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公德从何来？
阅读提示：在讲起国人在公共场合的种种不雅行为时，老外总是被作为参照的对象，很多流传的故事中，外国人的公德观念，似乎与生俱来。但细究历史，公德的培养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政府不仅要教育公众，更要让公众享有应得的权利与自由。
一个瑞典人的吐槽
瑞典姑娘友娜2006年来到中国生活，给《青年参考》当过一段时间记者，在“老外看中国”专栏里，写下不少对于中瑞文化差异的有趣观察。在上海这些年，友娜逐渐适应了上海的生活，但在公共场合，有些市民的行为，她怎么也消化不了。
“在瑞典或者欧洲其他地方，我们强调私人空间感，在中国这种意识比较弱。”她举例，在瑞典街头的ATM机前取钱，操作者和等候者之间会空出很大一段距离，而这里的“距离”太近了。“不管是在商店还是地铁之类的地方排队，人和人之间都贴得很近，大家似乎又并不介意。我个人不喜欢触碰到陌生人的身体，但这里的人好像经常有肌肤接触。”
友娜承认，和北欧国家比起来，中国的人口密度确实是创造空间感的一大挑战，而另一个因素是，中国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经历的那段历史，使身处那个时代的人生出“适者生存”的观念，多为自己和家人着想，行为惯性延续至今，导致一部分人如今在公共场合仍然表现得过于自我。“比如你在路上被陌生人碰撞到，有些年轻人会为此向你道歉，而有的老太太就直接把你推开，好像你不存在一样。”
据友娜观察，有些乘客在地铁或公交车上为自己或家人抢座位，抢到以后那神情仿佛得了奖一样得意。
不久前，上海地铁上两个妇女因为抢座位而大打出手，围观者只在旁边说着“好了好了，算了算了”，却无人拉架。“我觉得这种行为非常奇怪——在欧洲你绝对不会看到成年人有这样的表现，抢座位几乎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太尴尬了。在芬兰，如果你要去坐一个座位，恰好有另外一个人也想做这个位子时，很可能这两个人最终都选择放弃，让给其他人坐。”
“在公共场合，另一个不好的行为是打喷嚏或咳嗽不捂嘴，或者随地吐痰，这也让我很郁闷。我从来不在公共场合这样擤鼻涕或咳嗽，太粗鲁了。应该捂住嘴巴，避免细菌影响到其他人啊。”更让友娜抓狂的是一些人在地铁或公交车上剪指甲。“我太讨厌这个了！我不理解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带到公共场合来做？谁希望被别人的指甲片弹到？太恶心了。在欧洲，我们在浴室里剪指甲，之后把碎屑都清理干净。”
走在马路上的友娜还经常看见人们吃着东西，然后把包装纸随手一扔。“我在小学的时候，老师就教育我们要保护环境，不要在街上随便扔垃圾。”每个学期，学校会组织全体师生到街头或森林里清理垃圾，大家把找到的垃圾集中起来送到垃圾站。“如今我也不会随手扔垃圾，如果一时找不到垃圾桶，我会先把废弃物塞在包里，直到看见垃圾桶再丢。我的朋友们也是这样的。”
友娜缓了一缓，解释说，“当然我不是指所有中国人在公共场合的习惯都不好，年轻人比上一辈的表现好一些。”像剪指甲这样几乎微不足道的细节，却足以反映一个人是否尊重他人或环境，而不只是顾及自己的利益。
公德养成没那么容易
顾诚刚从日本回国的时候，过马路一时不太适应，就像他初到日本时一样。
“那边是车等人。车辆转弯的时候，哪怕和行人之间还有一大段安全距离，驾驶员也会自动放慢速度，等人完全通过以后再走。”刚到日本时，顾诚站在街边等车先过，常有司机着急地挥着手示意让他先过。
“按说东京的人口密度也不小了吧，可是道路上行车的人都很有耐心，排队也不会按喇叭催促。” 在日本工作两年半后回到上海，顾诚又切换回“人等车”的模式，“车和人都要抢着过，错过了一个空当，可能又得等很久。”
