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报道：做纯粹的公益分子
阅读提示：至少在中国，太多的人感觉，12月22日的太阳似乎更亮地升起，而且“善”突然成为人间热词。
至少在中国，太多的人感觉，12月22日的太阳似乎更亮地升起，而且“善”突然成为人间热词。
过去的一夜，过去的一页。在中国，依然有人贪腐，依然有人“幸福”，但更多的人明白了，真正的“末日”，是心之末日，只要一念向善，世间立刻充溢天光！
残夜仍很强大。现实仍很粗糙。转型的社会依然面对种种难题与纠结。贪腐、贫窭、失学、医闹、孤寡、犯罪、失足……“表哥”们仍在卖萌，“房妹”们仍在坑爹，“周口”仍在吐槽，“肉鸡”仍在疯长，劳教尚未废除，强拆还在潜行。但是，天光依旧充溢，人心明白：如果致力和谐，当从一念向善开始；如果改变世界，还需从改变人心发轫，尽管路漫漫修远，残夜定将日渐消退——法律不是万能的，政府也无法解决所有问题，那么，让民间力量也给力吧——公共利益、人际互助，这种政府行为之外的能量，其实就是天幕上的两个大字：“公益”！
今天的“公益”，不再受制于特定的社会阶层，各色人等都可能萌生善举冲动。哪怕“元芳”们，闭嘴践行便胜过喋喋不休每事问。
今天的“公益”，已摒弃“损己利人”的旧范，“利人”的过程，为什么就不能“利己”呢？让我们助人的同时，看看街景不妨自娱。
是的。“一念向善”何不从新年的第一个 封面开始——
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正是你的中国。
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
你有光明，中国便不再黑暗！
善小亦为
记者｜黄 祺
如果那些庞大而神秘的慈善机构再也不能让你信任，你还会坚持善举吗？有越来越多人给出肯定的答案。
放低身段、降低门槛的“公益”，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在他们的身上，你会看到社会充满希望的一面。新的公益文化，不再计较捐款多少、影响多大，而是提倡力所能及，善小亦为。
2012，末日没有来，“末日”第二天，当天光亮起，一切照旧。其实，没有人盼望“末日”降临，尽管对生活有种种不满，但绝大多数人，还是对向善的改变充满乐观。
一个社会要面对种种难题与矛盾，贫困、失学、疾病、老无所依、犯罪、失足……政府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因此，民间力量服务公共利益、人与人之间互助，变得越来越重要。这种政府行为之外的互助，便被称之为“公益”。
大家不仅期待社会向善的变化，并且愿意为之付诸行动，特别是普通人的“公益”愿望，正在变得愈加强烈。
“末日”没有降临，但中国传统的大型慈善机构，已经体会了“末日”的感觉。从“郭美美”阴影中刚刚获得喘息之机的红十字会，在2012年的最后几天再遇窘境，有网友晒出被遗弃在捐款箱中发霉的善款，红会再次被指管理混乱，伤害捐款者的善心。
与此同时，小规模的公益机构迎来“新纪元”，而陈旧的公益慈善观念，逐渐被淘汰。
2012年12月，驻广州各国领事馆举办了一次义卖活动，义卖善款用于帮助中国残疾儿童。这次义卖共筹善款33万元，但当组织者清点善款时，却发现了5000元假币。
领事馆将此事向社会公布，网络上，大多数的评论是对使用假钞者的批评。此时，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在微博的一番评论，却呈现了对慈善的另一种理解。“33万不过是美领事一两月的薪水，大张旗鼓义卖，大张旗鼓中国人不要脸用假钞买义卖品，是慈善吗?”
一时间，贺铿的评论被口水淹没，人们已经不再能接受如此的慈善公益观。
“公益”是一个外来词，出现在中国应该是“五四”以后。鲁迅杂文集《准风月谈》里有一篇《外国也有》，最初发表于1933年10月23日《申报自由谈》。他写道：只有外国人说我们不问公益，只知自利，矮金钱，却还是没法辩解。
另一个记录是，洪深改编的沪剧《少奶奶的扇子》第一幕中：王太太有两位姓张的内侄女，很热心公益，在霞飞路一个什么妇女改良会尽义务。
可以想象，“五四”后，西风东渐，“公益”这样的概念被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城市富裕家庭接纳。闯过历史骇浪，“公益”被保留下来。今天的“公益”精神，不再局限于特定的社会阶层，各色人等都可能萌生善举冲动。
今天的“公益”，也已经逐渐摆脱“损己利人”的限制，“利人”的过程也可以“利己”，助人的过程也可以有乐趣与获得自我满足。
暴走名额被抢空
赵斌参加暴走那一天，临近妻子预产期，妻子跟他开玩笑：“你正走着，我这里生了，怎么办？”赵斌知道妻子的话真的只是玩笑，妻子其实是支持他的。赵斌大清早赶去集合，心情有些激动，如果说内心有那么一点压力，这压力肯定不是来自妻子，而是跟他“打赌”的朋友们。
这是一场神奇的暴走活动。2011年4月，2000多人在上海青浦区朱家角古镇集合，这2000多人有着五花八门的职业，经济能力参差不齐，社会地位高高低低，他们唯一的共性，是每个人都与朋友打了一个赌：“如果我走完50公里，你就要为贫困地区孩子捐款，为他们买鸡蛋。”
活动名为“一个鸡蛋的暴走”，2012年春天进入第三届，赵斌是2000多人之一。这样的故事，如果放在很多年前，也许会被演绎成另一个样子：赵斌不顾家中临产的妻子，参加为贫困儿童增加营养的募捐活动，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
如果真的这样描写赵斌，恐怕他自己也不敢看。“做这样的事，自己得到的比被你帮助的人还要多，我只是觉得，需要做点好事来修正自己。”
赵斌是一个普通人，70后，父母是知识分子，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家境中顺利长大。赵斌供职于美资企业，可以贴“白领”标签，同时，他热衷参加公益活动，甚至张罗和组织公益活动。
“一个鸡蛋的暴走”是公益组织“联劝”的一项“明星”活动。从公司得到“暴走”的招募通知，赵斌第一时间给项目负责人打电话报名。后来赵斌知道，幸好他是第一个给负责人打电话的员工，要不然，他很可能失去机会。赵斌供职的陶氏化学公司里，有几百人报名参加“暴走”，最终得到机会的，只有10人。
