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对你说
在诺贝尔奖公布前，莫言回到了山东高密。离开北京前，为躲避媒体的采访，他把北京的手机留在了女儿处，和妻子带着外孙女回了高密老家。和去年茅盾文学奖颁发时一样，为避开媒体的采访，莫言让女儿关掉了北京手机，新办了一个高密的手机号。
11日晚上，莫言和妻子带着外孙女，在楼下的哥哥管谟贤家刚刚吃完饭。妻子和嫂子收拾完碗筷，正准备切一盘萝卜条当饭后水果吃。他和哥哥坐在沙发上，逗外孙女玩。18点40分，莫言的手机响了，打电话的是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恩格隆德，告诉莫言，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听到自己得奖消息，莫言惊喜又惶恐。他的心情还未平静，瑞典文学院懂汉语的女钢琴师又打来了电话，按照惯例对莫言进行了一个 7分钟的采访。
从这一刻起，莫言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了——电话不断，房门不断被人敲响，楼下门铃也叫个不停。这个晚上，高密来了200多位记者。潍坊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窦吉进对记者说，此前高密这个县级市从未来过这么多记者。8点钟的时候，高密一中内的莫言文学馆前和夏庄镇河崖平安庄莫言的老宅小院里，蜂拥而至的记者围住了文学馆馆长毛维杰，莫言父亲和莫言的二哥、姐姐，所有的问题只有一个：莫言到底在哪里？
在潍坊、高密宣传部官员的劝说下，莫言同意在他家附近的风都国际饭店开一个简短的新闻发布会。整场发布会只进行了15分钟，就匆匆结束了，原因是莫言的“低调”。新闻发布会结束后，莫言接受了当地媒体的小规模群访。
白岩松在上镜前，还没有找到莫言。在《新闻1+1》进行到一半时，他手下的编导，联系到了正在采访现场的潍坊电视台。于是，在节目的后半部分，白岩松对莫言进行了十分钟的现场连线采访。
回到家，莫言仍然不能休息，一个接一个的电话，当地找上门的亲友，还有海内外的朋友的电话，持续到凌晨3点。连92岁的父亲到深夜2点，也坐在炕上忙着接一个又一个的电话采访。
这一晚，高密的广告公司也在加班，接到了当地政府的订单，他们连夜赶制出大批鲜艳的红色绸布横幅广告。第二天，这些喜气洋洋的横幅挂在了高密的政府机关大院，记者集中居住的酒店，通往莫言乡下老宅的路口。
是不是该低调一些？
《新民周刊》：你用什么方式庆祝自己获奖？
莫言：没什么好庆祝的，我想跟我的家人在一起，包一顿饺子吃。但这个计划还没有实现，你知道我父亲、二哥、大哥、姑姑那边，现在都被记者包围着，一直到深夜，还在接待记者的采访。
《新民周刊》：接到瑞典文学院的电话时，你当时是怎样的心情？
莫言：接到瑞典学院的秘书电话的时候，我惊喜又惶恐。今年的诺贝尔奖怎么会落到我头上呢？所以我惊喜。不到一会，我又开始惶恐，我拿了奖了，这么多媒体来找我，我该怎么应付？
作为作家，我身上又多了这么一个光环，会不会有更多的人在盯着我，找我作品的毛病挑刺，会不会有更多的人再来故意地跟我为难，找我的麻烦？我是不是该低调一些，夹着尾巴做人？
《新民周刊》：结果公布前，因为你是第一号选手，微博、网络上对你应该不应该拿奖，吵翻了天。
莫言：这半个多月来，围绕这件事已经吵来吵去，我对这个奖已经挺麻木了，所以得和不得无所谓。而且这几年一到这个诺贝尔奖公布的时候，媒体都爱找我，拿我说事。我不管怎么说，都会被人批一通。
所以，今年一个月前我就回来了，想集中精力写点东西，这个季节也比较好，正是秋收的季节，跟我乡亲们一块生活一段时间，接接地气，了解一下当下的农民心理状态。
《新民周刊》：大家都在找你，你手机还关机了。
莫言：我手机坏了，这些天也为了清静，躲开媒体。高密这个地方比较小，没有北京那么多人，没有北京那么喧嚣，我自己躲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可以安安静静地读书写作。
现在老家来了很多的记者，呆了几天，高密市的一些文友过来做工作，我想记者们也很辛苦，就从家里过来，聊了15分钟。那现在媒体记者越来越多，我身体已经吃不消了，几天都没有睡好，嗓子都哑了。
《新民周刊》：下面的采访你怎么办呢？海内外的媒体现在都来了。
莫言：可能接下来一段时间里很忙，要应对朋友安排的一些采访，可能也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但我想很快会过去的，关键是自己不要把获奖当作一个了不起的大事情。
