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良知的请举手
有良知的请举手
报载巴黎一名52岁的妇女替19岁的女儿代考，居然被罚9000欧元，相当7.3万元人民币，并以欺诈罪被判入狱3年。女儿利蒂西亚则可能面临长达5年的禁考处分。
消息传来，网上一片哗然，细看竟然是同情这对母女的多，更多的还对这样的严惩表示困惑。
如此的网意，使我骇然，并且如掉冰窟——为什么一直以来，我们所做所想的常与国际主流相悖呢？
重罚代考，就是要杜绝代考，这和德国人逃票一次就记录终身污点的道理一样，防微杜渐，严禁国民的腐败行为腐蚀社会的肌体、国家的肌体。
这样的人民才能在关键时刻，拮抗任何内忧与外患。
反之，一个对弄虚作假、坑蒙拐骗无所谓的社会，你能期望它追求真善美，并且在“尖峰时刻”，为国为民爆发出巨大的正能量吗？
连子孙都不顾了，只要当下——本期封面报道的调查显示，太多地方的农民，已经“守着地必须买粮吃，抱着井必须买水喝，望着天却不敢深呼吸”！国家海洋局报告称，2012年仅仅珠江流向南海的重金属，就超过3700吨！
这是不是一幅“炼狱难民图”？如果是，那是谁的责任？又由谁来承担责任？！所幸曙光初现。日前，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
这是一件大事。最关键的部分，这次是“大修”，披露的信息显示，对排污排毒的处罚力度将是前所未有的严厉。
凡有良知并且还念及子孙的中国人一定森林一样地举起赞成的手——
唯霹雳手段，方显菩萨心肠！ （主笔 胡展奋）
广东贵屿电子垃圾拆解业调查： 毒已成殇
一进入贵屿，一股强烈的焦臭味便扑鼻而来，逼得人透不过气来。作为初来乍到者，记者简直无法正常呼吸。小镇里几乎家家户户的一楼客堂间都改造成了工场，向外冒着青灰的烟尘。屋里屋外成堆成堆的蛇皮袋，装着废旧电脑配件、手机电路板。这天下着中雨，雨势不大，时断时续。雨水从露天的蛇皮袋中渗漏出来，使得污染直接渗入土地。
记者｜姜浩峰
广东，揭阳潮汕机场。飞机缓缓下降，透过舷窗，记者看到了一条昏黄灰黑浑浊交融的大河。这就是榕江，连接着揭阳与汕头。
粤东，曾经的鱼米之乡，好鱼好米造就了闻名全国的潮汕美食：爽滑的肠粉、弹牙的鱼丸??还有那诱人的水果：荔枝、龙眼、元宵柚??如今，无数鱼塘稻田已被这灰黑色的河水浸污，毒米毒鱼使得潮汕本地人都不爱吃当地食物了。
眼前的榕江，其实并不是潮汕污染最严重的水域。6月23日，《新民周刊》记者下飞机后，经普宁市麒麟镇、汕头市潮阳区谷饶镇，到达同属潮阳区的贵屿镇。这三个镇共同的母亲河——练江的水色已不能用浑浊来形容了。行走在练江两岸，记者看到有些河段黑得发紫，有些河段灰白如烟。麒麟镇的垃圾焚烧，谷饶镇的纺织工业，以及以电子垃圾拆解闻名的贵屿镇，每天都在加深着练江的污染。
毒已成殇。
黑色小镇
2006年春节期间，《人民日报》如此报道贵屿：“路上车水马龙，小楼鳞次栉比，村容整洁，空气清新。春节刚过，走进全国最大的废旧电子电器拆解基地——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贵屿镇，首先看到的是这种景象。”
2013年初夏，当《新民周刊》一进入贵屿，一股强烈的焦臭味便扑鼻而来，逼得人透不过气来。作为初来乍到者，记者简直无法正常呼吸。
小镇里几乎每一幢三层小楼都是一样的布局——大门上端挂着潮汕人家特有的金字招牌，二楼三楼是住家，一楼客堂间则是工场，向外冒着青灰的烟尘。屋里屋外成堆成堆的蛇皮袋，装着废旧电脑配件、手机电路板。这天下着中雨，雨势不大，时断时续。雨水从露天的蛇皮袋中渗漏出来，使得污染直接渗入土地。
记者走入贵屿镇西南边后望村一户人家。这家堂屋内有五个人在火炉边忙活着，其中两个是七八岁的孩子，欢快地一边摸爬滚打，一边听大人使唤帮忙传递废弃的电子线路板。无论大人小孩，都短衣短衫，徒手劳作。这情景，在镇上，记者所见的所有敞着门的人家，户户如此。
贵屿镇政府大院看起来并不起眼，一条小河流经此处，河水已看不见本来颜色，像是新丢的塑料袋饭盒等生活垃圾浮在水面上。巨大的榕树整齐成排立在河岸，却也被成堆的电子垃圾围拢着，榕树的气根显出焦黑的色泽，如同无数惊叹号无奈地挂在树梢。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走进贵屿镇政府的四层小楼，仿佛穿越一般，木窗木门，有几间办公室还悬挂着泛黄的毛主席画像。大多数办公室是前后两进的格局，里面半间，放着陈旧的木床，支着蚊帐。因为镇上的公务员许多家住潮阳或者汕头市区，有时候必须在此委屈一夜。
