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的日本

“加密”社会

 

　　这些年，日本社会日益重视隐私保护。现在，同事发来的电子信，只要其中涉及人名，他们多会加密。他们先发一封加密信，接下再发来密码。同样，我给他们回信，也如同此法，加密发送，再送密码。于是，我服务的大学同事，开始了“加密”通讯。这很费事，但兹事体大，谁也不敢稍有疏忽。

　　这是一个高度重视隐私权的社会。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在强大的国家、企业面前，个人力量很弱。如何保护个人隐私不受国家行政机构、企业侵犯，变成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关于隐私权，1964年东京地方法院的判例定义为，“私生活不被随意公开的法律保障或权利”。2002年，日本最高法院的判例指出，隐私权“属于人不希望被随意公开的私生活方面的事实记述，假如被公开，精神将感受痛苦，……可认为是侵犯隐私”。

　　哪些是个人信息法保护的个人隐私呢？综合各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情况，以下3类内容的个人信息多受到保护。第1类，个人基本状况如姓名、住址、电话、电子邮箱、出生日期、国籍等。第2类，敏感性数据，如种族、民族、宗教、出生地、政治思想、参加工会、思想信条、病历、性生活、犯罪经历。第3类，其他数据，如个人收入、资产、债务、消费行为、住宅保有情况、体能测定记录、健康状况、家庭构成、朋友、经历等。

　　如上所述，今天日本的研究教学机构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不亚于普通企业。举凡涉及学生入学成绩、考试成绩、奖学金资料、处分记录、学生家庭联系方式等，发送时均采取加密方式。其实，不仅电子信如此，各种会议资料涉及许多人名，如何保管十分头痛。我服务的大学，有好几处教师公用空间，大家在此复印、上网、读报、喝咖啡。每个公用房间还备有一台纸张粉碎机，教师频繁用其销毁会议资料。我也利用这种机器销毁过期的学生试卷、往来信件。有些教师需要销毁的东西太多，他们干脆自己买台机器放在研究室内，随手销毁废弃资料。

　　在日本社会，人们广泛重视隐私权的保护。例如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不能泄露借阅者借阅书目，医生不能透露患者的身体状况，餐厅服务员不能透露顾客喜爱的菜谱。因为这些内容，可能让他人窥视某一特定人的政治思想倾向、身体状态或兴趣爱好。

 

隐私有边界

 

　　隐私权属于近代之后发展起来一种权利。在近代之前，世界并不存在隐私权。为何近代之后出现这种权利？这是因为现代社会，有关个人信息大量集中，这种集中利用个人信息的机构一旦出现问题，将给社会秩序带来重大影响。这是今天隐私权为何变得日益敏感的原因之一。 

　　19世纪下半叶，美国刊登隐私丑闻的报纸泛滥，当时人们感到有必要保护个人平静的生活不受干扰。但是当初没有合适的法律，律师只有适用“名誉侵权”、“侮辱罪”等。在这个背景下，1890年美国法学家沃伦和波兰戴斯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了题为《论隐私权》的论文，主张人们拥有不被他人了解的权利。尽管开始，法院并不支持这种权利，但在20世纪，这种权利却日益受到人们关注，法院判例开始对此支持。

　　一般来说，隐私属于“个人的私生活、家庭内的私事”，而隐私权则是“个人不应为他人、社会所知，不受干涉的权利”。这种权利拒绝窃听、偷拍、私事公开、姓名、肖像为盈利所用。

　　虽然现代社会日益加强保护个人隐私，但对公共名人，他们的个人隐私保护却受到限制。我们看到，很多媒体从业人员就是依靠名人隐私赚钱。在各国法律中，著名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大都受到限制，这是他们成为公众人物的代价。读日本各报，每家大报都辟有专页，详细记录首相某日某时会见某人、与某人在何地吃饭。显然，公众人物的隐私保护，受到限制。但是，著名公众人物未成年的子女，他们的隐私权受到法律保护。但是他们的成年家族成员的隐私，却容易被曝光，不会受到保护。

　　如日本某周刊曾经报道田中真纪子长女离婚的消息，田中真纪子女儿起诉那家杂志侵犯隐私权，但东京高等法院并没有支持田中真纪子女儿的要求。这说明，公众人物乃至他们的家族，其隐私权保护是受到某种限制的。

　　

我的信息谁作主

 

　　在国内，个人档案十分神秘。至今我也未看过自己的档案到底写的什么内容，当然，也就无从获知“组织”是如何评价自己的。但按信息社会的法律原则，我们自己的信息应该自己作主。公私企业、机构保存大量有关顾客信息，作为顾客的我们，应对这些信息拥有知情权。

　　现代个人信息保护法，是在电子技术发展以后的产物。20世纪70年代美国着手制定信息隐私法。当时美国《个人资料系统：记录，电脑和公民权利》报告中含有保护隐私的五项原则即：个人有决定如何利用其个人档案的权利；个人有知悉其个人信息被如何使用的权利；信息管理者对个人信息的目的外使用必须经过信息主体明确同意；个人有权查阅和修改自己的个人信息，信息管理者应该确保个人信息档案的安全。这些原则也被日本采用。

　　几年前，笔者到东京都某市政府办事，因为等待无事，我突生一念，想查一下日本行政当局对我个人信息掌握的情况。于是，我向工作人员提出，要查看自己个人信息记录。工作人员给我一张表格，填好后我出示证件。于是，市政府人员向我提供了他们掌握的所有关于我的个人信息记录。包括我是何时进入日本，何时住在何地，电话号码等。

　　每年，我都收到日本某报社数据库寄来的关于我的信息记录。其中包括我个人发表的论文、工作单位、住址等，他们要求我确认这些项目，同时也是征求我的意见，同意他们收集关于我的信息。这是他们按照日本法律规定的例行公事。

　　2003年，日本的个人信息保护基本法体系基本建成。其中《个人信息保护法》于2005年4月1日实施。这项法律是对数据库个人信息管理的规定。其基本原则是“个人信息，应在尊重个人人格的理念下慎重处理，正确对待”。

　　这些年来，尽管很多专家经常提议要建立国民信息卡。例如，有专家提出，要建立一种用于医疗的“光卡”，该卡联网，可以调取个人X光片、CT扫描、病历，有利于医生、保健机构及时诊疗。此外，这种国民信息卡可以对医疗保险、养老金统一管理。但是，对于这种制度，不少人批评说是“国民总番号制”。按照这种观点，国家给每个国民分配一个号码，用这个号码掌握国民的个人信息，万一国家出现独裁者，这些信息很容易被用来控制国民。尽管日本政府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时至今日，日本国民仍不相信政府的保证，所以，这种国民光卡也就无法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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