它就是一个奖状，得奖也并不是证明你是中国最好的作家。我心里也很清楚，中国作家有很多，写得很好的作家是成群结队的。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也有很多，我是很幸运地得了这个奖，自己头脑要清楚，绝对不要轻飘飘的，要站稳脚跟，作家最重要的还是作品，而不是奖项。能够让我站稳脚跟的，还是继续写作，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对土地的热爱，脚踏实地勤勤恳恳的写作。
《新民周刊》：你觉得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读懂你的作品了吗？
莫言：我想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它好像也不是授给作家的一本书的，应该是根据作家全部的创作。评委们可能是刚读完《生死疲劳》，这部作品刚刚被翻译成瑞典文，作品带有某些魔幻色彩，但这个魔幻跟中国的民间故事密切相关，也与现实密切相关。我觉得这个评价也是对的，也不是和我的创作没有关系，基本表述出了我的创作的一个特质。如果说把我的几百万字作品进行全面概括，这么简短的两句话是远远不够的。
《生死疲劳》是我集大成的作品
《新民周刊》：现在你的书在市场上疯狂脱销，如果一个读者想了解你，应该读你的哪些作品？
莫言：他们可以先读《生死疲劳》这本书，然后再读《红高粱》、《丰乳肥臀》这些书。《生死疲劳》比较全面地代表了我写作的风格，以及我在小说艺术上所做的探索。
这本书是我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重大问题的一种思考，比如土地问题、农民问题。我在写作上采用了一种东方式超现实主义的写法，小说里面人可以跟动物之间自由地变化，然后通过动物的眼睛来观照中国最近50年来社会历史的变化。在语言上我进行了大胆的实验，力争用一种最自由没有局限的语言，来表达我内心深处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对社会现实和艺术探索比较完美统一的结合。
《新民周刊》：在创作上你越来越自信了。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自信？
莫言：我到了50岁这个年龄，才多少有了点自信。过去都是不自信的。写《红高粱》的时候，写完了我想这是不是小说？是不是文学作品，是好还是坏，可不可以这样写，都要通过别人的判断，来给自己定位。到了写《酒国》的时候有一点点自信，写完了之后感觉到就是应该这样，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了，到了《丰乳肥臀》，还是有点犹豫。到了写《生死疲劳》的时候，就比较自信了。
《新民周刊》：《生死疲劳》为什么写得这么快？43天时间写了一部50万字的小说，有媒体说你的写作速度应该去申请吉尼斯纪录了。
莫言：我们不应该注意作家写作的速度和时间，这有什么意义呢？写了一百年写的东西不好也是白费，写了一天写出来好也是很好，过程并不重要，质量才是唯一标准。像曹雪芹写《红楼梦》用的时间非常长，修改比较充分，考虑比较周到，这是一种写法。但也有一气呵成用很短的时间写完一部伟大小说的作家，比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也是一气呵成。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生死疲劳》是一部“伟大作品”，我还没有蠢到这种程度。
《生死疲劳》刚出版时，采访我的记者老是问“你写了多少年？”我实事求是说写了43天。为什么写得这样快？因为我抛弃了电脑，重新拿起了笔，用43天写了43万字(稿纸字数)，版面字数是49万。当我结束一天的工作，放下笔清点稿纸的页数时，那种快感是实实在在的。这样的状态，和写《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时很相似，没有任何小说之外的功利得失的考虑，也没有考虑读者评论家会怎么说。
在当前大家批判文学创作粗制滥造、急功近利的大气候下，我这么说有点自找难堪，但事实确实如此。当然我也可以说，虽然写了43天，但这个小说在我心里积累了43年，因为小说中的主人公蓝脸的原型，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还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初期。