“这是一次跟自己的利益完全没有关系的活动，唯一的动力是周边人的鼓励。”50公里暴走，对任何人都是考验，但只有完成它，赵斌才能从“打赌”的朋友那里拿到善款，才能兑现为贫困地区孩子捐鸡蛋的承诺。
早上8点，暴走队伍浩浩荡荡出发，没过多久，原本壮观的队伍变得越来越长，所有人都在挑战自己的极限。赵斌有从小习武的底子，因此走在了队伍前列。“跟我一个阵营的，有宝钢马拉松队员。”赵斌因此小得意。
赵斌把暴走过程中大大小小的纪念品珍藏起来，有盖了印章的“暴走证”，有路途上的照片，有记载募款成绩的网络截屏。赵斌说，将来给女儿看看，应该有一点“教育意义”。
亲身参与的感觉，是“一个鸡蛋的暴走”最具吸引力的地方，传统的捐款捐物式公益慈善，已经不能获得更多人的认可，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更愿意投身有参与感、有效率、更透明的公益活动。因此，像“一个鸡蛋的暴走”这样的活动，备受追捧。
第三届暴走活动的网上报名，8个小时内名额被一抢而空，为了避免因为网速差异而造成的不公平，“联劝”准备将第四届的报名方式，改变为从网上注册者中抽签决定。即便“联劝”宣布了规则，还是有“老队员”尝试着“走后门”，谋得一个名额。
给善意一个出口
在暴走现场，没有人会怀疑公众的公益热情，只是过去，很多人的公益理想，少有实现的渠道。
2000多人的队伍里，23岁的王倩茹处于中部阵营，用了近10个小时走完全程。与她一组的两名朋友因为脚上严重的水泡和脚伤半路退出，她觉得自己能走完全程，就是胜利。
为了能参加暴走，王倩茹投入不少。从偶然发现“一个鸡蛋的暴走”开始，王倩茹就对这个活动充满兴趣，她研究了“联劝”，认定是一家“靠谱”的机构。她在人人网上发帖招募队员组队，向朋友“邀赌”。等她组好队，也引来不少朋友“打赌”后，却发现自己竟然没能报上名。“那天没报上名，我都急得哭了。”
幸好一批“占座位”的人被“联劝”清除，王倩茹得到第二次报名的机会，刷屏刷到手酸，终于如愿获得名额。走完全程，王倩茹的团队共募得善款近1.5万元，她个人募款6000多元。
与大型慈善机构报表上那些恍若天文数字的善款相比，王倩茹和朋友们募得的钱实在不算多，但参与其中的每个人，却获得莫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王倩茹其实很小就有公益之心，她自己也说不出这种想法的出处。2008年贵州凝冻灾害，还在上中学的王倩茹把600元压岁钱捐给了红十字会，四川地震，她也捐了钱。上了大学，王倩茹发现简单的捐款捐物已经不能让自己感到满足，再加上大型慈善机构被曝出信任危机，使得王倩茹着手寻找更好的公益渠道。
大学里，王倩茹报名当上了志愿者，参与一家公益机构的志愿服务。她和同学们到上海市黄浦区一所民工子弟小学，对这些缺少父母关心的孩子做简单的辅导。“比如教他们怎么去银行存钱。”虽然看起来都是小事，但王倩茹相信他们这些大学生，必定能在小朋友的心目中，留下善意的印记。
直到参加暴走，王倩茹发现，像她这样愿意参与公益的人，比她之前想象的多很多，只不过很多人出于对公益机构的不信任，不愿迈出第一步。王倩茹写了很多帖子，用来说明她为何信任这个机构，为何信任这个项目。后来，有30多个人信了王倩茹，50公里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相信如果不是一家“靠谱”的机构，正常人不会去自寻折磨。
30多个朋友中，最多的“赌”1000元，最少的“赌”10元，但善款的多少已经不是这个活动的要义，它的价值在于激发人们的公益之心，给更多人的公益念头找到出口。
赵斌也是从一次“邂逅”开始参与公益的，这次特别的经历，点燃了藏在他心里的公益热情。
新婚不久，赵斌准备买一辆车，在某品牌汽车的展示厅看车时，正好遇到这家公司招募公益活动志愿者。几乎是一时冲动，赵斌报了名，抱着旅游的心情，赵斌把婚假用在了这趟旅行上。
到达目的地重庆巴县一处贫困山村，赵斌和妻子才发现他们不是去玩的。对于从小生活在城市的赵斌来说，当地的贫困程度超出了他的想象。在开展志愿服务的小学里，学生几乎都是留守儿童，他们吃的糙米让赵斌难以下咽。
3个星期的志愿者生活，给赵斌带来很大的改变。“很多年没有这种心灵被触动的感觉，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为他们做点什么。”
回到自己的生活环境，赵斌开始用各种方式做点事情。2010年，赵斌张罗一帮车友，自驾游到湖南凤凰一处农村。那里是一位车友家里保姆的老家，他们带了很多学习用品、书籍，送给当地小学生。
还有一次，赵斌联络同乡会和车友会，向家乡山东蒙山地区的农村，送去一批二手电脑。
公益放下身段
很久以来，“公益”、“慈善”这样的词汇端坐在道德制高点上，让普通人望而却步。而现代的公益观念，却努力让公益放下身段，公益其实不一定非要牺牲自己的利益，相反，助人的过程可能自己收获更多。
“活雷锋”？“大公无私”？“舍己为人”？不论是赵斌还是王倩茹，都唯恐自己与这些“高大”的词语挂钩，人性中本有的善意，无需如此拔高。
暴走活动宣传册上，有这样两段话：
“暴走的理由可以有很多种，有的为了挑战自我，有的为了失恋，有的为了强身健体，有的为了无处释放的青春。
不过，也可以出于一个共同的愿望：用双脚一步步丈量大地，用汗水浇灌微笑的幸福，孵化小小梦想，改变TA的世界。”
这样的口号迎合了很多人的想法：我只是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别给我太多道德压力。
放下身段的公益，一面不再苛求“损己利人”，一面将公益涵盖的范围扩大，只要与人为善，都可以被看做公益。
公益能小到怎样的量级？一些人会告诉你，陌生人见面后的一个微笑，一句“Hello”也算公益。12月21日，传说中的“世界末日”，第一次来到中国的Michael Lloyd-White，见到了加入“世界有爱日”的中国网友。Michael Lloyd-White是世界行善组织总干事，这家机构致力于呼吁人们用善行来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倡议在微博“阿尔卑斯唯有爱”上得到响应，这个微博受到不少年轻人喜爱，在“日行一善”、“对陌生人say hello”等主题活动下，不少人上传了自己的经历。见到流浪老人，给他一床旧被子，拍照上传——这样的举动，会在微博上得到网友的赞扬。
