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介意更温情一些”：日本推理小说第一人东野圭吾专访

他被誉为“百年一遇的作案高手”。

　　也许是高处不胜寒，他看上去多少有些忧郁，心中藏着太多凶杀故事，对于人生与未来，大概总是悲观的。

　　有着黑暗而敏锐的内心，所以才对这世界看得通透，才会写出那些简练凶狠的叙述、跌宕诡异的情节吧？

　　当他16岁第一次读到小峰元的《阿基米德借刀杀人》时，他就注定要写出犀利、黑暗的本格推理。这是一位天生的讲故事高手，总在你走不出的叙事的迷宫里让你不寒而栗。

　　1985年，他凭借《放学后》获得第31届江户川乱步奖，从此成为职业作家，开始专职写作。1999年，《秘密》获得第52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入围第120届直木奖；此后《白夜行》、《单恋》、《信》、《幻夜》四度入围直木奖；2006年，《嫌疑人X的献身》史无前例地将第134届直木奖、第6届本格推理小说大奖及当年度三大推理小说排行榜第一名一并斩获。

　　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大学毕业后，他曾在一家汽车零件制作公司担任工程师。两年后，《放学后》的成功让他相信自己有能力靠小说养活自己。那段时间，他几乎什么都写，尝试着变幻各种不同的风格，使尽浑身解数吸引读者的注意：“那时的我只是非常单纯地觉得自己必须持续写下去，必须持续地出书而已。只要能够持续出书，就算作品乏人问津，至少还有些版税收入可以生活；只要能够持续地发表作品，至少就不会被出版界忘记。出道后的三五年里，我几乎都是以这种态度在撰写作品。” 

　　也许这就是这位最知名的日本推理小说作家、无可争议的畅销小说天王为什么会这么高产的原因吧。迄今为止，东野圭吾已经出版了74本著作，简单地翻阅一下这70多本书就是件伤脑筋的事，何况东野又是如此变化多端。早期，东野圭吾以贯彻“解明动机”要素（Whydunit）的《恶意》（1996年）、贯彻“找寻凶手”要素（Whodunit）的《谁杀了她》（1996年）、贯彻“分析手法”要素（Howdunit）的《侦探伽利略》（1998年）三作奠定了其在日本推理小说界不可替代的位置，他以自己熟悉的理工题材制造悬念，有时简直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而现在的东野，则越来越表现出对于社会和人性的强烈兴趣。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比如《布谷鸟的蛋是谁的》强力祭出温情牌，在女儿究竟是谁的孩子这一悬念之下，埋藏着的，是“催人泪下温情笔触重铸被道德与血缘埋葬的人性”。又比如，登上ORICON排行榜第一名、《日本经济新闻》排行榜第一名的东野新作《黎明之街》，销量突破200万册，同名电影热映日本，描写的是一个男人在爱上女人后的表里双重世界，尽管幸福感不断膨胀，但伴随而来的必然是内心的苦痛所导致的凶案，整个推理的逻辑都建立在对男女关系深刻的理解之上。

　　东野是怎样一步步从单纯制造悬念的嗜好走向人性和灵魂的深处，进入女儿的幸福、父亲的梦想、爱情的折磨、良心的不安的？需要东野先生自己来解答。

　　

从工程师到小说家

　　

　　《新民周刊》：听说你16岁的时候，由于看了第19届江户川乱步奖作品小峰元的《阿基米德借刀杀人》（1973年）大受感动，之后又读了松本清张的作品，才开始迷恋推理小说的吗？

　　东野圭吾：是的。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读过推理小说。我很幸运看到了《阿基米德借刀杀人》这部精彩的作品，我完全被它征服。而松本清张先生则是对我影响最大的推理小说作家，我的作品完全受到了他的影响。

　　《新民周刊》：大学毕业后你进入了汽车零件制作公司担任工程师，你喜欢这份工作吗？

　　东野圭吾：不能说我讨厌这份工作。但在公司待了两年左右，感觉上班族的日子十分单调，所以我很想给这样千篇一律的生活，制造些不一样。其他目标的实现可能需要花钱，或是需要购买些道具之类的，而小说则不同，只要有铅笔和纸，到哪里都能写。所以我就每天利用下班之后的时间写小说，并且把写好的作品寄去参加江户川乱步奖的评选。我希望在工作之外，能有个比较不一样的生活支柱……虽然收入稳定，但我总觉得自己的薪水太少了。所以想如果能够靠奖金，或是稿费收入来赚点外快，应该也不错。