日本人在3·11大地震后表现出的淡然与秩序，已经让很多人感叹，不管是从震区疏散、车站加油还是商店买东西，队伍总是有条不紊地延伸着，没有抱怨或凌乱。日常生活中最平凡不过的行为规范，在非常时期，变成一剂镇定剂，反而安慰了旁观者。
“秩序意识深深地植入日本人的脑子里。”顾诚举了一个更为极端的例子，他曾在网络上看到一个中国游戏玩家上传的截图，图中，不同日本玩家操控的虚拟人物把对伍列得整整齐齐。
另一个给顾诚留下深刻印象的方面是，公众场合的日本人很谨慎，深怕自己的行为给周遭的人带来影响，稍给旁人造成不便就道歉，“他们每天说‘抱歉’就像说‘你好’一样平常”。在地铁或公交车上，没有人大声说话，没有人吃东西或接打电话，即便有电话拨进来，通常也会跟对方说正在地铁里，请稍后再联系。
曾有中国游客在日本游船上看到，一个日本人家庭，小孩不过四五岁的样子，突然大哭起来，可能怕孩子的哭声打扰其他人，妈妈一下捂住孩子的嘴，顿时孩子的小脸憋得通红。游客回国后给媒体投稿感慨，“这也许就是日本的孩童教育，在公共场所，重视公德，不能打扰别人。”
台湾学者陈弱水在《儿童与公共秩序》一文中曾写道：“在中国，儿童与公共秩序的关系是个实际而敏感的问题。我们从生活经验中可以发现，儿童经常是破坏公共秩序的来源。譬如在餐厅、商店或交通工具上，儿童的喧闹与嬉戏常为他人带来困扰，至于破坏物件、行为乖张者，也非罕见。”
“对日本人来说这就是很自然的事情，没有为什么啊，就像你问天为什么是蓝的一样。”日本女生大仓瑶子对上述日本社会中的行为表现似乎不以为意，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日本社会公共行为规范的养成其实并不是像“天空是蓝的”一样自然。19世纪20世纪之交，特别是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日本社会出现了以“公德”为核心的热议话题，其中《读卖新闻》以元旦新年贺词为始，一连4个月，每天都用一个版面以“公德养成与风俗改造”为栏目刊出相关文章。
日本各界在对于新时代建立一个近代公德社会的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并实现了各界的良性互动。最后，《读卖新闻》共刊载了150个有关培养公德的实例，报社同时还主办了一系列“公德养成风俗改良演讲会”。两年后，《读卖新闻》将公德实例连同演讲记录和当时若干有关论述，汇集成《公德养成之实例——附英国人社会风尚》一书。
公德养成也不是一蹴而就。陈弱水偶然读到日本近代文学大家谷崎润一郎在1930年左右发表的一篇散文，“发现几十年前日本的公德水准也相当低，捧读之余，觉得世间到底还是有‘进步’这一回事，心里又对中国公民文化的前途生起了一丝希望。”
谷崎润一郎在《阴翳礼赞》中描述每次乘坐火车感到不愉快的，便是乘客缺乏公共道德。“无论是到餐车去或是上厕所，没有一个人会顺手把通道的车门关紧的。在寒冬腊月，车门即使打开一条小缝，北风也会呼啸而入，何况坐在厕所旁边的乘客，更要饱受臭气的侵袭，这是不言而喻的……虽然任何人都会碰到这种倒霉的事情，可以轮到自己进进出出时，也是‘砰’的一声，不管别人死活。”
当陈弱水到日本乘坐火车旅行时，谷崎润一郎文中的描述已成历史，陈看到的已经是安静有序、干爽洁净的景象。“但在谷崎的文字中，我却看到现在自己同胞的影子。我一直惮于在国内旅行，部分的原因，就是害怕有因公德问题而引起的不愉快。我希望中国能有类似日本的转变，谈谈儿童与公共秩序的问题，也许能对这个期盼在遥远未来的实现稍有帮助吧！”
美国：学做城市人
江西师范大学副教授杨长云在《美国新城市化嬗变中的公共空间》一书中写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美国城市发展模式从“传统城市化”向“新城市化”嬗变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美国城市公共空间既成为美国人上演各种社会运动大戏的舞台，又是他们整饬和改革的对象。美国人的身份出现了两个变化，一是由农村人变为城市人，即市民化；另一个是由北美大陆人逐渐向世界人过渡，即国际化。道德意识在19世纪90年代觉醒，在进步主义时期得到共同的关注。
