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那年的辩论赛
记者｜应 琛
4月的一个午后，蒋昌建坐在记者面前，身形比电视上看起来更瘦小，白头发顽固地露出头来，唯有意气风发的神情还与当年相差无几。20年前，眼前的这位中年男人还是大学生，与同学一起代表复旦大学赴新加坡参加国际大专辩论赛，为复旦大学最终夺冠立下汗马功劳，蒋昌建也因为获得最佳辩手称号而一夜成名。
蒋昌建，代表了一个时代，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演讲和辩论是当时的年轻人们抒发理想的工具。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演讲活动不仅在大学校园中广受欢迎，企事业单位里，演讲也时常上演。
在此之前，就像历史浪潮的起伏，演讲也在社会的洪流中时冷时热。
火热年代
蒋昌建，现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教授，他所刮起的“辩论风”可以说影响了一大批大学生。如今社会事务缠身，迟到15分钟后，蒋昌建才打着电话出现，采访中，他的电话铃声也不断响起。
蒋昌建回忆说，演讲在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经历过一段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
建国初期，演讲活动一度兴盛，随即因“左”的思想的干扰而受到压制。尤其是十年“文革”期间，演讲丧失了其自身的品性，成为政治的附庸和阶级斗争的传声筒。演讲活动未能得到健康正常的发展，演讲理论研究也被迫中断。
这样的尴尬局面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才得以结束。
改革开放给演讲带来了新的生机，群众性的演讲再度掀起高潮。演讲活动涉及的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人数之众，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一时期，涌现出了李燕杰、曲啸、刘吉、邵守义、景克宁、张海迪、李永田、蔡朝东、冯远征等一大批演讲家。
“一方面，改革开放初期急需榜样和模范的力量，来鼓励大家投入当时的建设中，激发工作热情；另一方面，当时很多年轻人对历史、哲学、人文等领域的话题有较强的求知欲和浓厚的兴趣，所以演讲是一种很好的传播方式，让不同年龄层的人在短时间内接收到相关的知识。”蒋昌建说。
随着演讲活动的蓬勃开展，演讲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80年《吉林师范学院学报》发表宗绍、薛篁的《应该让“演讲学”获得新生》一文，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不久后，旨在提高口头表达能力的《演讲与口才》、《交际与口才》等杂志先后创刊；《实用演讲学》、《演讲艺术》、《演讲学》、《简明演讲学》、《演讲美学》、《演讲稿写作》、《演讲心理学》等演讲学专著相继问世；苏联阿普列相的《演讲艺术》、美国卡耐基的《语言的突破》、英国劳伦斯的《现代演讲艺术技巧》等外国演讲学著作也陆续引进并翻译出版。
一时间，各级演讲协会、演讲学研究会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各类学校大都把演讲与口才能力的培养，作为整个教育体系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各种演讲比赛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
与此同时，1986年左右，中国高校中刮起了一股“辩论风潮”。
那一年，亚洲大专辩论会首次举行，中国大陆也派出了参赛队伍。没想到的是，来自北京大学的马朝旭（现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一战成名，获得“最佳辩手”称号。虽然那时中央电视台没有直播该赛事，赛后也没有录播，但马朝旭还是引发了一轮“辩论热”。
1993年，这轮“辩论热潮”又因蒋昌建而再攀新高。那一年，随着参赛队伍的增加和赛事影响力的提高，亚洲大专辩论会更名为国际大专辩论会，并且由新加坡广播局与中国中央电视台联手举办。
“当时决赛的辩题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金庸做评委，复旦大学是反方。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蒋昌建，虽然他看起来有些瘦小，但口才非常好，辩论起来滔滔不绝，感染了一大批人。”潘跃如此评价道。潘跃时任中央电视台青少部编导，当时带队前往新加坡学习观摩比赛。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电视屏幕上出现的高校学生辩论，由于带有竞技性，并非常规性的学术讨论，一度让人耳目一新。辩论话题主要是社会重大课题，或者是一些重要的领域的问题，大学生从自身角度来参加辩论。”蒋昌建进一步表示，当时学校里有很多辩论赛，而且赛事组织也很简单，往往摆几张桌子就可搞定，他自己当时就是活跃在辩论场上的一名积极分子。
据蒋昌建介绍，从1990年代开始，除了高校，各行各业都举行演讲和辩论比赛，张海迪等模范人物也频繁出现在各种演讲场合。“这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思想的解放，也代表了年轻人的求知，脑力的激荡和求异的思维。”
历史中跌宕
事实上，演讲在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据了解，最早有关演讲的记载可追溯到《墨子·兼爱下》。其中写道，早在公元前21世纪，夏禹大举进攻三苗前，举行誓师大会，就曾发表过振振有辞的演讲：“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
之后到了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也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当时，文化思想一度极其活跃，社会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化，使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墨、道、法、阴阳、名、农、杂、纵横、小说这“九流十家”逐渐形成，各家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观点，或著书立说，或相互诘难，演讲活动进入了第一个繁盛阶段。
