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中国的前世今生

6月，又到期末考试季，上海一所重点大学的考场上，插班就读的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同堂考试。十多名留学生坐在考场后排，对着考题一脸茫然，看起来，眼下这一门工科考试，对于他们来说太难。
　　2011年全年，来华留学规模稳步扩大，在华学习的外国留学人员总数首次突破29万，这个数字，是1978年留学生人数的236倍。留学生来自194个国家和地区，分布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60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中学习。
　　2001年到2010年期间，来华留学生人数年均增长率超过20%。到2011年，来华留学生总人数、生源国家和地区数、中国接收留学生单位数及中国政府奖学金生人数四项均创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高。

“严格要求、热情帮助”
　　
　　如果时间回到第一次接待留学生的1965年，退休教师秦湘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外国留学生会像今天这样“常见”。秦湘，1965年起从事留学生汉语教学与研究，至今已有47个年头。“从留学生的同龄人，做到妈妈的年龄，现在几乎可以当他们的奶奶了。”
　　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坐在复旦大学光华楼15楼的咖啡厅，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退休教师秦湘教授向《新民周刊》诉说起了来华留学生的“前世今生”。
　　据秦湘介绍，复旦大学接收外国留学生的历史已有半个多世纪。中国尚未向世界打开国门之际，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复旦大学成立了世界经济研究所，成为新中国最早客观认识世界的高等学府之一。
　　“1965年，我21周岁生日还没过，五年制大学只读了四年，学校就让我提前毕业，参加了外国留学生的教学工作。”秦相说，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指示，对外国留学生要“严格要求、热情帮助”。
　　1965年9月，有214名越南留学生到复旦学习汉语。在此之前，从1950年代开始，复旦大学零星接收过几名外国留学生。秦湘回忆，经学校领导多次研究决定，于8月成立“外国留学生办公室”，专门负责越南留学生教学和管理。
　　“其中一名研究生和一名进修生分别由后来的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华中一教授特别指导。”秦湘强调，当时留学生在中国更多等同于“外宾”，受到的待遇自然特殊。“‘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批留学生陆续回国。外国留学生办公室后来自行解体。”
　　1974年，复旦大学恢复接收外国留学生。法国、英国、比利时、澳大利亚等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第一批留学生纷至沓来。学校先后设立“校办外国留学生组”、“外国留学生办公室”、“外事办公室外国留学生组”、“外国留学生部”等留学生管理机构。
　　上一任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夫人鲍雪侣、美国驻华联络处副主任丁大伟的儿子丁荷生等一些在日后颇有成就的人物，都曾经是秦湘班上的学生。
　　“培养留学生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民间外交的一种表达方式。特别是在中国国门打开之初，这种作用几乎是不可替代的。比如说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正规的留学生来自我们的东邻日本，后来，这批留学生成为了中日关系正常化初期阶段的中坚力量。”秦湘表示，早期的来华留学生几乎都是本国的“高富帅”或“白富美”，拥有一定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素质相对较高，“除了汉语学习以外，学校每年还要组织留学生去鲁迅的故乡绍兴参观，组织他们与农民座谈，从而使他们进一步了解中国”。
　　到了1987年5月，为适应留学生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复旦大学正式组建“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当时的中国人甚少机会与外国人交往，留学生被当做了解外国文化的窗口。秦湘清楚地记得，有一年的“三八妇女节”，学校给每位女老师发了一件棉毛衫作为节日的礼物，这一灵感来自一位外国女学生收到男友从国外寄来的胸罩。
　　“那时候，只要是一个金发碧眼的老外走在路上，绝对是要引起围观的。而相对于改革开放不久的我们，老外们的思想真的是开放很多，他们会提出‘中国家长是如何进行性教育’之类的问题。”秦湘坦言自己是一个传统的人，但在与留学生接触过后，这些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扩大规模，优化结构

