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减负，真的没招了？
我为什么不赞成“快乐教育”
有条件的中国父母，包括我的一些同学朋友，纷纷在越来越小的年龄上把孩子们送出国门，去接受美式的“快乐教育”。
多年在美国的教学经历和在美国出生的孩子们的上学经历，不能不让我对“快乐教育” 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首先，“快乐教育”并不一定能教育出快乐的人。 据《华尔街日报》（2012年6月29日）报道， 大约400万美国青少年正在服用抗抑郁病症药物，而且人数呈不断上升趋势。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我看来，是因为“快乐教育”降低了孩子们对困难和挫折的承受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快乐教育”给了孩子们过多的没有根据的自信。然而，现实却并非总是玫瑰色的。
当然，因“快乐教育”而抑郁的毕竟是少数。然而更重要的是，从接受“快乐教育”的学生的学术表现看，“快乐教育”也并不成功。自从“快乐教育”的理念从60年代末兴起并逐渐成为美国教育的主流理念，美国中小学生的数学和科学表现就不断下降。对于并非天才的孩子们来说，经历一些相对枯燥的练习对于他们基本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在数学和科学方面基本能力的培养还是很有裨益的。
有意思的是，正当美国的政府官员，教育工作者以及企业家们痛心疾首于“快乐教育”的弊端，呼吁更多作业，更多测试，更严标准时，中国正在准备取消小学低年级的回家作业。诚然，我不赞成填鸭式的教育和题海战式的苦练，但是中国的教育也绝非一无是处。比方说， 北大清华已是美国理工类博士的最大本科来源学校，来自中国的软件工程师和生命科学家遍布硅谷和各大生物医药实验室。相反，在失业率高企的美国，大量的与数学和科学相关的空缺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乔布斯把苹果的组装外包给了富士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美国难以找到大量的能在装配线上监控生产的工程师。
理性地来看，美国的教育方式善于挖掘孩子的创造力，适合天才的脱颖而出；但是普通的孩子往往缺乏足够的基本技能训练。这被经济学家公认为是造成美国社会收入差距扩大，制造业外流和中产阶级弱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的现有教育方式在基本技能训练上做得不错，但却抑制了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让多数孩子感到痛苦。 同时这也造成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艰难。所以改革中国的现有教育方式势在必行，但是美式的“快乐教育”并非是理想的方向。
我不赞成一味的“在快乐中受教育”，但却十分拥护“从教育中得到快乐”。我觉得我们可以借鉴中国先人的三点智慧。
第一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要让孩子从知识中体会到乐趣。学习的过程不一定是完全轻松快乐的，但结果是带给孩子知识的快乐。知识的快乐是伴随人类好奇心的与生俱来的天性。
第二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让孩子读各种各样的书，体验到真实的生活，并热爱生活，尽管真实的生活并不都是那么美好。
第三是“耕读传家”，培养孩子独立生活，热爱劳动的性格。
陈宇新（作者为上海纽约大学杰出全球商学讲座教授）
减负，真的没招了？
记者｜黄 祺 实习生｜谢璨灿
“戒烟最容易，我已经戒了好多次了。”如果把“减负”替换进刚才的这句笑话，歪逻辑依然成立：“减负最容易，我们已经减了好多年了。”
每年9月开学季，所有人都知道，又要谈“减负”了。今年最引人瞩目的“减负”消息有两条。9月8日，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在自己的微博上呼吁：“取消小学英语课，取缔社会少儿英语班，解放孩子，救救汉语！”即便已经不在教育部门工作，王旭明的言论还是引起了媒体的广泛报道，显然，他的话得到不少人的认同。
后一条新闻可以用“跌宕起伏”来形容，国家教育部就新的小学生减负规定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一条看起来“大快人心”的规定——小学一至三年级不布置书面作业，竟然遭到最多的反对。
两条新闻反映出中国社会对“减负”、对教育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快乐，但面对社会竞争，我们又不得不要求孩子们接受更多的训练，以便有能力去应付这个现实的社会。