在这样的网络社区里，公益的概念被放大，只要是与人为善，再小的行为都值得肯定。
因为小，要做到捐助人最关心的财务透明，也相对比较容易。12月15日下午，“联劝”举办了年终总结会，参加会议的有捐款人代表、媒体记者、捐款企业代表等，这些人都是自愿报名参加的。
“联劝”在总结会上展示了过去一年善款支出情况，它们被花在哪些地方。除了这种年终汇报，捐款人也可以参与决定善款使用的方式。
王倩茹就参加过他们的项目评审会，数家公益机构向包括捐款人代表在内的评审团说明自己的公益项目，如果得到评审团的认可，这些公益机构就可以从“联劝”获得资助。
“联劝”还会把一些资助信息通过微博@给捐款人，与王倩茹“打赌”的朋友对她说，这种方式让他很有“纳税人的感觉”。
一种生活方式
不要小看“善小亦为”，有的人可以把小小的公益冲动，变成事业。
2008年是马世婧生活的分界线，此前的8年，她是全职太太。家境殷实，孩子有人带，家务有人帮忙做，娱乐活动常常是跟太太朋友们逛街吃饭。这样的日子看上去很安逸，但马世婧深知其中的无趣。“生孩子之前，我早上出门买菜最怕碰到邻居，总觉得人家会议论‘这个女孩子年纪轻轻不上班’。”
如今，马世婧坐在自己简单的办公室里，头发向后梳成一束，深紫色羽绒服，朴素的形象，与她描述的太太生活很有距离。
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电视上悲惨的画面，激起马世婧强烈的同情心，她与丈夫觉得一定要做点什么。一开始她准备向红十字会报名到灾区去当志愿者，但她不符合条件，人家要求要么是社工，要么是心理咨询师。马世婧第一次知道，做善事还有条件。
碰壁后，夫妻俩准备收养地震孤儿，研究很久后他们发现，由于有自己的孩子，她的家庭也不符合收养孤儿的条件。
未能如愿的马世婧，反而有了动力，她决定去学心理学，拿心理咨询师资格。尽管当时还没有把公益当事业的计划，但马世婧觉得从此走出家庭，应该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后来在一次心理学课堂上，马世婧终于发现，她之前的感觉源于“无价值感”。名为“孤岛求生”的心理游戏是这样的：假设一组人身处孤岛，陆续有人被救离开，最后只留下2个人，你认为你是其中哪一个？
马世婧记得，她第一个回答：“我肯定是被留下的。”心理学老师分析，选择留下的人，大多认为自己的存在对他人没有价值。马世婧说，这个游戏点醒了她，过去的太太生活让她迷失，让她放弃了对自己的要求。
也许是热心肠的性格使然，一边读书，马世婧一边在老师开设的心理咨询室实习，那种可以帮助别人的感觉，让马世婧着迷。
拿到心理咨询师资格后，马世婧动了自己开办心理咨询室的念头。从一开始4个人垫上自己的钱勉强维持，到现在拥有专业、专业心理咨询师和数百名志愿者，取名“海布”的这家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已经成为公益圈中的新星，马世婧也从公益中得到越来越大的成就感。特别是在民工子弟学校里，在敬老院，马世婧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对别人有用的人。
生活已经大不同，对待世界的态度也是如此。马世婧最近去一户老人家，老人自己高龄多病，子女又没有收入，在拆迁中因补偿费与政府工作人员发生矛盾。马世婧准备想办法对这户人家进行救助，她登门是想与这家人商谈此事。让马世婧没想到的是，她敲开门，还没等说话，就被老人迎头痛骂，叫她“滚出去”。
如果在几年前，当太太的马世婧一定无法忍受这样的“侮辱”，但现在，马世婧可以理解老人的举动，她无暇为“侮辱”伤心，想的是找个办法跟老人说上话。
在马世婧的影响下，她过去的太太朋友们，也变成了志愿者。马世婧说，太太们其实也有公益之心，过去逛街购物时，遇到乞讨者，太太们除了施舍，还会关切地问：你从哪里来的？怎么不回家？“前两天一个朋友还给我打电话，叫我下次有公益活动一定要通知她。”
“太太们”也在公益活动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马世婧的一位朋友，过去总是抱怨生活的不如意，觉得丈夫瞧不起她，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成为志愿者后，这位朋友发现，自己过去的抱怨，不过是无聊生活中的无病呻吟。
几年下来，马世婧最大的变化是，她再也不会在“孤岛求生”的游戏中选择“留下”，她觉得有很多人需要她，除了家人、朋友，还有素不相识的人。
接下来，马世婧有更多的计划，她正在申请海布公益专项基金，挂靠在一家公募基金下。“你想当董事，那就得捐款，还有你的那些朋友，也要支持啊。”马世婧把主意已经打到丈夫身上。
现在，公益对于马世婧来说不仅是事业，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作为母亲，她会带女儿参加公益活动，帮敬老院里的老人做点事，这样的教育比任何教条都更有意义。作为妻子，她得到了丈夫更多的尊重。
上面的故事里，每一个人都是“普通人”，每一个人都告诉我，助人也是一种自助。
90后，更纯粹的公益分子
记者｜应 琛
世界，终将是90后的，他们是什么样子，未来就是什么样子。
中国的90后，因是一代“纯粹”的独生子女，因出生在物质充裕的年代，因从小与网络为伴而显得有点特别。但也正因如此，他们对公益事业的热衷，对社会改变的期待也更加“纯粹”。
脑残”、“非主流”、“不堪压力”……不知从何时起，“90后”被人们冠以为“自我的一代”。这让那些充满朝气，志向高远的“90后”们不太服气。
正如一度被认为是“垮掉的一代”的“80后”在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第一时间背起行囊、奔赴灾区，被看作是他们登上历史舞台的成人礼那样，随着社会公益体系的完善，越来越多的“90后”也开始加入到公益队伍中，以自己的方式诠释责任感与关爱。