美国的城市化率到1920年达到51.2%，成为城市化国家，此后进入所谓的“新城市化”阶段。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首先是工业化带动的结果，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吸引农村地区剩余人口和其他国家移民到达美国各个城市。而人口增长所引起的道德和秩序问题逐渐为学者所认识。
中产阶级将这些现象归咎于涌入城市里的广大移民和正在适应城市生活的下层市民。从城市发展来看，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只是完成城市化的一个步骤——人口在空间上的流动。但城市化还有个体的改造过程，即农村人口素质、生活方式的市民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在成长的新中产阶级开始意识到，要完成这个过程，需要动用国家的力量，由政府、社会、企业和个人共同行动，不光是社会规划的改善，还有道德型的改革——道德、良心、效率、公平和秩序成为城市改革者合唱的音符。
构建市民社会、促使市民觉醒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提高城市文化水平，教育普及程度高的社会比教育普及度低的社会更能够创造自由、自立和自觉的市民阶层——这也从侧面反映社会的富足程度。当时一批游历、留学欧洲的人，吸收了欧洲改革的经验，回到美国后进入大学任教，将新知识传授给更多的美国民众。教育普及率的提高以及文盲率的逐步降低，加上大众化的报纸为中产阶级宣传改革思想提供了有效平台，市民的公民意识得到了开启。
还有一批旅欧回国的人，积极投身于进步主义改革之中，通过实际行动向普通民众垂训示范。比如上层社会出身的简·亚当斯，在1889年与好友在芝加哥建立了“赫尔会所”，机构功能包括成人夜校、幼儿班级、青少年俱乐部、公共厨房、艺术走廊、咖啡屋、健身房、公共浴室等。赫尔会所不仅为新移民和城市贫民提供了一个娱乐、教育培训和社会交往的中心，也逐渐成为宣传城市改革的一个重要窗口。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经历了“人的城市化和城市的人性化”，改革既改变了城市公共空间的物理形态，城市美化运动又无形改造了市民的精神面貌，实现社会控制，恢复社会秩序，重建社会美德，保证社会公平和效率。
这一过程中，国家力量参与干涉成为一种“必需”，个人主义不得不让位于集体主义，这触动了美国人固有的对个性和自由的珍爱的情怀，但只能接受这种令其痛苦的“必需”。集团主义的彰显并不等于个人主义的消亡，仅仅表明为了维护个人的利益，市民们更多地依赖国家和集体的力量，使国家、社会和个人三者达到共赢。
美国普渡大学凯优曼校区历史学教授洪朝辉在谈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进步主义运动对中国的启示时曾强调：“那时的美国与目前的中国大陆，在社会经济结构方面具有某种同质性……只有重建文化和道德秩序，才能真正而又长期地提高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水平，才能最大限度地消弥道德沦丧、物欲横流、急功近利和礼崩乐坏的社会现象。也只有有效地提升全体国民素质，才是维护社会公正的治本之道……在提升国民素质的过程中，公正的教育是一个重要手段。”
幽默与重典
如果说政府力量在城市公共空间中起着主导作用，那么法式幽默提醒和新加坡的严厉鞭笞将形成一组鲜明对比。
今年夏天，巴黎公交公司（RATP）发起一项社会调查，主题是公交系统上的哪些行为最扰人。RATP采访了1401名16岁以上的公共交通工具使用者，发现97%的受访乘客在过去一个月内目睹过至少一起发生在交通工具上的不文明行为。