“环境关系你我他，千村整治靠大家”，镇党政办的墙上，挂着这样的标语，以及“千村整治”前后对比的照片。从图中，可以看出治理前没有河堤的径流，污水漫延上岸，垃圾遍地；治理后，一条条小河有了堤岸，虽然河水墨黑，却也有序了些。但其实，据记者调查，许多河道清理完不足一天，又会扔满垃圾。爱干净的潮汕人这是怎么了？爱茶人都知道，潮汕人喝茶习惯是喝一杯茶洗一次杯子接着再喝第二杯。党政办外屋的墙上，挂着一幅泛黄的国画《溪山访友图》，图上的青山绿水，只能在梦里寻他千百度了。
贵屿镇党委委员欧伟明告诉《新民周刊》：“历史上，贵屿镇内涝严重，农业经常失收，大部分农民为养家糊口，以上门收购鸭毛、猪骨以及废旧铜、锡、铁等为生。后来逐步形成以收购废旧电子电器、废旧塑料和废旧五金为主的废旧回收拆解加工利用产业，在1990年代中后期达到高峰，成为全国起步较早、规模较大的废旧回收拆解加工集散地。贵屿镇总面积52平方公里，人口15.2万，下辖27个村或居委会；目前从事废旧回收拆解加工的村有21个，从业人员达6万人！”电子垃圾拆废回收，成为当地主要产业和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新民周刊》记者在一些拆解作坊门口询价，人们大都“老板，老板”极其热情地招呼。记者和他们聊起拆解业造成的环境污染，从业者大都只是笑笑，并强调自己从事的行业只是味道难闻。“其实没有那么毒。”一位已在贵屿拆解了电子垃圾5年的河南籍工人说：“我们拆电子元件的工艺是原始了点，但是污染不大。”
当一车一车的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全球各地的电子垃圾从深圳、广州口岸登陆，辗转来到贵屿，另一个问题凸显在眼前——“贵屿不入‘虎穴’，谁入‘虎穴’？贵屿不‘污染’，谁来承接这样的‘污染’？”
1990年代，发端于贵屿的拆解电子废物产业蔓延到周边市县。“严厉打击电子废物拆解等一切破坏环境的行为！”记者途经普宁市麒麟镇，道路两旁不时能看到麒麟镇人民政府的宣传牌，不锈钢制作，蓝底白字，如同稻草人般矗立着。但就在宣传牌边不出5米，露天拆解焚烧照样热火朝天不管不顾。浓烟起处，只穿着家常短衣短裤的妇女们干劲十足，没人戴口罩，也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唯有姚厝围村一处田边，大约50米见方，既不见焚烧，也不见垃圾倾倒，自然也没有政府树起的不锈钢“稻草人”，显得闹中取静。记者凑近一看，空地中央竖着一块及膝高的小木牌，上书红底白字写着：“太公某某圣位，严禁焚烧垃圾，否则必遭应！”看来，这里的不少大活人，怕的是后世报应却不管现世报应，直接在自家院落甚至厅堂里焚烧电子垃圾，以炼出贵金属，换取不菲的报酬，真是要钱不要命。藉此产业，家家户户盖起了外墙瓷砖贴面的三层小楼。“孝德楼”、“德承楼”、“勤丰楼”??每家的小楼都起了一个吉祥的名字，打成金字招牌般高悬门楣。
以命换钱
《新民周刊》了解到，许多贵屿本地人依靠电子垃圾拆解发家致富后，已经到潮阳或者汕头长住，只偶尔回村回老家管管产业。安徽阜阳人“张胖子”，在汕头地区跑运输快20年了。他告诉《新民周刊》，在贵屿打工进行电子垃圾拆解，月收入可达五六千元，比在汕头市内一般打工者高一倍左右。打工方式是“东家做做，西家做做”，以短工为主，自由得很，来钱就干。打工者以安徽人、四川人、河南人居多。“张胖子”的老乡十多年前凑了几万块钱到贵屿，主要从事拆解二极管进行二次利用，也从进口电子垃圾中炼白金，炼黄金，炼铜，如今已有上千万身家。
据媒体透露，1吨随意搜集的电子板卡，可分离出130公斤铜、0.5公斤黄金、58公斤汞、24.6公斤铬、340公斤砷，都是值钱货，当然，汞、铬、砷都是有毒重金属。
出租车司机付来利曾经拉过一个客人。“从深圳华强北直接到贵屿来，就为了买一些拆解下来的二手手机配件。”
欧伟明曾经组织过大丰医院,潮阳区人民医院的五官科、内科、外科，到贵屿镇为群众义诊。汕头市政协农工民主党成员也曾组织义诊到贵屿。然而，只要没有明显症状出现，人们对诊疗未必提得起兴趣。