　　进入80年代以后，来华的外国留学生人数以较快的速度增长。
　　但事实上，相较于当时高校学生总人数，来华留学生所占比例还很低。据统计，直到2006年左右，我国长短期留学生的总数尚不足在校生总数的1%，而西方发达国家大学的国际学生数量占在校生比例已经接近或超过10%。
　　同一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的各国接受外国留学生的数量为：美国58万，英国33万，德国26万，法国25万，澳大利亚20万，日本13万，俄罗斯8万，上述数据均为学历留学生人数。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郭鹏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尽管来华留学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存在很多不足。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来华留学生总体规模、层次与西方教育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还有专家表示，来华留学生的专业分布也不尽如人意，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来学习汉语言、中医、法律、经济等学科的留学生数量占到来华本科生总数的80%左右，而理、工、农等学科留学生数量较少；另外，一些学校面向来华留学生的教育教学质量难以保证等问题仍不同程度地存在；来华留学的宣传招生、促进毕业生留华工作方面较欧美等发达国家也有相当差距。
　　郭鹏指出，来华留学工作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我国教育整体发展的现状与水平，尤其会受到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的制约。
　　若按留学生类别统计，学历生118837名，占来华生总人数的40.61%，同比增长10.62%，高于来华留学生总人数增长速度。其中专科生和本科生占学历生总数74.44%；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分别占19.74%和5.83%。
　　“当然，这个数量，同留学美、英、德、法的学历生仍然存在差距。但就来上海的数据来看，2011年硕士与博士的数量同比增长都在20%左右。文学、管理、经济、医学和工学是最热门的五大专业。”秦湘给记者列出了几个数据，“其中，相比早前高达90%的比例，选文学的人数下降到了留学生总人数的六成左右。”
　　秦湘说，“扩大规模，优化结构，规范管理，保证质量”，将是今后10年，我国对于来华留学生工作的指导方针。
　　“现在已经过了‘阿猫阿狗’都能来中国留学的年代。”秦湘表示，“优化结构”同原先的“提高层次”相比，内涵更为深刻和全面，“一段时期内，‘提高层次’被等同于努力扩大来华留学研究生（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留学生）数量。结构的优化则要求我们根据自己地区、学校的优势统筹考虑学位学历教育层次、专业分布、多元文化背景构成等诸多因素，寻找最优的发展战略。”
　　秦湘还透露，在留学生招生过程中，一些好的学校已经在考虑如何优化招生手段来招收优秀的人才。“就拿复旦来说，我们留办每年去国外做招生宣传，早就不是一味地‘推销’了。”

学费太低，奖学金太高？

　　2010年9月，中国教育部公布了面向未来10年的《留学中国计划》，对洋学生来华留学提出了宏伟的目标：到2020年，全年在内地就读的外国留学生人数达到50万人，其中接受高等学历教育者15万人。教育部门希望到2020年，使中国成为亚洲最大的国际学生流动目的地国家。
　　谈及是何原因导致各国来中国留学的人数持续增长，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来华处处长赵灵山认为，中国吸引留学生的硬件条件有两个：高校里越来越多的双语或全英文授课的研究生项目，对汉语基础不够好的留学生吸引力很大，除此之外，政府奖学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有报道称，中国将在即将到来的新学年进一步提高来华留学生奖学金标准，人均奖学金标准有望提高到6万元人民币。同时，中国还将大幅度提高与外国来华留学生相关的其他各项投入，预计2012年投入将超过15亿元人民币。
　　按照中国政府奖学金的规定，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每月可以获得1400元、1700元和2000元的资助。同时，获得奖学金的外国留学生还享受免交注册费、学费、实验费、实习费、基本教材费和住宿费等优惠，并由中国政府为其提供与中国学生同等的公费医疗服务、奖学金生活费和一次性安置补助费等。他们所在院校也可以根据实际条件给予奖学金获得者更多资助和优惠条件。
　　据赵灵山介绍，70%的中国政府奖学金提供给了发展中国家留学生，另外30%用来与发达国家互换奖学金。
　　此外，相比于本国高昂的学费，中国“低廉”的学费是吸引更多欧美国家学生来华留学的重要因素。以英国为例，普通高校一年的学费高达9000英镑（约合人民币9.1万元）。而在中国学习的话，每年学费不过2万至3万元。这其中的差价，估计数学再糟糕的人都算得清楚。
　　不过，过于丰厚的奖学金或许会让一些留学生患上“好高骛远”的毛病。一位高校负责留学工作的老师告诉记者：“尤其是一些来自落后地区的留学生，到了中国之后，看到这里样样都有，有的人不但不好好学习，还大手大脚花钱，常常抱怨钱不够用，申请更多的补助。”
　　与此同时，秦湘表示，留学生教育要看长远，我们不仅仅是语言教师，我们的人格会对他们产生影响。“如何让留学生真正地融入中国的本土文化，也是值得思考的。”
　　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汉语言专业的副教授要英对此颇为赞同。从1995年开始从事留学生教育的要英发现，留学生课程内容相对枯燥，阅读、听说和写作是分为三门课来上的，虽然教材已经有所变化，但学生往往提不起兴趣。要英后来想了一个办法，为留学生讲读中国的新闻杂志，让留学生了解中国现状。
　　“班上的同学对这门课的热情颇高，有的人还特地做了PPT发言。他们说，通过对杂志的阅读既能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又能更全面地了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要英告诉记者，给留学生上的课程必须跟上时代的节奏，“我们要提供更多的机会，让留学生接触中国活生生的社会、家庭，甚至是工作实习的岗位。唯有如此，中国的留学生教育才真正拥有对话国际社会的深厚基础。”
　　近年来，外国留学生们已不再满足于通过二手故事了解中国，而是更多选择和中国同学一起喝酒、吃烧烤、做项目，期望成为一个“中国通”。
　　以复旦留学生的居住情况来看，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当时的留学生们必须居住在学校指定的宿舍内，理由是“保护留学生的生命财产安全”。
　　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复旦大就取消了留学生必须住在学校宿舍的规定，允许留学生在外租房。据不完全统计，复旦大学的留学生，特别是老生，90%以上租住在离校园几公里距离的校外。