农村问题：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问题
《新民周刊》：《四十一炮》写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之间十年里农村发生的让人目瞪口呆的现实变化；《生死疲劳》则把目光投向更远的50年代，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写到新世纪来临。在这些作品里你想表达些什么呢？
莫言：经过二十几年改革，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农村原有的价值观崩溃了，人们在精神面貌、伦理道德上都有很大变化，欲望横流，甚至没有是非标准了，而新的价值观尚未建立起来。我写《四十一炮》就是想表现这些问题。人类的欲望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尺度上，会使社会有节律地、有节制地、健康地发展，但如果欲望疯狂扩张，那将会导致许多轰轰烈烈的闹剧和悲剧，将会给后代儿孙留下无穷的麻烦。
《新民周刊》：怎么看待目前的农民问题？
莫言：所谓的农村问题、农民问题，最根本的就是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问题，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决定了农民对于土地的态度和认识。新时期以来，我们有那么多关于乡村的小说，写了农民的苦难、抗争、改革之后生活的好转，写到了农民的恩怨情仇很多方面，但是都没有从根上来挖。
我想，要写农民，不可回避的就是土地和农民的关系。《生死疲劳》就想表达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这也是对柳青先生的《创业史》、浩然先生的《金光大道》这些红色经典的呼应。
《新民周刊》：你怎么看待今天农村发生的变化？
莫言：80年代农村改革土地重新分配，形式上是单干，但本质上还有是区别的，农民只有对土地的使用权，和土地改革之初，土地是完全的私人财产不一样的。但仅仅是土地的使用权归属农民，也让我们欢欣鼓舞。大家都从一个严密地控制着自己的集体中解放了出来，不但获得了身体的自由，而且获得了精神的自由。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农民对土地是非常热爱的。农民热爱土地，土地也慷慨回报。
但这样的情况到了90年代后又发生变化，农村改革到了一个关头，一方面，许多地方疯狂地建设各样名目的开发区，城市不断扩展，钢筋水泥把土地覆盖住，使可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再一个就是农产品的价格越来越不稳定，种植成本越来越高，水、化肥、农药、种子，都在涨价，辛苦劳动一年，劳动力不算钱，还是赔本。这样农民对土地又疏离了。而且可耕地越来越少，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亿万农民进城打工，一是种地不赚钱，二是地不够种。当然也有的地方良田荒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农民这次逃离土地有很深的悲剧性。
我觉得人类总有一天要受到逃离土地的惩罚。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恨不得把房顶上都种上庄稼，但就是没粮食吃。现在这么多的土地给撂荒了，大量的粮食浪费了，大吃大喝、贪污腐败，但是我们依然有吃的，60年代粮食珍贵得像金子一样，现在突然粮食不值钱了，好像大家都不吃粮食了。我觉得粮食是一种神奇的东西，说没有会突然没有了，说有，仿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新民周刊》：科学进步，农业生产力提高了嘛。
莫言：现代科学发展已经违背了科学发展的原动力，是一种商业利润的鞭子抽打着的病态发展，科学发展违背了科学的目的，科学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类生活得更好，但是现在科学发展是为了金钱。各种电器产品，手机、电脑，迅速地更新换代有什么意义？这是利润的鞭子在抽打，制造了无数不可消解的垃圾。与此相对的是人疯狂膨胀的病态欲望，我在《四十一炮》里就是批判人们这种膨胀的欲望。