6月24日，潮阳区自来水公司副总姚秋桂则向记者表示：“潮阳属于缺水型地区，必须高价向汕头老城区买水，以千方百计保证自来水供应。”令人悲哀的是，姚秋桂说这话时，正值潮阳大雨哗哗。《汕头都市报》5月6日的报道则称，今年4月，潮阳是汕头市降水最多的地区，降水量达333.6毫米，与常年同期相比显著偏多95.4％。即便如此，缺水型城市潮阳区，仍不得不向汕头买水。据记者目测，潮阳在汕头的取水口韩江，比练江大多数河段窄，仅10米左右。
从地理上说，贵屿镇位处练江上游。贵屿之殇，就是整条练江之殇。张胖子当年刚来汕头时，曾在和平桥东头的入海口见到海豚跃出水面，现在他说：“连条泥鳅都没有！”
“在汕头市第三人民医院，我亲眼见过一对来自贵屿的本地人夫妻。他们双双得了肝癌，赶来看病，还赶着回贵屿。因为家里还有小孩。我就想，还回去干嘛？可人家家庭作坊，一年的收入是50万元左右，哪里放得下生意？”根据“张胖子”的说法，贵屿本地得肝癌和白血病的比例较高。
《新民周刊》记者从汕头大学医学院分析细胞学实验室获悉，早在2006年7月至9月，他们的一项实验——检测贵屿电子垃圾污染区新生儿胎盘镉含量及胎盘金属硫蛋白，就已得出贵屿新生儿体内重金属超标的结果。
实验选取贵屿当地医院妇产科2006年7月至9月出生的足月健康新生儿胎盘100例为实验组，纳入研究的产妇为贵屿镇当地居民，妊娠期间在贵屿居住。结果显示，实验组新生儿每克胎盘镉水平的平均值为0.17微克，并且体内含铬水平高低落差极大，达到正负0.48微克。汕头大学医学院霍霞教授认为：“相关分析表明产妇在贵屿居住时间、产妇妊娠期间在贵屿居住时间、产妇怀孕期间在公路附近活动时间是影响胎盘镉水平的主要因素。贵屿部分新生儿处于高镉负荷状态，贵屿当地环境和从事电子垃圾作业是影响当地新生儿高镉负荷的危险因素。”
汕头大学医学院的另一项研究表明，电子垃圾拆解区新生儿脐带血铬水平达到每升303.38微克，而潮阳城区新生儿的这项指标是每升20.30微克。霍霞认为：“铬污染可能对当地新生儿的健康构成威胁。”
汕头大学医学院刘俊晓的硕士论文《电子垃圾拆解区儿童重金属暴露及气质评估》显示，2008年其通过检测贵屿85名3-6岁儿童的血铅水平和智力水平，“结果显示贵屿儿童血铅水平明显高于邻镇陈店，并且贵屿3-4岁年龄段儿童智力水平明显低于邻镇陈店。”
今年5月，央视又一次报道称——“贵屿镇某幼儿园园长表示，从2006年开始到2009年就有五六百名铅中毒儿童，体检结果显示90%以上的孩子血铅超标。”
被漠视的
“怎么数字又有变化？怎么又不装了？”欧伟明接到某村一个电话，显得很气愤。6月25日，是贵屿全镇各村上报集气罩安装情况的最后一天。欧伟明告诉《新民周刊》：“今天还不上报的，就要全部取缔。”贵屿镇的《综合整治情况》显示，镇上要“全面推行拆解单位配备集气罩及活性炭吸附处理措施等废气污染防治设施，全镇需落实安装集气罩的电路烤板、塑料切料共515家，已完成496家。”
并不是每家都愿意安装集气罩。一台集气罩的价格是1.8万元，许多家庭作坊不愿意掏这笔钱。
更值得忧虑的是，潮阳区委负责分管环境保护工作的常委姚佐雄曾向《南方日报》坦承，“目前的整改措施仍然存在监管漏洞，而且是治标不治本。目前贵屿镇既没有专门的危险废物处理厂和废气处理中心，也没有垃圾填埋场、污水处理厂等市政基础设施，即使采用集气罩、硬底化等措施，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最后还是直接排放。”
记者手头一份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调研报告显示，北港河东西向贵屿镇境内河段、北港河靠近贵屿镇边界河段中上游、练江内溪冲沟出口处河段以及练江下游水渠出口处河段，均因为酸洗等因素而导致水体和底泥中重金属含量较高，均成为重污染河段。河水浸润了农田。贵屿的新乡、联堤、北林、新厝、后望、湄洲、凤新、凤港等村，更是沦为土壤重污染区。
镇政府食堂从不在贵屿本地采购，而是从土壤环境尚不错的南径镇采购蔬菜和鱼肉。贵屿镇上的饭店，大都生意清淡。“政府的人不来吃，有钱人不在这儿住了，也不来吃。所以能开得下去的饭店，只能招待我们打工仔。”一位在小店吃着猪肉蒸面的河南口音小伙说。饭店老板夫妇倒是潮汕口音，膝下两个男孩，也整日里不得不呼吸着毒空气。对于电子拆废行业，老板娘愤愤然：“政府力劝他们也无效，要钱不要命，贻害下一代，害得我们也没生意。”