教育是与社会环境联系最为紧密的领域，因此，任何脱离社会需要来批评教育的意见，都不可取。如果用更加客观的眼光看待今日的教育，中国的教育方式真的那么差吗？这些年“减负”减到点子上了吗？中国教育弊病只是教育的问题吗？毫无负担的教育真的是好的教育吗？
作业困境
距离国庆长假结束还有两天，初一学生晓禹（化名）开始有些心事重重——老师布置的假期作业只做完三分之一，还有6张试卷等着他完成。如果按照一张试卷2小时的速度，他需要12个小时，这意味着，接下来的2天除了吃饭睡觉，几乎都要趴在桌子上了。
晓禹小学阶段成绩优秀，目前在中国内地三线城市的一所初中上学，这所学校在当地算得不错，晓禹在新班级里也保持着学业上的优势。但这名“好学生”不得不承认，自己长假的前几天实在是有些“放纵”：跟着大人走亲访友，约上小学时的小伙伴玩滑板，一天的时间一眨眼就混过去了，哪里还想得起作业的事。
晓禹母亲也“纵容”了儿子几天，现在不得不在儿子头上悬起“警钟”：“明天7点起床，哪儿都不要去了。”其实，晓禹母亲也有些矛盾，13岁正是精力旺盛、喜欢交友、喜欢运动的年纪，而现在的孩子却要把绝大多数时间花在课堂、花在作业上。
晓禹的经历，是长假中很多中小学生的缩影，据说，有的孩子随父母旅游，只能在大巴上赶作业。作业，被视为中国基础教育阶段学业负担承重的象征，因此，在中国教育界提出的各种“减负”措施中，减少作业量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可是，不做作业就能让怨声载道的学生和家长满意吗？
教育部8月22日发布《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征求意见稿)》，其中第四条的内容是：“不留作业。小学不留书面式家庭作业，可布置一些适合小学生特点的体验式作业。”
规定的制定者一定以为，这样的规定会得到学生、家长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因为过往在讨论学业负担过重时，学生和家长抱怨最多的，就是作业太多，学生休息和活动的时间太少。
但反馈意见却充满戏剧性。在收到的近6000条意见中，九成对阳光入学、均衡编班、“零起点”教学、规范考试、严禁违规补课、每天锻炼一小时等规定表示支持。不同意见主要集中在小学阶段留不留作业问题，大多建议还是倾向于小学高年级应该适当留些作业。
面对汹涌的民意，教育部第二次征求意见的“减负”规定中，关于作业的规定变成：“减少作业。一至三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四至六年级要将每天书面家庭作业总量控制在1小时之内。要积极与家长互动，指导好学生的课外活动。”
作业多了大家抱怨学生太苦，作业少了大家又不同意——作业困境映射出中国教育的困境。教育部门主导的“减负”年年有新招，但学生的学业负担却越减越重；“零起点”、“素质教育”、“快乐教育”提倡多年，但学生却没见快乐起来。
很多家长因此对中国教育失望甚至绝望，送子女去海外读书早已成为风尚，还有家长让孩子“在家上学”，以逃避他们不能认同的学校教育方式。
什么是“减负”
2013新学年，上海市闸北区一所公办小学的朱老师又迎来一批新学生。媒体上，上海将全面推行小学“零起点”教学的新闻铺天盖地，新闻中说，上海在小学一、二年级全面推行“基于课程标准的教学与评价”（即“零起点”教学和等第制评价），教师不能随意拔高教学和评价要求，不能随意加快教学进度。
听记者讲起这条措施，当小学教师已经十多年的朱老师反应平淡：“‘零起点’我们一直在做啊，今年没有什么特别的措施。”“减负”年年讲，身处教育一线的老师有些“审美疲劳”，跟教师一样“疲劳”的还有家长和学生，大家心里都明白，“减负”减它的，该补的课还得补，该做的习题一道都不能少。
难怪公众对“减负”习以为常，按照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巡视员、著名教育专家尹后庆的统计，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历代领导人都曾关注过“减负”问题，由国家下发的“减负政令”不下50件。早在上世纪50年代，教育部就曾发文要求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
“减负”60年，让人尴尬的是，学生负担越减越重，公众因此对“减负”失去信心。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处处长倪闽景在向《新民周刊》谈起这个尴尬时，一点也没有避讳，对于“减负”困境，他也从未停止过思考和探索。
倪闽景认为，“减负”这个词本身就不够准确。“读书本身肯定就是有负担的。我们反对的是对学习来说没有意义的负担。”采访一开始，倪闽景就阐述了他对学业负担含义的认识。“减负”多年后，学业负担的概念变得模糊不清，一度，人们把毫无压力的学习当作“减负”的目标。
