成年人。如恒基达鑫董事长王青运未成年的女儿张莘，持有公司6.23%的股权。鱼跃医疗24岁的少东家吴群已获得11.03亿元的财富。

 

折中的接班方式 

 

　　余明阳总结说，内地家族企业存在多种接班模式，其中“另辟蹊径”是一种不错的选择——父辈做原有产业，儿辈另起炉灶，产业间几乎没有任何关联，但父辈不时为儿辈提供支撑。

　　例如，恒安集团的许连捷的三个儿子都无意接班，长子许清流目前负责资本投资，次子许清水主攻房地产投资，小儿子许清池则负责连捷商贸集团的品牌连锁运营。闽东人王力也是一例。闽东许多企业都做电机出口，王力的父亲创办的电机企业做了16年出口，生意最重要的是靠金牌业务员——大家的产品都差不多，外语和技巧娴熟的业务员能抓住核心客户。王力的父亲想，如果女儿能够把这些业务都掌握在手上的话，根本就不怕那些业务员想跳槽。他毫不犹豫地送王力出国留学。

　　按照父母的意愿，王力本科学的是管理，研究生学的是金融，为回国接班做准备。回国以后，父亲安排王力去工厂上班，但枯燥的工作环境让在国外见过世面的王力很无趣。“在工厂待了半年时间，我父母说，老待在工厂会不会太委屈你？要不要自己做一些什么？那我说，要不就做红酒吧。”

　　王力上学时在澳洲一些餐馆打过工，当地餐馆会在酒单上选一些比较出名，性价比较高的酒供客人品尝，老板让王力负责做酒单，她经常去澳洲当地的一些酒庄挑选，久而久之对红酒有了一定了解，也和许多酒庄主熟识。于是她决定利用在澳洲的资源做红酒贸易。为了不辜负父母送自己出国深造的初衷，王力一边打理红酒生意，一边兼顾工厂的业务。“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客人我会长期跟他们保持联系，谈判这块也是我负责，具体跟单、搭货之类的由助理负责。”

　　传统制造业生存堪忧是王力做红酒贸易的另一个原因。“我们机电产品原材料都是金属类的，比如铜线去年涨得很厉害，原先一吨铜线是4万多，去年涨到7万多。人力成本也在涨，不然留不住工人。我们收的是美元，汇率又一直在跌，所以做实业挺头疼的。”王力认为，传统出口制造业随时会遇到风险，红酒、咖啡、燕窝等消费品贸易相对来说比制造轻松，这是一个快速膨胀的行业，只要操作得好，利润空间会比制造业更高。“从经济学角度上讲，葡萄酒行业还属于抛物线上升阶段，还没有过那个最高点。”

　　很多同样认为制造业前途晦暗的“富二代”朋友效仿王力，做起了她的经销商。王力在厦门开了一家直营店，外地销售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把酒批给经销商，另一种是代理加盟，加盟商可以在当地开一家和尊荣饮艺相同的会所。“一些国外回来的朋友，他们不想接家里的生意，就跟我说，哎，王力，我看你这个做得不错，干脆你把一整套复制给我。现在天津、成都、佛山都有我的经销商。我给他们做培训，他们父母都会给一定的资金，就跟我订一批货，通过自己或父母的一些人脉关系来把这个路子铺开。慢慢他们就会摸索出哪些产品适合当地的风格，什么样的价位合适。”相比父辈在工厂里熬大半辈子，王力更喜欢红酒贸易带给她的生活方式。每次出差不仅可以去参观风景如画的酒庄，还可以品尝当地的有机食物，“非常享受，根本就不会觉得是在奔波出差，完全没有这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