“杏仁露润肺，玉米汁祛湿，先生请问你需要哪样？还有补的??”从贵屿一路驱车到达潮南的饭店里，一落座，饭店的小妹如此推介。我心下暗想：“还补？他那河水黑得发亮，空气臭得发苦，竟然还不忘食补？”潮汕，东晋时期就有华夏先民南迁于此，好山好水，好谷好稻，养育了一代代的潮汕人，诞生了走向世界的潮汕文化。华人巨富李嘉诚就是潮州人，然而据说他已很久没在汕头特别是潮南投资了。
张胖子告诉记者：“其实贵屿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我老乡就在贵屿租田种地。汕头一带一亩地的年租金总要上千元，贵屿只要五六百元，大概就是因为这边的地有毒才便宜。别看贵屿不是人呆的地方，那里的西瓜，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重金属有毒的原因，特别大，特别圆，长得又快又好。”这样的西瓜，和贵屿其他作物一样，本地人是不吃的。
贵屿的农产品销往何处？镇上人有点讳莫如深，只说：“全国各地，谁知道什么地方？”
关不掉的
5月9日，广东省环保厅、省监察厅在广州联合召开2013年全省重点环境问题挂牌督办工作新闻通报会, “汕头市贵屿镇电子废物污染综合整治”连续第二年被列入“十大省级挂牌督办重点环境问题”。
镇里所有的公务员都会说：“比以前好多了。”哪怕他们说此话时，焦臭的空气仍旧在刺激着鼻腔。
贵屿镇文化服务中心的小张，家在海门镇，通勤距离数十公里。从南海舰队退役后，小张来到贵屿做公务员，并经常因加班留宿贵屿，有时周一到周五都长住于此。小张说：“从前，贵屿镇上的味道比现在呛人多了，特别是酸洗的味道，弥散到空气里，让人喉咙口咸得发苦。”如今，酸洗产生的酸咸苦味，已经基本从空气中去除，只留下塑料焚烧金属烧熔产生的焦臭，那是“烧板”高炉依旧在运作的“功效”。
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6月14日报道称，“贵屿的环境问题已引起了国家和省的高度关注。去年3月16日，国家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在广州约谈朱小丹省长，核心话题就是贵屿的电子废物污染；12天后，省环保厅和监察厅宣布，对贵屿镇电子废物污染问题实施挂牌督办。高压之下，潮阳区从去年3月至今先后召开了4次动员大会，强力推进贵屿环境整治。截至今年6月，贵屿已捣毁酸洗加工场52宗、拆除焚烧电路板高炉6条，查获非法酸液60吨，刑拘责任人11名，其中5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贵屿镇党委委员欧伟明向《新民周刊》表示：“酸洗加工厂已经全部取缔。”
即便酸洗加工厂一夕取缔，其留下的祸患，却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去除。空气依旧够呛，河流与土壤的污染更难根除。贵屿镇内的北港河是练江支流，曾是大批非法酸洗加工厂的聚集地，酸液直排河道。当地村民说，以前端午节的时候，大家还能在北港河扒龙舟，现在走到河边都感到恶心。根据镇上的说法：“2006年以来，潮阳区、贵屿镇两级已投入5500万元，清理疏浚河道21.3公里，清除污染杂物垃圾12.4万立方米。”目前，镇上也在抓紧启动北港河排沟底泥环境修复示范工程，称是“确保年底前完成此项工作”。然而，即使从当下做起，也不知何时能恢复最初在河边种植榕树时的模样。
《新民周刊》记者在贵屿镇党政办看到一份名单，是下属一个村上报的“保留电子垃圾拆解生产能力企业”名单。记者粗略看一眼，每户保留的年生产能力有17吨，有15吨。
根据贵屿镇提供给记者的《综合整治情况》，“已核实拆解单位5169家，其中列入整改3026家，列入取缔2141家。已完成整改3006家，已取缔2143家，总体改进度99.61%。其中，通过环评2524家，办理工商登记1332家，办理税务登记1155家”。