在一项关于“‘90后’能为公益带来什么？”的网络调查中，33.9%的网友认为，鬼马想法与创意是“90后”的最大特点。
但采访中，“身体力行”却是绝大多数受访者所支持的选项。他们认为，“要一点一滴，踏踏实实地做公益，才能坚持，才能改变社会。”他们要用行动来证明：“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梁启超先生百年前所讲的道理，今日依然适用。
公益创业
2012年12月22日，尽管寒流来袭，中山南路的老码头依然十分热闹，几十个摊位组成的集市吸引了大批游客。其中，B6摊位特别醒目，“天使的礼物——自闭症主题画展”的条幅吸引了不少人驻足参观。这里便是“天使的礼物”团队与“hello！”生活集市合作推出的自闭症主题活动。摊位前，记者见到“天使的礼物”的负责人刘伟。
刘伟出生于1992年，来自安徽。他说，虽然在他小学三年级担任班长的时候，就曾发动班上同学给一名母亲患癌症的同学捐款，但他公益之路的真正起点，是在2009年考入上海电机学院后当上世博志愿者的经历。
“在成为世博志愿者之后，我在公益这块做了很多尝试，但一直局限于做志愿者。这期间，我做了上海市义工总队上海电机学院义工队的义工。”遇到“黑苹果”对于刘伟来说是一个转折。“黑苹果公益创业扶持”是由零点青年公益创业发展中心长期运行的一个公益项目，对通过申请的大学生公益团队进行专业的培训和资金资助。
“2011年8月，因为想邀请袁岳到我们学校做讲座，我第一次接触了‘黑苹果’，我也趁机将原来的义工队改组成了上海电机学院黑苹果协会。”刘伟说。
之后，刘伟做了一次社会访问，“当时访问了5位非政府组织从业人员。在我访问一位自闭症关爱工作人员时，接触和了解到自闭症的现状。我记得她说，现在大众对自闭症并不了解，常常因此做出一些伤害自闭症患者和他们家人的事或说出伤害他们的话。”
刘伟坦言，由于核心团队均是在读大学生，他们并不能做到对自闭症儿童进行资助或者帮扶，所以确立了做自闭症关爱和公众认知推广这一公益方向。
关于“天使的礼物”项目名称的由来，刘伟说，是来自关于自闭症的一个美丽传说：有人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缺陷降临的，都是上帝咬了一口的苹果。有的人缺陷比较明显，因为上帝特别钟爱他的芬芳。刘伟和他的团队希望能成为“天使”，替上帝送上最美的礼物，以弥补对自闭症患者的伤害。
刘伟说，自己是一个决定了就不给自己留退路的人。当发现所读的专业与自己的志向不同时，2012年初，他不顾家人和老师的反对，毅然从学校退学专心筹备起“天使的礼物”。
“我觉得，有些事是必须有人去做的。既然正好是自己有兴趣的，那何乐而不为呢？”谈及做公益的初衷，刘伟显得轻描谈写。他强调，“90后” 做公益开始出现“国际化”、“专业化”的趋势。
因此，刘伟将项目的操作模式大致定为，通过销售自闭症患者画作设计的个性产品，来向大众进行推广，同时销售所得的微小利润除了部分支持项目运作外，将反馈给画作作者或各自闭症关爱机构。同时，深感明星效应的重要性，他还亲自赴北京说服袁岳成为项目的公益代言人。
据介绍，项目自2012年7月发起以来，已和全国40多个高校社团及30多家企事业单位达成合作，覆盖人群达到50万。2012年11月，项目又成功推出主题明信片并进行义卖。明信片由自闭症儿童画作设计而成，每套6张。
但这些成绩并没有让刘伟停下脚步。天性爱折腾的他，计划在2013年，在机制建设方面对项目进行调整，为日后向社会企业方向发展奠定基础。
“我是有公益情结的一个人。退学后，我想过要创业，做环保名片。但是，考虑了很久还是放不下那些自闭症儿童，也放不下自己辛苦筹备的项目。”刘伟说，既然如此，那不妨就将事业与公益融为一体。
但刘伟不愿走传统的民非组织道路，他始终坚持“以做企业的模式，做公益的事”。
刘伟直言：“处于大众普遍不信任的环境下，靠捐款方式的公益并不是一个良性循环。此外，现在从事公益，大部分人是靠着一腔热情，很多人拿着微薄的工资，甚至是无偿的，这也不利于公益的发展。公益企业也可以盈利，也可以通过高待遇来吸引更多人才投身于公益。”
公益创业已成为全球青年人创业主旋律，这种创业突破商业范畴，跨入到让社会更好发展和社会互帮互助的体系中。创办企业不仅仅为盈利，更要和资源、环境、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这种理念深得大学生喜爱。
小能量大理想
与此同时，“90后”对公益的理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他们认为，公益不一定是从物质上去帮助一个人，而是要更加关怀一个人。
出生于1994年的吴可菲，是上海世界外国语中学一名高三学生。她在学校还有个更为人知的身份——世外高中部“根与芽”社团的创办人。“根与芽”是一个国际性的环保组织，上海许多高校都建立了自己的“根与芽”社团。
2007年，当时刚上初一的吴可菲看到世外初中部“根与芽”社团在为一次健康讲座招收志愿者，便主动报了名。
“尽管只是帮忙布置会场，但那时我才13岁，和我一起工作的其他志愿者都是大学生，想想还是挺骄傲的。”吴可菲说，比起课堂，她更喜欢了解外面的世界并希望可以早日接触社会，加上学校也鼓励学生这样做，于是，她顺理成章地加入了“根与芽”并活跃于各种活动之中。
过了三年，吴可菲的心中逐渐有了一个坚定的想法：要在世外高中部成立自己的“根与芽”社团，将环保进行到底。没想到这一想法与学校的老师不谋而合。2010年，社团正式成立。
据吴可菲介绍，社团的两大核心内容分别是绿色大使工作坊与绿色评估。前者类似于环保知识的普及，社团成员会带着PPT和书面材料，到企业给员工上环保课；而后者则是走进企业的办公室，从设备设施到员工的绿色理念，对其进行评估和打分，并计算出办公室一年的碳排放量，最终给他们一定的环保意见。
“从社团成立至今，我们已经走访了不少企业，每次活动都挺成功的。而这些公司，有的是上海‘根与芽’的合作企业，也有我们自己主动联系的。凭借外语优势，我们更愿意去外企给老外上课，这也是其他高中社团难以做到的。”