完全的现实主义写作是不存在的
《新民周刊》：你怎么看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莫言：我认为这种几近疯狂的工业化进程会受到历史的惩罚，我觉得应该慢一点，没有必要这么快。为什么要这么快的速度呢？我这两年去了很多地方，发现当年改革开放步伐比较慢的地方，反而吸取了很多教训，避免很多错误，我给他们题字，“春潮带雨晚来急”，慢就是快，你为什么要那么快呢，你盖了这么多水泥钢筋怪物，拆掉就是永不消解的垃圾。当时所谓的引进，外来的投资，国外的垃圾产品、高污染产品，利用我们的廉价劳动力，把我们的土地破坏掉，把我们地下水污染，代价太大了。
《新民周刊》：也有人说，你笔下的农村不真实，充满了魔幻离奇色彩。你怎么看待那些以现实主义方式创作的农村文学作品？
莫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现实，许多所谓现实主义的作品，在我看来是虚假的。我们回头看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包括70年代那些所谓的现实主义代表作，用我的眼光来看，带着很多虚构和偏见。当你深入到一个乡村，把历史具体化感情化以后，你发现过去的经典作品里面描写的历史，实际上带着强烈的偏见，实际上是非常主观的，根本不客观。从写历史小说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实际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现实观。
用小说客观地再现现实、再现历史，基本是一个谎言，哪怕是高喊着“我是现实主义的作家”，高举着完全忠于现实的大旗，由于个人的主观视角，由于个人狭窄的目光，不可能真实地再现一个历史事件真相，完全的现实主义写作是不存在的。
《新民周刊》：农村曾经是一批作家的精神家园，但这个精神家园在今天已经粉碎了，桃源梦醒，对以农村为主要写作对象的你来说，会不会是一个问题？
莫言：精神家园不会像空气一样蒸发掉，土地依然是疮痍满目地在那里摆着，荒芜的土地上长出了很多过去已经绝迹的植物，很多已经绝迹的飞禽走兽又出现了，这是一种新的现实，具有更大的文学性。
每个小说家都有自己的小说仓库，有成品，还有半成品。农村生活也是非常广阔的，它也有各行各业，我的小说表现的是一点点，其他的很多东西都可以写，比如历史的、战争的、女性的，关于山东人几百年来怎样背井离乡闯关东，沿着黑龙江，一直到了阿穆尔河入海处，怎样在白雪皑皑之下返回故乡，这些题材都可以写成小说。我不担心没东西写，只担心写不好，糟蹋了素材。
我是喝高粱面糊糊长大的
《新民周刊》：在很多人看来，你们这一代作家都是受西方文学影响，喝狼奶长大的，但你的作品一直很传统化，很少有人把你放在先锋作家里。但你又是一个最成功的混血儿，把西方文学的影响和中国文学传统结合得最好，这次诺奖颁奖时瑞典文学院也是如此评价的。在写作上你这种自觉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莫言：我是喝高粱面糊糊长大的（笑）。我们受西方的影响，真正要化成中国的东西，化成你个人的东西，必须你头脑中有这个东西。原来的生活中本来就有这个东西，受到他们的启发，一下就发展起来了。我们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印象派种种许多的东西，假如你原来头脑里没有，你的禀赋里面没有这些因素，你只能是形式上简单地模仿。假如你原来就有这个基因，原来就有这个素质，看了这个会触类旁通，激活了你心中原有的东西，这样写出来，就是属于你个人的。
我觉得我是比较难归类的，我就是我。我198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十三步》，在形式探索上，应该是相当前卫的。1987年的《天堂蒜薹之歌》，然后又是《酒国》那么一个荒诞的政治小说，带着黑色幽默、反讽、变形、夸张，应该很“先锋”啊。这样的小说结构是逼出来的，题材尖锐，不写不快，那只有在结构上挖空心思。我们都强调作家的想象力，故事需要想象力，语言需要想象力，结构更需要想象力。