如果以列入整改的3026家为基数，保守估计以每家保留生产能力15吨算，贵屿暂时仍将保留电子垃圾拆解家庭作坊，处理能力每年近5万吨。6月5日，在汕头市环保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该局局长黄腾远称，环保部门正在对贵屿电子垃圾处理“进行全面整治，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一个长期过程”。
贵屿镇新成立的环保执法队，仅有15人。执法队号称“发现了本该整改的作坊，没有安装集气罩的，立即取缔。如果生产部分有火炉的，火炉立即拆掉。如果不拆不整改，也可以通知南方电网，立即停电。”虽说镇上执法态度坚决，可是以这15人来面对几千家作坊，怎么可能应付得过来呢？
这些工业用电接到住户家中，本就是私拉黑电黑户，可目前镇里根本没有能力一刀切。另一方面，在姚佐雄看来，一刀切电，等于一刀切了群众生计。
最近媒体还接到曝料称，“有不法分子专门从贵屿的小作坊收购拆解后的电路板，转运到澄海、揭阳、饶平等地再偷偷进行‘酸洗’或者‘烧板’。”
贵屿未来
去年12月以来，潮阳区的领导班子成员，每一个副区长、每一个区委常委带领一个工作组，到贵屿相关村蹲点。
“取缔酸洗企业，可以说是贵屿环境整治初见成效。可难啃的骨头还是在后面啊。”一位家住潮阳区的国企人士向记者摊牌，“政府管企业，是最容易的。可接下来，如何去管那些家庭作坊？”
《新民周刊》了解到，有一任贵屿国税局长由于常年收不上税，愁得要死——家庭作坊根本没工商执照。“你让他纳税？他以为你在跟他说故事。”一位公务员如此说。由于污染严重，造成贵屿本地没有像样的宾馆、饭店等第三产业，国税地税都是无法保证的。这也就难怪贵屿镇政府建筑都颇有点年久失修的样子了。后来，该任国税局长调到海门镇任职，他感慨地说：“终于解脱了。”
企业可以设法约束。而服从金钱利益指使的散户，道德施压与经济制裁皆不可能。
潮阳区委负责分管环境保护工作的常委姚佐雄最近曾透露，“电子废物拆解是贵屿大多数群众维持生计的手段，一刀切关闭所有作坊并不现实，而且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循环经济，也符合国家和省的有关政策。潮阳区近期内主要是严格取缔酸洗、烧板等野蛮拆解行为，同时督促污染比较轻微的作坊实施整改。整改内容主要有三个：一是场地硬底化避免废水污染土壤；二是安装集气罩收集废气；三是给工人配备口罩、手套等设备。整改合格者，政府将为其办理临时的环保许可，补办工商与税务登记。”
从相关网站可以查询到，早在2005年，贵屿就被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列入全国首批废旧家电回收利用循环经济试点单位。2010年8月，广东省发改委又把贵屿镇废旧电器综合利用产业示范园列入当年省重点项目。当年12月，贵屿循环经济产业园在华美村举行了奠基仪式，仅仅一个月后，省经信委将园区认定为“广东省第一批省市共建循环经济产业基地”。
贵屿传统上是农业区，本没有多少工业用地。要建循环经济产业园，就要先更改土地性质，而这需要国土资源部批准。据记者了解，产业园首期500亩土地，2012年上半年才完成手续；二期1700亩，则是最近才办好。但是土地的“招拍挂”还未进行，项目自然仍未启动。
记者在“就业在线”网站上查询到贵屿国家循环经济产业园的招聘启事。称“园区将引进国美集团、TCL集团、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中国五矿等大型先进企业投资合作，发展前景广阔。至目前完成了产业园的试点审批、园区规划、环评审批，园区一期2500亩已进入项目建设阶段。”可目前来说，几无应征者。“哪个大学生愿意大老远跑这里来吸毒气啊？”
园区管委会成立经年，本地没什么作坊愿意去，位于华美村的园区内空空荡荡。园区内仅有一个家电整机集中拆解项目的厂房已经竣工，但这唯一一家企业并没有其他项目入驻，各类环保设施的建设也都没有启动，场地上到处都是碎石、杂草和池塘。两年前留下的奠基石，已被一片沼泽所包围，只有水鸟和水牛在其中栖息。而在TCL集中拆解项目的厂房外，更有一大片灌满了水的洼地，被附近村民当成了养鹅场。
镉：舌尖上的另一个中国