然而，当秦始皇统一天下，结束了战国纷争的局面，中国也由此进入了封建社会。封建王权高度的专制独裁，不仅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也钳制了人们表达思想的自由。
好在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演讲，并未因此而绝脉，仍然以顽强的生命力或隐或显地续存着，在政治、经济、教育、军事、外交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两千多年的漫长封建历史中，杰出的演讲家、雄辩家不乏其人：西汉的司马相如、东汉的张衡、三国的诸葛亮、晋代的陶渊明、唐代的魏征、北宋的欧阳修、南宋的朱熹，元代的耶律楚材，明代的汤显祖、清代的郑板桥??这些名家之所以能彪炳史册，除了他们事业上的突出成就之外，还得益于其非凡的口才和辩才。
直到1840年后，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许多仁人志士自觉地利用演讲这一有力武器，或主张维新改良，或倡导民主革命。这一时期，出现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和孙中山、蔡元培、章太炎、秋瑾、陈天华等一大批著名演讲家。
而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演讲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据了解，这一时期，演讲领域扩大了，演讲形式多样化了，演讲活动也由思想界、学术界普及到广大民众中间，掀起了一股群众性的演讲热潮。同时，还成立了大量的演讲社团。
其中较早的有蔡元培组织的北京大学“雄辩会”，而影响较大的则是1919年3月以邓中夏为首组织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值得一提的是，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马寅初、闻一多、朱自清等一批杰出的演讲家都是从这时先后登上舞台的。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一个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主的政治演讲派别在现代中国初露端倪。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毅、邓中夏、肖楚女、恽代英、瞿秋白、向警予、彭湃等。
他们的演讲相比之前更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革命色彩。慷慨激昂的演讲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宣传、鼓动、激励、组织群众的作用，在中国现代演讲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其中，毛泽东不仅发表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等著名的演讲，而且在演讲理论上也有相当的建树。他在演讲名篇《反对党八股》中，就演讲的思想、形式、语言、风格、方法、听众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论述。
表达也是生产力
然而，社会热潮不断翻新，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在大学校园里掀起的辩论热潮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歌手大赛、街舞比赛、篮球比赛等文体活动。
但在蒋昌建看来，这并不表示人们不再注重口才和表达的能力，口才与交际是成功路上不可或缺的一种能力。“虽然高校演讲辩论在荧屏上呈现得并不多，但作为社团活动，参与的人数仍然非常多。”
蒋昌建认为，如今的演讲更多是作为一种传播知识和文化的工具。“所以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式，例如百家讲坛。像于丹、易中天，他们不但是很好的学者和教师，也会把课堂积累的演讲经验带到百家讲坛，我觉得，他们同时也是非常好的演讲家。”
到了2000年左右，经济界涌现出更多的演讲者。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是谈企业管理的。他们其实是把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一些实践和案例的分析，通过演讲的方式，借助于影像或者视频产品等形式，做一个传播。”蒋昌建说，“其实，讲的内容是各个领域从业者自身的经历，是最基本的东西。现在，更多人需要了解的是怎么把内容表达好。”
的确，每个人都有生活的经验，都有学习的能力，也有知识的储备，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将这些很好地与他人分享。
在前《交际与口才》杂志执行主编孔明珠看来，称演讲为一门艺术，其实是指它是一种属于现实活动的实用艺术。“演讲的有声语言比一般的口语表达形式要求更高，它像文学等语言艺术一样，也要作一定的艺术加工，使之具有生动性、形象性，富有感染力和号召力。演讲者在固定的空间环境中面向广大听众演讲，能给人一种画面的感觉。此外，演讲者在以某种态势来辅助有声语言表达时，就具有一定的戏剧性和雕塑美。演讲并不是对各种艺术形式特点的简单拼凑，而是将各种艺术形式的特点有机地融合在整个演讲过程中，使演讲具有一种自然、和谐、统一的艺术美。”
蒋昌建更坦言，表达也是一种生产力。“罗永浩和新东方出来的一些人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罗永浩的演讲技巧、技能都是非常高的，他能引起广大公众关注，将演讲与产品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营商模式。”
采访的最后，蒋昌建透露，演讲等形式必将重归荧屏，但不确定是否会带动新一轮的热潮。“据我所知，2013年会推出若干个以口才表达为主题的电视节目，有些已经不只停留在策划阶段。现在电视领域的策划者也很有创意，既然能比唱，是否也能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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