　　《新民周刊》：1985年，以发生在女子高中校园里的连续杀人事件为主轴展开的青春推理小说《放学后》成功夺下了第31届江户川乱步奖，怎么会写这样一个故事的？有没有想到自己会获得江户川乱步奖？

　　东野圭吾：上大学时，我成为了学校射箭部的队长。我很喜欢社团活动和体育运动，这一点在《放学后》里体现得很明显。因此，构思这样一个故事也是理所当然的。至于乱步奖……我想，自己已经错过两次了，这次应该会得到上天的眷顾。

　　

作家的责任

　　

　　《新民周刊》：古典、趣味、科学、日常、幻想等各种推理流派你都尝试过，你觉得自己哪一种推理小说的写作最得心应手？

　　东野圭吾：小说首先应该是一个好故事，一个让人喜欢听下去的好故事，这是很重要的。在此之上，如果有一些相对专业的论述，就会令作品增色不少。好的故事应该是水到渠成的，甚至不需要太复杂的架构。如果你确定这个故事足够优秀，只要按照一定的顺序把它写完就可以了。因此，什么类型的作品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故事。

　　《新民周刊》：有人说你的作品《毕业》：“加贺恭一郎不像是个侦探，更应该算是一个社会学家，所有推理都是基于对人性的了解。” 人性和社会问题的描写似乎成了你近年来写作的的重要课题。另一方面，由于出身于理工科系的背景，是否让你比其他作家更擅长消化并驾驭以新科技为主轴的题材？

　　东野圭吾：我一直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带给读者更多的东西，比如人性的独白，比如社会的炎凉。我想，这些东西是人类永远需要关注的命题，因此不存在“过气”的危险。创作者应该通过作品，表达自己的思想，努力去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好，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语言的游戏或其他一些东西。这是一个作家的责任，不仅仅是推理作家应该这样做。如果一部作品和社会没有发生任何关系，我实在不敢想象这是一部怎样的作品。

　　除了这些不变的诉求，我喜欢在作品中加入一些当下的新热点，比如克隆技术，比如两性问题，比如青少年的犯罪问题，还有像《布谷鸟的蛋是谁的》里面的遗传基因的问题。至于以后，我愿意把最新的一些元素融入自己的作品中。新元素是读者喜欢的，这和我的背景没有关系。即便我没有这层背景，也会努力去了解这些知识。

　　《新民周刊》：你曾说：“我要用《布谷鸟的蛋是谁的》这部作品突破《嫌疑人X的献身》和《白夜行》的束缚。”你觉得自己是否达到了既定的目标？之后的写作是否会延续《布谷鸟的蛋是谁的》的路线，更为温情？

　　东野圭吾：我所说的突破，是指在创作领域尝试用一种新的视角解读故事。这种视角没有《嫌疑人X的献身》和《白夜行》那种沉重，它很温馨，充满了善意。从某个角度来说，这种阳光的视角更接近我创作小说的初衷。从目前日本读者的反馈看来，他们似乎很喜欢这样的作品。这让我很高兴。

　　不断改变是我愿意尝试的，也是读者乐于接受的。至于后面的作品，我想，它们的基调应该是由故事本身和人物性格决定的，而不是创作者事先安排好的。如果下一个故事比《布谷鸟的蛋是谁的》更令人感动，那么，我不介意把它写得更温情一些。

　　《新民周刊》：在《黎明之街》中，你塑造了秋子这样复杂的女性。有人说你的推理小说谱系，其本质之一就是“女性讲义”，其中呈现的是东野的女性观，你是否认同这样的观点？

　　东野圭吾：小说中人物的存在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为了展示创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我的这些女主角也不例外，包括《黎明之街》中的秋子。我想借助她们展现一些复杂的东西，因此她们就变成了读者看到的那样。有人说漂亮的女人是魔鬼和天使的结合，某种角度上，我同意这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