吴可菲补充道，“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离开学校，深入那些办公室，了解别人怎样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身边的环境。同时，我们也给予他们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来继续改善身边的环境。”
此外，社团还会定期在校园内进行废纸回收和义卖活动，而筹集来的钱则用于购买上海“根与芽”百万植树项目中的树苗。他们的目标是，能够筹集2000棵树，在内蒙古种下由他们自己命名的树林。
在吴可菲的眼中，“90后”由于成长环境与所受教育的不同，大多都比较有自己的想法，能带着批判的眼光来看待问题。
她坦言，接触到“根与芽”之后，公益于她不再只是简单而粗暴的帮助。“以前认为公益就是海啸、地震、台风的时候，学校组织大家捐钱，公益就好像是任务。现在我觉得短期的救助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伤害可能更大，也不排除有些人是为了满足自己怜悯弱者的心理需要，或是出于各种利益的考虑。”
吴可菲说，她做公益的目的很简单，“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哪怕很小的力量，但只要能影响到他人，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那样就足够了。如果只是为了简历上的那一笔，我相信没人能坚持这么久。”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她在社团推出的创新活动“我素地球人”中，100天身体力行做了一个素食主义者。“后来身边的同学以及家人，真的有被我感染到。但我要强调的是，这个活动不是让所有人不吃荤，只是倡导多吃蔬菜，这对身体和环保都是有益的。因为在肉类的加工过程中，其碳排放量会比较大。”
如今，因为毕业在即，吴可菲已经“退居二线”。但欣喜的成果仍然随处可见：无人的教室里不再亮着灯，同学们会自觉将废纸扔进固定的回收处……
爱好也能有爱
与刘伟和吴可菲不同的是，同样身为“90后”的孙倩，将她的救助对象锁定在了那些流浪的猫狗身上。
孙倩，好狗好猫义工团上海站的负责人。2007年左右，喜欢猫狗的她关注了北京好狗好猫义工团，并常常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一些狗粮猫粮寄给他们。
“就这样持续了好多年，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上海一名热心救助猫狗的阿姨，也知道她独自支撑着一个猫狗的救助基地——它小院。通过走访，我觉得阿姨的救助理念很好，也不极端。”孙倩说，这时的她决定要建立好狗好猫义工团的上海站。
孙倩与北京方面进行沟通并获得同意，好狗好猫上海站2011年11月正式成立。据了解，义工团现有20位正式义工，他们平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全都是无偿的义工。而以它小院为核心，整个团队下设淘宝组、宣传组、外联组、志愿者管理组、领养组、助养组。
“我们现在主要是维护小院中已救助收容的70多只小动物的生活和小院正常运转。同时，我们还做一些猫狗的紧急救助，比如在微博上对流浪猫狗或走失的猫狗的信息进行转发。转发之外，我们辅助救助人完成第一次救助，自猫狗被救下起，负责看病、接种疫苗、找领养人的费用开销等等。”孙倩表示，对于收到的善款用于何处，义工团都会定期更新在博客里，“而对于有些我们用不上的捐赠品，我们也会把它们转赠给甘肃一所希望小学的孩子们。”
她坦言，从义工团成立至今，受到过不少质疑，“有些人会说，为什么我们有钱不先救人，而救助这些猫猫狗狗。说老实话，要救助所有的人，我们是力不从心的。而有些‘孩子’如果我们不救它们，它们可能就会死。”
“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是想做一点好事的。而当这与自己的兴趣爱好结合在一起，又是力所能及的时候，就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孙倩告诉记者，现在义工团每天都会收到很多大家捐赠的物资，“其中很多好心人都会留下字条，每一张我都会保留好。一字一句都很感动。”
其中，最让孙倩感动的一件事，是救助被烫伤的流浪猫乔丹的过程，治疗需要用到红霉素软膏，而上海的很多宠物医院正好缺货。
“我把这个信息发到微博上，希望外地的朋友能够伸出援手。没想到，有外地的药厂直接给我打电话，也有很多朋友帮忙转发。你知道吗，现在乔丹恢复健康了，我家居然还有好几箱红霉素软膏。”孙倩表示，现在的社会就需要这种正能量的传递。
“糯米”传奇
记者｜韩 波
吕舜玲说，在她的有生之年，很希望再开办一个技能培训机构，让脑瘫的小朋友学会一些谋生手段，不再成为父母永远的心病。
糯米”是一个人的小名，因为那时候的她长得白白胖胖，柔若无骨。
听上去很可爱，真相却很残酷。
这个小女孩说的话几乎没人能懂，而且她无法站立，不能行走，甚至连在椅子上坐着都会东倒西歪，就像从前江南人家过年时准备的大坨水磨粉——这才是“糯米”名字的真实由来。
一个真正的人是肉体、精神和灵魂的复合体。当形而上的部分无法找到合适的憩所，常会疲惫、枯萎直至绝望。直到18岁时，“糯米”才知道了为什么自己与众不同——她是一个脑瘫患者。命运似乎规定了她的一生都无法离开别人如影随形的帮助。
昔日的“糯米”，如今已是一位79岁的老太太。她不但站了起来，学会了走路，甚至还在用自己特殊的技能，帮助一个又一个脑瘫的孩子挣脱束缚灵性的茧，奔向自己的梦想。
她是一个激动人心的传奇。
破茧而出
“糯米”真正的名字是吕舜玲，上海徐汇区致康儿童康健园的创办者。现在，周围的人都亲热地称她“阿婆”。
办公室墙上，有阿婆在80年代的一张照片，西装笔挺，站姿也很标准。如今，阿婆老了，于是又坐上了轮椅；她的手很凉，这在脑瘫患者中很常见。她端坐的样子有点像男版的霍金，不同的是，她还能站起来，用独特的“吕式推拿”手法为致康园里的患儿服务，给推拿师们做示范。
阿婆的嗓音是含糊的，一句一句说得很慢，于是，很多往事的回忆，就由致康园总裁、阿婆的妹妹吕舜玫女士代劳了。阿婆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有时会笑着更正一些细节。两人毕竟相差了9岁。