镉，岂止在大米。由于中国的环保受制于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影响，辖区与辖区间各打各的算盘，因此很难形成联动。治污等于将污染物送出辖区的思维与做法依然普遍存在。国家海洋局报告称，2012年经珠江流向南海的重金属超过3700吨。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珠江。裹挟着重金属的污水经由珠江汇入南海，经由长江汇入东海，经由黄河进入渤海??生蚝、牡蛎、黄鱼??这些美味的海产品终将在我们餐桌上“重金奉还”。
首席记者｜杨 江
对被贴上了“镉米”标签的湖南大米赶尽杀绝，并未能彻底消除广东人舌尖上的恐慌，因为“镉大米”重重迷雾尚未解开，“镉蔬菜”的传闻又得到了广东省农业厅相关官员的证实。
这条消息怎能不令人忧心忡忡？广东历经数十年的工业繁荣过后，砷、镉、铜、汞等制造业用重金属的扩散已经成为了一个地区性的问题，根据近年来对广东省内东莞、从化、番禺等9个蔬菜种植中心区域的大田蔬菜检测结果，蔬菜重金属超标率高达10%至20%，一些蔬菜中还发现了铅、铬、锌、镍等元素残留，这些重金属在人体内日积月累会导致器官及神经损伤，甚至引发癌症。
爆发于今年3月的“镉大米”风波，至5月发酵成一起全国关注的公共事件。但实际上，根据目前的消息，至少10年前，湘粤两地的粮食系统对湖南大米镉超标问题很可能就都已知晓，只不过出于区域政治尤其是经济利益的考虑，并未通晓公众。直至2009年，深圳粮食集团退回了万吨来自包括中储粮湘潭直属库、常德直属库、长沙直属库在内的多个直属库的镉超标大米，湘粤两地粮食系统围绕“镉大米”的矛盾才开始激化。
耐人寻味的是，此事直至2013年3月因为媒体的曝光才被世人知晓，湘粤两地各执一词，深粮集团的解释是“为人民健康高度负责”，中储粮内部人士却指责深粮集团“捅破天机”的初衷并不如此高尚，而是“为追逐利益使用的手段”。
两地粮食系统之间的这场口水仗中，公众最为关心的“湖南镉大米始于何时”、“镉米去向”、“镉污染源”以及“镉米危害”等核心问题至今未能得到明确解答。
值得注意的是，“镉大米”、“镉蔬菜”并非湘粤两地的地区性问题，它不过是中国土地重金属污染的一个局部写照。
镉源成谜
6月中旬，《新民周刊》走访深圳、广州等地市场时发现，市场恐慌情绪不减，湘米几乎绝迹，人们转为采购东北大米，甚至是来自泰国、日本的进口大米，深圳坊间开玩笑，镉米风波增加了港人在深圳包“二奶”的成本，因为标配中多了一条“香港大米”。而在这场“镉米”风波发生前，广东月均消耗湘米高达3万吨。
弃食湘米直接让这场风暴的另一个中心——湖南——被焦虑笼罩，因为大米滞销，素有湖南米市晴雨表之称的益阳市兰溪米市再不见往日的繁荣，绝大多数米厂停产，企业主损失惨重，守着堆积如山的稻谷以及日益累计的民间借贷利息一筹莫展。
在湖南省四大产粮县之一的株洲市攸县，惨淡大致相同，37家大米加工企业有35家停产，稻谷堆在仓库里任由麻雀叼食。
攸县是这次“镉米”的重灾区，米贱伤农，来自当地农户的反馈是，种粮大户们已经心灰意冷，一些人开始弃种水稻。
湖南省是我国最大的水稻主产区，该省2012年的水稻产量是2631万吨，占我国水稻产量的12.9%。“镉米”危机得不到妥善处置，不仅给当地的农业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也直接冲击中国整体的粮食安全。
关于大米中镉的污染来源，目前湘粤两地的专家基本认为与江河灌溉污染、化肥污染及通过大气沉降导致土壤污染这三种类型有关。但有意思的是两省专家在主因认定上却持有严重分歧。
以童潜明为代表的湖南省的专家多认为耕地重金属污染与农民施肥过度有关，农民大量施用氮肥、磷肥、钾肥，带入重金属镉，并导致土壤酸性飙升。湖南省有专家认为，基于此因，湖南省耕地土壤pH值已由上世纪80年代的6.5下降至6.0,该省30年的土壤酸化程度相当于自然状态下300年的酸化程度。土壤酸化导致的后果是土壤里的重金属活性增强。不过，这一观点受到了广东省内专家的反驳，因为全世界都在使用肥料，并未见到洋米镉超标。
包括攸县等产粮县的官员们也多有将污染原因指向过度施肥，舆论认为这是避重就轻。就连攸县本地的农民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都认为污染源头来自湘江流域的污水灌溉。