“淘金”中国

　　“外国留学对中国的认识从存有偏见趋向客观，也有越来越多的留学生选择毕业后在中国发展。”秦湘说。
　　对此，要英也表示，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际地位的崛起，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尤其当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之后，欧美国家的学生期待自己在中国的学习和生活经历，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增加砝码。
　　越来越多的国际型企业和跨国公司，需要雇员有中国学习或生活的背景和经历，没有谁能忽略中国这个潜力巨大的市场。
　　“很多先进的国际产业向中国转移，需要他们本国的员工进行管理，交流。一个在中国受过教育的人，也可以通过我们企业的输出，通过资本向世界市场的输出，比较容易在别的国家工作，这是一个全球化的社会带给我们的必然的结果。”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翼曾这样表示。
　　想要在中国工作的留学生们看重的正是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淘金”机会。
　　目前，外国留学生在中国发展的途径有几种，最多是进入外国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做白领。还有一些会被本国安排在驻华使馆或代表处工作，另一些则选择在媒体担任顾问、节目主持人或是到学校当外教。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对外籍人士在华就业有相关的规定。有调查表明，“三非”外国人中，比例最大的是非法居留，占了80%，非法入境人员主要来自毗邻国家，而非法就业的外国人最初多以留学、访问等签证理由入境，从事的领域主要是外语教育、涉外家政、涉外演出等等。
　　由于留学签证比较容易申请，不少外国人以留学为跳板，到中国寻找就业或经商的机会。
　　就外国留学生毕业后在华就业而言，必须办理就业许可证；而外国留学生在留学期间，超出规定的岗位范围或时限工作等行为，属于非法就业。
　　但实际上，中国现有政策规定，外国公民只有年满25岁、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并至少有两年工作经验才有资格申请工作签证，对于多数留学生而言，这意味着在中国合法打工极为困难。
　　不过，铁板一块的政策，似乎有松动的迹象。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刘京辉日前在华盛顿出席国际会议时表示，中国正在考虑允许外国学生在华打工，相关准备工作已经展开。
　　刘京辉介绍，外国学生在所在国打工可谓国际惯例，既可赚钱补贴高额留学费用，也可参与各类社会活动，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但目前，这一惯例在中国遇到制度难题。
　　“允许外国学生打工的政策设计刚刚起步，如果从1数到10，恐怕现在还在向‘1’迈进，但在教育部的协调下，大家都在做。”刘京辉强调，尽管调整起来极为复杂，但应该坚定信念，因为外国学生来华留学是中国国际化的重要内容，并且体现中国国际化水平，同时留学生不只是学习知识，还会进行文化交流及文化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