吕舜玲是著名实业家吕建康的第一个孩子，由于出生前长得很大，造成难产，留下了脑瘫的毛病。渐渐发现她的肢体障碍后，父母对她的感情丝毫没有消减，还有了更多的怜惜。家境优裕，请些阿姨贴身看护没有问题，四处延医更是不在话下。
“糯米”的状况一直毫无起色。转眼，她已是18岁的大姑娘了，那时吕氏夫妇已移居香港，听到“脑瘫”这个最新诊断，他们决定让大女儿到香港治疗。当时香港还不及上海繁华，对医生的管理也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父母爱女心切，多方求治，吕舜玫说，姐姐吃了江湖郎中不少的苦头，有时在治疗时痛得大喊大叫，年幼的弟弟、妹妹听到了，对那些医生非常生气。有一位医生开始时诊费是每次40元，发现吕家新搬到了富豪云集的半山，就马上涨到了每次80元。吕舜玫说，那时候在香港，小孩子如果每月有5元零用钱，午饭钱和交通费就都不愁了，可见他的收费多么昂贵。吕舜玲在一旁说，还好，那个医生还是有两下子的。
两年多过去了，吕舜玲身体状况的改善并不明显。她回到了上海继续治疗，记不清换了多少推拿师、气功师，每个师傅手法不同，效果各异，吕舜玲每每有所感应，就会把那些招式一一记在心中。治疗时医师和患者渐渐熟悉，她也会不时讨教一些原理。
这是一次无比艰难的跋涉。脑瘫，顾名思义，病根在脑。要通过对身体的理疗，影响和改善这个“元神之府”的功能，可谓名副其实的“黑箱试验”，需要的不但是技术，更是运气。一般来说，对症治疗越早开始效果越明显，而吕舜玲早已错过了黄金治疗期。
然而，奇迹出现了。吕舜玲记得很清楚，那是自己30岁的时候，一天，她终于找到了迈步的感觉，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婴儿一样，踉踉跄跄地走了起来。这种感觉是那样神奇，那样美妙，让这个女性丝毫没有在意旁人异样的眼神，她独自走出家门，走上街道，不知不觉中，居然从安福路的家，跌跌撞撞，一路走到了西藏路、延安路口的大世界。即便对健康人来说，这也是一段不短的路途。
“一去一回，五个小时。”吕舜玲记忆犹新。
她会走了！说不清哪一位医师、哪一个手法起了关键作用，这是用无比的毅力和无数金钱堆出来的成功。我问阿婆：为什么奇迹偏偏发生在你身上？她一字一句地对我说：毛主席曾经说过，为什么鸡蛋能孵出小鸡，石头就不行？外因要通过内因发挥作用啊。她说，直到20岁前，自己一直以泪洗面，痛恨命运如此不公，恨自己只能坐着听其他小朋友游戏时的嬉笑。她的内心深处，每时每刻都有一股不平之气。
久病成医，吕舜玲对许多推拿手法都有心得，邻居们有些小毛小病，她有时居然也能露一手。尤其是脑瘫患者，她对他们的疾苦是真正的感同身受，推拿效果就更是到位。
不管外面的世界天翻地覆，吕舜玲有着自己的小宇宙。她自己设计，托人改装了一辆小黄鱼车，作为义务治疗时的代步工具。有的家长还会把脑瘫患儿送到小洋房的车库里，请吕舜玲指点康复之道。
这是传奇的第一乐章：一个脑瘫患者如何破茧而出，从受帮助到帮助人。如果要用一个定格来表现，那就是：黄昏的都市街头，一个在狂喜中狂走的女人。
真正的华彩乐章还没有到来。
生命华彩
小儿脑瘫的发病率，中国有些地方要接近千分之五。
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而不管分子有多少，其中的每一个孩子都带来了一个悲剧。
如果在孩子出生前或刚刚出生后确认脑瘫，父母可以选择“放弃”。如果等孩子大了才发现不对劲，这个选项就没有了。退一步说，即便法律允许，又有多少父母忍心“放弃”已经与自己朝夕相处了十几个月的宝宝呢？于是，有了另一种“放弃”的“办法”：福利院收留的弃婴中，脑瘫患儿有相当的比例。
有这样一对夫妻，丈夫选择“放弃”刚刚确诊为脑瘫的女婴，妈妈舍不得，她选择了离婚。女儿一天天长大，妈妈没有再婚的可能。她家住在六楼，没有电梯，起初请保姆每天背小女孩上下楼，终于有一天，妈妈发现再也找不到背得动女儿的保姆了，为了让女儿能够看看真实的世界，她只能轮流恳求楼里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每一个脑瘫患儿的父母，都有一个无解的难题：哪一天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孩子怎么办？于是我们看到了令人揪心的惨剧：一个含辛茹苦照顾两个脑瘫孩子十余年的母亲，在绝望中毒死了他们。
吕舜玫后来移民加拿大，千禧年前后，她因经商时常来往香港，就有机会飞来上海陪陪大姐。当时，她们的父母都已去世，生前将安福路上那两套毗邻的小洋房作为留给吕舜玲的遗产。她把车库改成了医务室，在这里帮小朋友推拿，从来是不收钱的，有时候还会请他们一起吃饭。对她来说，钱真的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帮助别人。
即使在吕舜玲的车库中，奇迹也是罕见而珍贵的，毕竟，治愈脑瘫是巨大的难题。令人欣喜的是，也许这个推拿师本身的经历有太多正能量，的确有不少前来求治的脑瘫患者，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改善。有一个女孩，17年里从未自己走下楼，经过推拿病情得到了改善，后来居然还结婚怀孕了，医院发现她是脑瘫患者，一开始还不敢为她接生。当她健康的女儿呱呱坠地时，母亲和接生的医生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有一次，吕舜玫又到上海，她惊奇地发现，上次来沪时在车库里看到的那个“像毛毛虫一样软绵绵的小朋友”，经过大姐几个月的推拿，居然会坐能站了！
吕舜玫对大姐说：你太厉害了！你应该走出车库，去帮助更多的脑瘫患儿。如果你有这个愿望，我就到上海来帮你！
姐妹开始筹划办一个儿童康健园。钱第一次成了问题。吕舜玲说：卖房子！
父母留给吕舜玲的安福路两套总面积700平方米的小洋房，在2003年变成了不到1000万元的现金。吕舜玫说：“房子出手不到半年，小洋房的价格就开始暴涨，如果等到现在才卖，价格更是看不懂了！不过，当时如果没有这笔钱，致康园的开办费就没有着落呀。”