湘江已成我国江河重金属污染的典型，聚集了湖南省60%的人口，贡献着70%的GDP，却也承载着60%以上的污染。以攸县为例，尽管当地政府称米厂附近10公里没有污染源，但本刊记者翻阅当地政府的公开资料仍然可以查到，作为中国100个重点产煤大县之一的攸县，重金属生产企业众多，规模普遍偏小，污染相对严重，而其主要水源酒埠江最终汇入湘江，因此被列为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重点地区。
2012年攸县政府提出污染综合治理方案也验证了这一点，该方案明确“到2015年全县重金属排放量在2010年基础上削减20%”，“投入2000万元资金，关闭24家污染严重的重金属企业”。
用于农田灌溉的江河重金污染问题其实已是不争的事实。再以攸县所处的株洲为例，该市是我国著名的重工业城市，亚洲最大的有色金属冶炼基地。2013年6月28日，耗资2亿元的株洲市重点项目之一的霞湾港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工程竣工。当地政府通报，该项目清除了霞湾港底泥中“含镉4.564吨、铅114.6吨、汞0.67吨、砷6.141吨”。
霞湾港的重金属污染来源就是株洲市清水塘工业区超标排放的工业三废，而这些有毒有害残留最终都通过霞湾港排入湘江，累积沉积跨度逾60年。
受污染的湘江水系最终又被引入沿线的农田灌溉，其实对此，湖南省的官员、专家们早已心知肚明，童潜明早在2009年，就已经给省委省政府致函呼吁就湘米是否镉超标进行讨论。但令人遗憾的是，领导的批示多是“防止炒作”。
2012年2月，湖南省启动了“稻米镉污染消除及快速检测技术与装备研究”。这项计划为期三年，但未等到结束，镉米危机就爆发了。
在“镉米”风波爆发初期，湖南省的官员们表现还显得闪烁其词，因为他们更为担心的会否影响到该省的粮食销售与生产。
不过，危机最终还是加快了当地对镉污染现状摸家底的步伐。湖南省农业厅已经对全省各地的农村土壤进行了样品采集，其中攸县291个样品。但由于涉及区域过大，检测样品可能多达上万，最终结果仍需漫长的等待。
这让攸县在内的农业主管部门以及农民们很焦虑，因为搞不清楚污染源、污染程度与分布，接下来的工作就不知从何着手。
在这场危机中，湖南依然深陷被动。
标准之争
值得公众注意的一个动向是，尽管目前对镉污染来源持有分歧，但中国学界，包括湘粤两省外的一些专家都达成了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在向中国卫生部对大米中镉含量的标准发起冲击。依据中国卫生部的相关规定，大米中镉含量不能超过0.2毫克/千克，但湘粤两省的专家们都认为这一规定比日美发达国家要定得严格，比如日本大米镉超标标准之前定为1.0毫克/千克，联合国粮品准则委员会的规定是0.4毫克/千克。
在广东省公布的湖南镉超标大米清单中，多数米厂的米镉含量均在0.4毫克/千克以下。如果按照联合国标准，这些大米便是合格。因此专家们认为中国的标准过于严苛，“不合理”，导致“镉大米”的危害被放大，导致公众恐慌。
湖南省粮食系统的官员甚至直言不讳，称国家层面可能在今后会考虑提高大米中镉含量的检测标准，与联合国相关标准接轨，不然湖南粮食安全会成为大问题。
必须警惕的是，中国历年来的环保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曾多次出现过受制于地区政治博弈最终妥协低调处置的情况。国际标准凡是对“我”不利的，统统用“中国特殊国情”来规避，国际标准凡是对“我”有利的，统统用“国际惯例”来套用，地方政府联合专家的这种危机公关手段也并不生疏。
大米中镉含量标准不是不可以讨论，甚至不是不可以向“国际惯例”靠拢，但其前提条件必须是基于对科学的充分尊重，基于对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高度负责，而非出于政治需要与经济需求。
到底多糟？
被公众忽略掉的一个重要细节是，南方市场出现的镉米来源还有江西。在江西鹰潭，江铜集团贵溪冶炼厂这个江西省GDP贡献大户的周围，耕地10年前已不能种植水稻。陈家村——贵冶附近一个不足700人的村庄，1985年贵溪冶炼厂设厂后，该村的土质每况愈下，水稻的产量越来越少，直到10年前，颗粒无收，鹰潭市环保部门请来专家调研，确定是土壤重金属污染不能种植水稻。陈家村的村民如今盼望着搬离，因为他们村癌症死亡人数不断增加，村民们怀疑是重金属污染所致，但他们要求做血镉检测却遭到了阻挠。