学习都有压力，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很多成功人士在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时，都喜欢谈起儿时求学的辛苦或者严师的苛刻，但大多数人把这些“学业负担”，视为自己成长过程中的正面动力。最近一篇名为《谁说死记硬背会扼杀创造力？》的文章在网络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美国作者从他儿时的音乐老师谈起，讨论严师对于教育的意义。作者的结论是，批评、惩戒、压力在学习的过程中有独到的作用，而创造性与刻苦的训练并不矛盾。
由此，学业负担就不仅仅是一个“量”的问题，毫无负担的学习本身就值得怀疑。倪闽景讲起一个例子，在他做老师的时候，他曾指导学生做科技课题，攻关阶段，一帮学生跟着他奋战48小时，饿了吃面包，累了就趴在桌子上睡一会儿。但学生们乐在其中，一点都没有喊累。
这样说来，快乐学习并不等于零负担的学习，倪闽景认为，“减负”是要提高教育的效率，尽量减少那些对学习无意义的学业负担。
不快乐从哪来？
但现实却是，大量学生的确还在为无意义的学业负担付出巨大的精力，“减负”为何越减越重？
一个最常见到的说法是，高考是学业负担的罪魁祸首，看看那些“神一样的学校”，你就会相信这一点。从经济上看，衡水市是河北省比较落后的城市，但却让高中生们趋之若鹜，衡水中学，就是一所“神一样的学校”。今年高考，考入北大清华的衡水中学毕业生有104名，进入港大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有77名。如此傲人的成绩背后，是高中生们每天从早上5点半到晚上10点10分“无缝式”的学习节奏，这样的强度，很难说有多少快乐。
曾经，改革高考被认为是“减负”的灵丹妙药，但是，经过了高校扩招、部分高校自主招生、高考科目改革等种种改革后，学生学业负担重的状况并没有多少改善，相反，全国各地像衡水中学一样的“高考机器”风生水起，这些学校重压出成绩的应考方式，成为了其他中学效仿的目标。
今年，高考改革又传出新的消息。有媒体报道，江苏省正在酝酿的新高考方案中，有意尝试探索英语科目的“一年两考”，不再计入总分，而是以等级形式计入高考成绩，高校在录取时将对英语等级提出要求。
江苏历来是高考大省，由于考生众多，要进入高质量大学，需要付出比其他地区学生更多的努力，学业负担也要重得多。但是，江苏的计划很快被一些教育界人士认为不但不能为学生“减负”，反而会增加负担。
上海也透露了一些新举措。媒体报道，上海高中生的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今后将会用于大学自主招生选拔、作为目前高校自主招生的资格初试甚至代替笔试成绩，新政将在未来几年内开始实施。但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上海高中生为了应对学业水平考，整个高中三年都在应试，学业负担更繁重了。
和上海的新措施类似，很多高考相关改革措施的初衷都是为了缓解“一考定终身”的压力，但措施频出，学业负担却没有减轻多少。
在倪闽景看来，高考还有改革的空间。“一方面要提高命题的科学性，我们的考试题目一会儿难一会儿简单，弄得孩子们没有方向，命题应该基于课程标准，提高命题人员的专业化培训，利用考试的指挥棒作用，让学生们抛弃死记硬背、反复操练的模式。另一方面，高考报名要逐步走向社会化报名，避免区域和学校之间的比拼，逐步在社会上形成教育教学是学校的事，但考试是孩子自己的事。”
倪闽景还认为，从长远来看，必须要提高学生对考试科目的高选择度，这需要高校招生政策的调整。到了高中，有些孩子的优势项目会慢慢凸显出来，而考试就这么几门，实际上是扼杀学生志趣和专长的。
近几年部分高校推出花样众多的自主考试，宣称是为了增加学生的选择机会，但倪闽景却对此并不乐观。“现在的千分考、华约北约等考试，虽然对高校招生有一定价值，但从减负角度是起反作用的，因为考试的内容依然是高度一致的，高校依然是站在掐尖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没有考虑招生对基础教育的强烈导向作用。如果高校以专业平行志愿为主，学生可以在语文、数学必考的基础上，自由选考与专业相匹配的科目，那么，学生在高中阶段的个性发展将十分突出，而高校也能找到真正需要的人。这个模式叫做爱尔兰模式。”
但高考改革不等于降低考试难度。“简单地降低高考、中考难度，或减少考试科目，不可能减轻学生课业负担。试想高考就考一门语文，语文就考一项内容写字，写字就考写一个字“大”字，相信全国的孩子都会疯狂地陷入对应的更无聊的应试训练当中去，负担一点儿都不会轻。这个判断告诉我们，学生学习负担本质上不是考试的难易问题。所谓的负担重，不如说学习没有意义，我们要思考与改进的是如何让孩子们学得更有意义，也需要反思的是我们的高考、中考除了选拔，还有其他意义吗？
教育需要启蒙运动