安福路是上海文艺青年的地标，去安福路几乎成为“看话剧”的另一种表达。那里的小洋房自然身价不菲。姐妹两人用级差地租的原理，在偏僻的百色路上购置了一套四室两厅作为吕舜玲的居所，剩下的一大笔钱都投入了致康园的开办和运行。
致康园位于徐汇区的长桥新村，乍一看就像一个普通的幼儿园，但其实和幼儿园完全不同。姐妹两人原来的计划是招收20名脑瘫患儿，但最多时这里有32个孩子。正式员工有多少呢？45人。从“师生比”就能看出致康园的特殊性。
即便是跨坐、转身这样简单的动作，有的小朋友也要以几个月时间来掌握。致康园的很多地面上都有彩色小脚印的图案，那是为了帮助学走路的小朋友找准步点。食堂开饭了，凡是力所能及的小朋友都要自己走过去，有时候短短一段路要走上15分钟，走得满头大汗。操场上小朋友们刻苦锻炼的情景，旁边居民楼里的老太太看在眼里，很多都于心不忍，有的还会责骂“狠心”的老师。殊不知，这正是致康园“引导式教育疗法”，目的是要提高脑瘫患儿自己的学习和适应能力。
吕舜玫说，很多家长或是于心不忍，或是嫌麻烦，什么事都替小孩子做了，其实这恰恰是害了他们。曾经有一个小男孩，入园没几天老长辈就心疼地把他接了回去，放出狠话说，让小孩子来这里吃苦？除非等他们死了才行。孩子的母亲为错过了宝贵的治疗期痛哭流涕，却也无可奈何。
如今，吕舜玲的住所从四室两厅变成了两室两厅。没办法，那次是致康园的运行出现现金流危机，只能又动房子的脑筋。致康园的收费标准是每个小朋友每月4800元，但吕舜玫告诉记者，全额缴费的只有5个，那些孤儿更是一分钱也收不到的。如果不是方方面面的社会捐助，致康园不可能撑到今天。
这里，已经成为徐汇区的志愿者服务基地，每到双休日，一批又一批的白领从全上海的四面八方来到这里，为小朋友们服务。致康园业务总监黄悫告诉记者，先后有800多名志愿者奉献了宝贵的时间。
2012年9月，好心人刘女士租下了上海奉贤的一个马场半天时间，让28个脑瘫患儿骑马“驰骋”。她说，自己是听说骑马时的颠簸对脑瘫的小孩子康复有好处，所以才有了这个计划。为了小朋友们的安全，除了每个孩子都有一位老师贴身看护之外，现场还有23名义工一起参与，可谓阵容庞大。虽然时间短暂，但小孩子们脸上的笑容，让现场的许多人热泪盈眶。刘女士说，这个私人俱乐部性质的马场，最后把1万元的租金也捐给了致康园。
爱心在激荡，在传递。看到致康园的老师们收入不高，工作责任重，强度大，美格菲健身中心为他们提供了免费健身。然而，正如董事长何树森说的那样：“不是我们给了致康园机会，而是阿婆和致康园给了我们奉献爱心的机会。”
对致康园的孩子来说，这里只是他们生命的起点。能否拥有最起码的自理能力，能否走进课堂接受教育，能否自谋生路、自食其力……一道道难关横亘在面前。吕舜玲说，在她的有生之年，很希望再开办一个技能培训机构，让脑瘫的小朋友学会一些谋生手段，不再成为父母永远的心病。她也很希望让“吕氏推拿”走出上海，甚至走出中国，去造福更多的小朋友。
阿婆说，我有时候真的会担心是不是还能走下去。每当这时，妹妹就会告诉我说：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带着自己的使命。帮助脑瘫的小朋友就是我的使命，每个人都会帮助你完成使命，所有的困难都会烟消云散。
中国公益，少年初长成
撰稿｜陈统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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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伴随着用什么样的理念和身份做公益的争论，中国公益“少年初长成”。接下来，关乎这个“少年”健康成长的一个核心问题，即是“把公益做对了”。
2013年伊始，谈公益跟10年前已经大不一样了。那时，“非政府组织”这种表述一度成为敏感词。与此同时，公益人的“身份意识”觉醒，标志性事件是2011年李连杰抱怨“壹基金”名分问题，最终促成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的成立。
把公益做对，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否则不仅社会问题没获得解决，公益人还会制造出新的社会问题来。
伴随着用什么样的理念和身份来做公益的争论，中国公益少年初长成。
十年流变
概念变迁的背后，反映着中国公益生态在冲撞与妥协之间，匍匐前进。
在中国，非政府组织曾是一股冲撞势力，它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之后，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但它的行为同时又会对政府和资本形成一种压力，有时候这种压力可以让官员落马，让企业止步。
2004年，“绿色和平”“导演”了印尼金光集团APP“环保风暴”。“绿色和平”发布报告称，这家总部在印尼的全球造纸大鳄云南圈地毁林，并称其是“著名的毁林者之一”。一场新闻发布会之后，金光集团APP迅速成为众矢之的，云南省相关官员亦被问责和罢官，此后金光集团APP已无法在云南扩大浆纸林版图，设立造纸厂的申请亦变得虚无缥缈。
2009年金光集团APP中国林务事业部一位负责人谈起“绿色和平”时，依然“义愤填膺”。他说，金光人很委屈，对林地的开发与生态保护，金光集团APP在全球造纸厂里算做得非常好了。我把这番话转达给卢思骋（时任“绿色和平”中国项目总监），他同意，金光集团APP并不是最差的那个“坏孩子”，但环保舆论风暴策略是“擒贼先擒王”，于是金光集团APP“挨枪”了。
此后，中国环保组织学习了这种方法，掀起一场又一场“环保风暴”。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一个案例是，9家环保组织调查国内银行“绿色信贷”，发现2011年深圳发展银行排名倒数第一名。微博上的口诛笔伐，给该行造成极大影响。
列数这十年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发展史”，还不得不提及亚洲动物基金会对“活熊取胆”的抨击，这一次撞上枪口的是福建“归真堂”。亚洲动物基金会利用“归真堂”准备上市的时机，发起舆论风暴，声称“任何一种活熊取胆方式都是不人道的”，认为中国养熊业应被取缔。于是，“活熊取胆”的企业归真堂该不该上市，成为舆论风暴的暴风眼。