在粗放式的工业化进程过程中，耕地受到重金属污染，由此带来的生态危机绝非湖南、江西、广东特有。
江苏地质调查研究院曾承担《长江三角洲典型地面沉降区水土污染监测与防治技术研发与示范》课题。研究人员介绍，离太湖不远处有一乡镇企业聚集地，多家企业直接将排污口对准附近河道，导致一条河流中河泥的镉含量高达1500毫克/千克，而使用该河水灌溉的稻田中，土壤镉含量一般在2.5毫克/千克左右，是当地正常耕地土壤镉含量的10倍。同时，该地所产稻米也比正常稻米的镉含量至少高出2倍。最终，这条河流附近出现了上百亩的“镉米”产地。
这种不合理的排污行为导致局部土地重金属污染，在苏锡常乃至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都有一定代表性。项目组的检测数据显示，自2004年以来，苏锡常地区局部地区土壤中的镉、汞等重金属污染范围在逐步扩展，有连点成面的趋势。
6月25日是第23个“全国土地日”，环境保护部提供的《中国土壤环境保护政策》显示，中国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严重，在重污染企业或工业密集区、工矿开采区及周边地区、城市和城郊地区已经出现了土壤重污染区和高风险区。《土壤报告》显示，在各类环境要素中，土壤是污染物的最终受体，大量水、气污染陆续转化为土壤污染，损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如今，人们对新近宣布的“人类污染图”充满期待——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宣布将联手绘制我国土壤污染图，重点调查土壤重金属元素污染，建立涵盖81个化学指标(含78种元素)的地球化学基准网。
治理之困
2011年，国务院批复了《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国家确定的第一类重金属防控对象是以铅、汞、镉、铬和类金属砷等污染严重的重金属元素为主；第二类防控对象是铊、锰、铋、镍、锌、锡、铜、钼等。国家还确定了五大重点防控行业，分别为节能有色金属矿（含伴生矿）采选业、有色金属冶炼业、含铅蓄电池业、皮革及其制品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同年，国务院批复《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根据最新的数据，湘江流域工矿企业2008年为1600多家，至2012年已经淘汰关闭了675家，5种重金属排放量总和减少30%以上。
但治理工作的进一步推动却面临着不小的挑战，表面上看，剩下来的这些企业都有合法的工商、税务、环保排污登记无可争议，因此硬骨头很难啃，实则这些企业多是当地的财政贡献大户，在招商引资如火如荼的当下，要官员们出于环保的需要，主动抑制住自身的GDP政绩冲动显然有些一厢情愿。对株洲市这样的重工城市、污染大户而言，还存在对辖区内央企力量难以抗衡的局面。
湖南省治理湘江的重金属污染，涉及湖南省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难度可想而知。
根据《全国土壤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期间，用于全国污染土壤修复的中央财政资金将达300亿元，包括受污染农田、城市“棕色地块”及工矿区污染场地。
包括湖南省、江西省在内，各个地方政府都盯着中央财政的口袋，各省意图不言而喻。问题是，即便按照1.5亿亩这个早几年公布的受污染土地数据测算，中国的重金属污染土地修复计划也将耗资惊人，可能高达上万亿元。3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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