倪闽景对“减负”越减越重的现象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像在电影院看电影，如果第一排的观众站起来看，第二排也会跟着站起来，最后全场的人都站了起来。同样看完一场电影，但大家都累死了。”显然，高考并不是导致第一排观众站起来的唯一原因。
如果教育系统的“减负”措施都能够实现，中国的学生们就真的能够快乐起来吗？现实中的事例证明，答案是否定的。
“学校规定说不让学生把书包带回家，家长就去学校偷书，或者买一套教材放在家里。” 倪闽景说到的不是笑话，而是真事。尹后庆把这种现象叫做“按下葫芦起了瓢”：教育系统为学生减负，家长那边却带着孩子补课、买习题书，自己给自己的孩子加码。
可怜父母心，倪闽景说，家长的做法是现实的选择，但社会对于教育需要一场启蒙运动，家长也需要明白教育本身的规律。
“不是每个孩子都一样，人是有差异的，人的智商也有差别。同样的作业，有的学生觉得不多，有的做得慢，就感觉太多，压力太大。”倪闽景的说法恐怕很难被一些家长接受，他们不能容忍自己的孩子比别人差，哪怕是“一般般”也不可以。
家长们的心态与这个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转型期，家长对孩子的期待往往非常高。迪士尼经典动画《蓝色狂想曲》中有一个情节，一位妈妈拖着小姑娘上舞蹈课、钢琴课、美术课、网球课，大街上穿梭着带孩子“赶场子”的家长们。倪闽景认为，从社会发展程度看，现在的中国跟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非常像，而如今中国的教育现象，也曾出现在那个时期的美国社会。
家长的心态表现出代际的变化。“我的父母，完全不知道教育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小时候没有来自父母的压力。”中国的60后70后有着和倪闽景类似的感受，这些人成为家长后，由于对社会竞争有着深刻的体会，他们往往对孩子有更高的要求，而当80后90后逐渐成为家长，随着经济的发展，他们给子女的压力，会小很多。
社会的焦虑需要时间化解，作为教育官员，倪闽景首先考虑怎样通过改善教育行为来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倪闽景说，教师是专业人士，教师应该知道小学生需要9小时的睡眠，在布置作业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学生的休息时间，不仅要考虑自己布置的作业量，其他科的老师还有作业。
要改变教师的教育行为，就必须改变对学校和教师的评价方法，从2010年开始，上海教育系统推出“绿色指标”，这个由众多要素组成的复杂评价系统，试图改变教师只关注成绩的行为。倪闽景介绍，改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在连续12次对课业负担的监测中，直到2011年学生学业负担才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到目前已经连续两年下降。
透过这个指标，倪闽景还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师生关系越好，学生成绩越好；学生学习动力越强，成绩越好。倪闽景认为，这些结论反馈到学校后，教师们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行为——布置太多作业的老师，容易引起学生反感，师生关系自然不会好，如果老师发现师生关系融洽会提高成绩，那么他又何必去布置那些过量而无意义的作业呢？
回到对学业负担的定义，倪闽景认为，学业负担一定伴随着学习的过程，减轻不必要的学业负担，需要遵循教育自身的规律。“学业负担应该是有梯度的，年龄越小应该越轻，幼儿园小学阶段应该非常轻松，随着心智的成熟，承受压力的能力越来越强，学业压力也应该逐渐增加，按道理，大学阶段应该是最重的，我们现在是反过来了。”
遵循这样的规律，上海市很早就开始从小学入手，为低龄学生减负。2008年开始，上海开展“幼小衔接”，小学新生入学的前2个月用来适应新的环境和学习方法，不上新课。另外，前年开始小学每周有半天“快乐活动日”，小学生不上文化课，开展各种活动。今年，教育部门又对一年级“零起点”做了详细的规定。
规定不少，但执行还取决于学校和教师，从更广泛的范围看，教师素质制约了“减负”政策的推行。“我们有些老师的教学水平急需提高，他只知道多布置作业。如果3道题能让学生搞懂问题，为什么要做30道？但这些老师就是不知道挑哪3道题给学生做。”
现实的背景是，教师还不是一个太具吸引力的职业。“教师待遇是否高，标志是教师这个职业能否吸引社会上最优秀的那批人，但现在很多人不愿意做教师。”倪闽景提到广受称道的芬兰教育，在这个国家，高素质的人才选择成为中小学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