不过，我们也看到一个事实，过去十年非政府组织“败事有余成事不足”。
尤其是国际组织，很多项目半途而废，或者项目推进很慢很浅，主要的原因是碰到了“与政府的相处”的壁垒。以乐施会为例，这个创立于英国的国际组织，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就很不顺利。
雷励青年公益发展中心是一个好例子，雷励也是一个全球组织，但雷励中国创始人陆丰很有智慧，他只要雷励文化，自立门户，不接受境外领导，如此在中国大陆开展活动越来越深入。
在僵持的局面下，精明的英国公益人开始向中国传播一套新公益观念——社会企业。英国文化协会，在中国变通为英国驻华使馆文化教育处，其实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从2009年起在中国大陆办班培训“社会企业家”，他们传播的是这样一种新理念：“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它鼓励NGO、NPO转型经营一些社会企业，亦鼓励一些社会创业者创办社会企业，同时鼓励企业家用社会创投的方式支持社会企业，当然也鼓励政府用减税、免税等政策支持社会企业。
在英国确实是这样，每个部门都可以支持社会企业发展，首相还亲自颁布政策支持社会企业。
问题是，社会企业适合中国土壤吗？起初人们还这样怀疑，但是5年下来，英国文化协会已经在中国培养了1000多名“社会企业家”学员，2012年中国社会企业深圳残友集团获得英国社会企业联盟颁发的“年度国际社会企业”大奖。
社会企业在中国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局面，2012年11月11日，上海社会企业研究中心主办的“首届社会创业和社会创投高峰论坛”吸引了近300人参会，论坛最后阶段的社会企业路演环节，吸引了全国上百家社会企业报名。把2012年称之为“中国社会企业元年”也许过了，但社会企业热潮真的来临了。
比起非政府组织，社会企业是一股相对中性而柔软的力量，至少它已经让中国公益生态变得更多元，并把“多元合作”的平台和价值带进来了。
草根待扶持
伴随着社会企业的兴起，各种社会创投竞赛此起彼伏。此外，还有很多公益项目竞赛，类似“选秀”，五花八门，撒钱的主很多，但拿到钱的不一定是最能做事的人，反而是最会写文案的人。
2012年4月，无锡第四届春晖青年公益发展论坛上，公益圈选秀泛滥的现象引起了与会者的反思，其中一个恶果是诱发非理性的公益创业。民间公益行动者寇延丁每年都问现场的大学生，没有拿到资助就做公益创业的请举手，结果，90%以上是举手者。
由于无法获得资助机构的可持续支持和长期陪伴，公益创业或社会创业死在沙滩上的案例多得不计其数。以谷歌“益暖中华——大学生公益创新”项目为例，每年收到2万多个参赛项目，最终评出30多个获奖项目，再深究30多个项目有几个转化为公益创业或社会创业，答案是少得可怜。有些大学生团队获奖后，将奖金瓜分了事。
在春晖论坛上，有人直接批评说“益暖中华”就是一个“选秀活动”。黑苹果青年公益发展中心总干事沈旻直言，愿意支持青年公益或社会创业并“扶上马送一程”的机构或基金会太少了。
很多时候，“选秀机构”把“秀才”们选出来，奖金也发出去后，却缺乏团队来陪伴“秀才”们成长，亦没有配套相关社会资本支持“秀才”们把项目做起来。一家航空公司与媒体联合举办社会创新创投竞赛，一支海南大学的学生创业团队拿到了二等奖和5万元奖金。之后，那名学生领导到全国各地进行公益考察就把奖金花完了，问他项目呢，他答：破产了，也解散团队了。
社会创投的目标是，选拨和资助一批优秀人才，提供创新性解决方案，并真正解决社会问题。公益考察对这名学生的成长有价值，却不是办竞赛的出发点。
英国文化协会的“社会企业家”培训班也与国内几家公益基金会合作，联合举行“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奖励资助计划”竞赛，历届学员可以竞投，2012年设立4项大奖，其中只有增爱基金会有“长期陪伴”的理念，它承诺提供至少连续3年的资助，给予每个获奖社会企业总额6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根据获奖社会企业的发展态势，还可以酌情提高奖金总额及资助时间上限。同时，还注重提供智力支持，将会聘请各界专家组成专门的顾问委员会为获奖机构提供长期咨询服务，并不定期地向被资助机构提供专门培训、讲座等机会。
像增爱基金会这样“选秀”和陪伴，公益“秀才”们才能慢慢成长起来。面整个中国草根公益创业组织和社会创业组织都处在起步阶段，给一笔钱是远远不够的。反过来说，大学生和青年公益或社会创业者，也要懂得说“不要”，如果资助方没有长期陪伴的理念和支持，是一锤子买卖，宁可说不。
“长期陪伴”这个理念，需要形成整个社会的共识，公益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出发，不是为了竞赛而竞赛，也不是为了做公益而做公益。
深耕一亩田
万通董事长、阿拉善生态协会会长冯仑希望公益人士从简单做慈善，转变成更多去推动公益事业，通过组织、制度、效率的改善，通过治理结构的提升，通过专业人才的努力服务，逐步扩大公益的覆盖面，使它在被考核、被监督的前提下，更好更有效地开展工作。他说，这对公民社会的建设具基础性作用，是近百年来社会进步的重要创新。
2012年底“黑苹果青年”项目提出未来3年的“三千万计划”，即资助300个青年公益项目，支持1000名青年公益领袖，培育10000名青年社会化积极分子，为此需要募款2700万元。对于零点青年公益创业发展中心这样一个年轻的公益组织，总干事沈旻亦坦言自己是“公益新兵”。
黑苹果青年项目运作也不过2年多，就提出这么大的目标，沈旻凭什么有这个胆魄？“黑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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