法国乘客认为最扰人的十大行为包括，吐口水、脏话连篇，推挤到别人而不道歉，不等乘客下车就抢先上车，以及使用手机或其他手提装置大声播放音乐等。帮助RATP进行调查的社会学家朱利安·戴蒙表示：“上述各种恶劣行径总是存在，不过情况有所改变，能容忍这类人的民众越来越少了。”受访者中，41%的人见过有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吵架，三分之一见过有人打架。83%的人表示对那些不文明现象觉得很厌恶，49%的人表示非常厌恶。
根据调查结果，RATP不但做出了一份统计图表，还开展了一项海报宣传活动，意在引导本地居民端正举止。在这些创意海报中，行为出格的不文明乘客均以动物的形象出现，展示了各种各样会导致旁观者怒目而视的自私行为，如穿着时髦的一只母鸡坐在人满为患的巴士车厢里，朝着手提电话尖叫；一头水牛不顾要出站的乘客，就迫不及待地闯进地铁车厢；一头驴子在公共走道里满不在乎地把口香糖往外吐；弹跳力强的青蛙在地铁检票口一跃而起……
不乏趣味却充满警醒的海报出炉后，96%的乘客对RATP的倡议叫好。承认自己有不当行为的受访者中，有63%的人认为这些广告会让自己停止不文明行为，同时思考自己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举止。在巴黎生活了一辈子的52岁法庭书记员让·艾维尔表示，“巴黎人太粗鲁了，部分人确实非常傲慢。转变态度是老生常谈了，如果这次的活动可以带来实际转变，就再好不过了。”
为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RATP还制造了一个网页，人们可在上面抱怨自己认为最“扰民”的巴黎人。
相比RATP的和风细雨，新加坡的方法是严峻刑罚。有个新加坡人曾经对记者说过这样一句话：“新加坡人被李光耀调教得相当服帖。”
1966年，李光耀政府公布了“破坏法”，将鞭刑超越刑事制裁手段的角色，作为维持社会治安的工具。根据“破坏法”，在政府公共建筑物上张贴广告、标语或喷漆等行为，会被施以３至8鞭的鞭刑，这一源自英国和英属印度刑法的做法，令其他民主国家咋舌。重典之下，短时间内，新加坡果然是面目一新，西方大城市、地下铁、车站与车厢外丑陋的涂鸦现象，完全在新加坡绝迹，新加坡获得了东南亚花园的美誉。
1994年，麦克·费案件让国际社会领教了新加坡在治理社会方面的决心。美国人麦克·费在新加坡涂鸦，被法官判处鞭刑6鞭。当时，这项消息震惊世界，美国政府出面求情，也只减免了2鞭。被执行了4鞭鞭刑的麦可·费后来说：“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新加坡。”国际社会也真切意识到，新加坡之所以达到花木扶疏、秩序井然的现象，与严苛的鞭刑手段不无关系。
就在欧美国家对鞭刑存废进行争议的时候，新加坡《海峡时报》在1994年5月29日作了一份民意调查显示，几乎九成以上的人民认为应维持鞭刑，例如赞成对强暴犯鞭刑高达99%，对拥有枪械92%，对猥亵罪88%，对抢劫82%，对涂鸦79%，另外认为生活在新加坡感觉很安全者高达99%，在郊区走路认为安全者高达96%，若问政府有无善尽治安之责，持肯定态度者高达98%。
鞭刑毕竟是极端例子。在新加坡工作的潘潇说，平时比较多见的是车厢、公园等公共场合张贴的罚款警告，比如车上吃东西罚款500新币（约合2554元人民币），破坏公物罚款1000新币之类，规定具体到每一个细节。“但我没看到有人做出什么太二的事情，也没有看到有人被执行过罚款，因为没人违反。”
游客们常能在新加坡的纪念品销售摊上看到这样的T恤，幽默地印着一句话“新加坡是个fine之地”。“fine”字一语双关，既有“美好”之意，也有“罚款”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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