《新民周刊》：如果说在小说结构、语言上你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从小说的内在精神来看，你的趣味是中国传统的，小说传奇，豪放，生猛有野性。
莫言：《聊斋志异》是我的经典。我有一部家传的《聊斋志异》，光绪年间的版本，上边我题了许多歪诗，什么“经天纬地大贤才，无奈名落孙山外。满腹牢骚何处泄，独坐南窗著聊斋”，“幸亏名落孙山外，龌龊官场少一人。一部奇书传千古，万千进士化尘埃”。还有什么“一灯如豆读聊斋，暗夜鬼哭动地哀。风吹门响惊抬头，疑是狐女入室来。”非常肤浅，有污书卷，但也表达了我对蒲老祖师的无限敬仰之情。魏晋传奇也非常喜欢，也是我重要的艺术源头。
《新民周刊》：从回归传统来说，你怎么理解80年代初期韩少功、阿城那个时期提出的“文化寻根”？
莫言：那个时候像阿城提出的“文化制约人类”、韩少功提出的“文化寻根”，我猜想他们的本意是回归到典籍，回归到我们书面传统、古典文化里去，不是回到偏僻乡村里沉淀下来的奇风异俗。当时有人错误地把寻根理解为寻找穷乡僻壤，荒山野岭，奇风异俗，原始落后，闭塞愚昧，把寻根引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去。我们二十多年来探索、实践，实际上一直在寻根。寻根就是向传统学习。寻根与面对现实关注现实并不矛盾。
写人生，写人的命运，塑造在文学画廊里面有一席或者半席侧身之地的典型人物形象，这是小说家的最高追求。
《新民周刊》：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天堂蒜薹之歌》应该是你第一部最早描写现实的作品。
莫言：应该是，如果说所谓的反腐败小说，那我的《天堂蒜薹之歌》就是。如果说官场小说，那我的《酒国》就是。但实际上它也有不现实的一面，如果让官员来读，他可能满腹怨恨，鸣冤叫屈：我们不是这样的。我想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出身下层的农民作家，我写作的时候感情倾向非常明确，选择表现事物的侧面和视角，是主观的，没有办法。换一个作家写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小说。
不是我要关注现实问题，而是无法逃离它，在屋子里面蒙头大睡，现实依然存在，现实时刻都在纠正你前进的方向，它在拉着你走。
不会再写命题作文
《新民周刊》：很多发生在作家身上的经历在你身上也发生过，比如你也曾经为张艺谋写过几次电影剧本，还写过话剧，但是你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被废掉。
莫言：如果一个人长期写剧本，再回头写小说时会感到手生，但写几个小说就能够把状态调整过来。
命题作文很难写，我也写过，但事实证明很难成功，而且永远也不会满意。《白棉花》是一个半命题作文，当时我和张艺谋一块讨论，他希望写农村大场面故事。在我们农村，和平年代里的大场面就是修水利，开山挖河，但这样的大场面在电影里很难表现，你现在没法组织几万人去挖一条大河；另外一个农村的大场面就是收购棉花，当时我们老家一个县就一个棉花加工厂，到了棉花收购的旺季，成千上万的棉农赶着车挑着担子，无数的棉花集中到一个地方，而且那个地方不像现在的仓库房子，是露天的，棉花堆得像山一样高，这个场面特别壮观。
那时候张艺谋刚拍了《红高粱》，那个电影一出来，反响非常好。我对他说，你刚拍完《红高粱》，再拍一个《白棉花》，首先视觉上就有很强烈的反差。因为有事先商定的东西，写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地向故事性、影视性靠拢，结果出来的小说不伦不类。
《新民周刊》：国内所有导演挑本子的时候都看你有没有一个好的故事和人物。
莫言：这不是真正高明的导演，真正高明的导演能把《资本论》拍成电影，好的导演是要氛围，要你的语言，要你的小说技术，然后他从这里受到启发。关键你的小说就是要把导演强烈的创作艺术感觉刺激起来，这样这个故事用电影语言讲述的时候，才可能和别的电影不一样，如果要单纯编一个故事，对专业的小说家、专业导演来讲都不是难事。
《新民周刊》：在写作上你现在还会与其他作家交流吗？
莫言：在写作这个事情上，每个人都在孤军奋战，谁也帮不了谁的忙。
我一直有意识地跟文学界保持一定距离，不是我讨厌他们，是怕他们讨厌我，我自己应该知趣。我坚持我的个性，坚持我自己的方向，反而具有一定的价值。凤凰就是凤凰，乌鸦就是乌鸦，我当然是乌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