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脚抗议
当被问及“你是否有过转行的想法？”时，回答“有”的人数高达81.9%。
记者｜应 琛
10月31日，上午8点20分刚过，上海中山医院的医护人员已经陆续来到了院内的孙中山像前，自发排起了队伍。他们身着白大褂，手持写着“沉痛哀悼温岭遇害同仁”的标语。
原定于8点30分开始的活动，因为不断有医护人员加入队伍而稍微推迟了一会儿。待百余人的队伍站定，静默的3分钟正式开始。
因为温岭杀医案，医生群体第一次对伤医事件集体发声。中山医院的同行们便用沉默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愤怒，同时也呼吁建立医患新关系、医疗新秩序，呼吁对医患矛盾的理性反思。
默哀完毕后，现场一位负责人宣布“大家尽快回到自己的岗位上，不要影响工作”，话音回荡在小小的广场上空。
除了用沉默的集会表达对医生职业处境的担忧外，近年来，不少医护人员离开医疗一线岗位，转而选择其他“性价比”更高的职业，用转行来回避日渐恶化的职业环境。医生改行，正在从医生们的嘴上说说变成实际行动。
温岭案发生当天，网友“金色葡萄”在果壳网写下《医生改行指南》；而一项来自中国最大的医学学术交流网站“丁香园”的调查显示，当被问及“你是否有过转行的想法？”时，回答“有”的人数高达81.9%。关于导致医务人员转行的主要因素，医学圈网友们投票认为，除了“工作负担过重”、“对收入情况不满意”，“伤医和杀医事件比例的增多”赫然位列第三。
行医高风险？
“中山医院巴林特小组活动：为温岭遇害医生默哀3分钟……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请本院同仁着白大褂前往，默哀不喊口号——巴林特心家园，我们守望相助。”10月29日晚，陆林（化名）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
陆林曾是全国某著名三级甲等医院的一名医生。他告诉记者，温岭事件发生后，朋友圈中的医生朋友们几乎每天都会转发一些有关“抵制医院暴力”的消息。“还是第一次见到医生们如此愤怒，或许是因为前两天广医二院多名医生被打的事情刚出，再遇到温岭事件，医生的情绪一下子就爆发了。”
陆林说，他至今对医生职业感情深厚甚至十分留恋，他坦言，若不是出于一些职业发展以及现实因素的考量，他不会选择放弃当医生。在多年前当医生的时候，陆林也时不时耳闻有医生或护士被打伤的消息，但他不曾料想医患关系会恶化到“挥刀相向，伤人性命”的地步。
“记得2002年我刚毕业，那时的医患关系开始变得‘微妙’，但不至于恶劣。后来就一年不如一年，直到我离开的时候，可以说是医患关系最差的时候。这其中，可能也有微博等自媒体发展的原因，让消息传播得更快和更广。一旦双方有什么较大的冲突，人人都会知道。”陆林回忆道。
2011年，有报道称，未来5年内中国大陆地区可能有1.4万名医生改行到外资医药公司任职。当时，陆林已经在一家外资药企市场部工作了3年。
“去外资药企是一些医生转行时会考虑的选择。”陆林说，换个角度来看，这些年来他其实并未真正离开医疗圈。
“不论是我当医生的时候，还是现在工作中接触到的医生，不好的当然有，但肯定是少数。可以这样说，读了这么多年书，熬了很多年才能正式成为一名医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由衷地希望自己能够救助病患。”陆林说，“可惜的是，我们的医生正在渐渐失去成就感。”
陆林指出，年轻医生收入相对少是一方面，而工作中缺乏成就感与成长机会也是一个问题。“虽然说有住院医师培训制度，但有多少住院医师得到了真正的锻炼和机会呢？终日只有简单重复的跑腿劳动。加之大陆医生除了医疗任务外还有很多其他不必要的任务，比如科研任务和职称评定。”
陆林认为，现在紧张的医患关系则是让医务人员身心俱疲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这些天，让陆林不放心的是他当麻醉科医生的妻子。陆林说，自从温岭事件发生以来，妻子的情绪就很低落，“麻醉科也是一个高风险的科室，经常会遇到医患矛盾。几天来，特别是到了晚上，每当听到或看到相关新闻时，她总是默默流泪。她对我说，想不明白当医生到底是为了什么。”
其实，早在去年哈医大杀医案发生后，陆林的妻子就曾萌生去意。当时，为了鼓励还是女友的妻子，陆林向她求婚。“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给妻子一些正能量，让她能够坚持下去。这些天，我也经常跟她聊天，开导她，同样希望能给她一些正能量，让她振作。”但陆林强调，医院在处理这些事情上的态度才是最大的正能量，“若医院为了息事宁人或者出于某种利益考虑，而牺牲了医生的利益，这会让医生感到更心寒。”
医不二代
今年6月，拥有252万微博粉丝的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医生于莺辞职引起了不少关注。
于莺对辞职做了解释：“不和科研考核大夫的评判体系玩了。”但也有人猜测：她是遭遇了不公正对待，还是别有隐情？要知道急诊科的工作既辛苦又存在高风险，收入比起一些专科也有不少差距，没有良好的体力和心理素质，很难胜任这份工作。
风险大、责任重、辛苦、挣钱少、不能照顾家庭是急诊科医生真实生活的写照。实际上，各家医院急诊科医生的流动性一直比较大，于莺的离开只是唤起了人们对医生，特别是急诊科医生生存状态的更多关注。
据“丁香园”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医师“医不自医”现象突出：超过四分之一的医生存在心血管疾病风险，35岁以上男性医生高血压患病率是健康人群的两倍，七成以上医生患有不同程度的颈椎腰椎疾病。
而现在，暴力袭医则是让整个医护群体的生存环境堪忧。
据中华医学管理学会统计，自2002年9月《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以来，中国医疗纠纷的发生率平均每年上升了22.9%。一些受访人士坦承，医患关系恶化和频发的暴力事件让医生心理负担很大，变得更加小心谨慎，对一些年龄大、手术风险大的患者有时更愿意推荐保守治疗。
于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表示，暴力袭医对医生整体来说都是一个打击。有些医生选择离开这个医疗行业；有的医科院校毕业的医学生，选择毕业后不当医生，“（他们）辛辛苦苦读这么多念书，到社会上去工作，不是为了被打，甚至被杀的。”
“这两年医科院校的招生分数线一降再降，有的学校还是招不满。厦门大学医学院甚至还免费招收医学生，就是因为想更多地吸引学生来读医学专业，也是因为招不满学生。”于莺进一步表示，“长此以往会出现一个什么现象？人才流失和医疗断档。”
培养一个医生的周期非常长，五年的本科，三年的硕士，三年的博士，十一年出来还只是一个住院医生，还另外需要三年的住院医生轮转培养。“14年之后，他才可能积累一定的临床经验和知识技能，独立地去为患者服务。这样一个长的周期是不允许断档的。一旦当中断了一个层面，后面的人接不上，那就会出现，有一个时期，它的医生资源会非常少。也许我们这一辈人，还有医生为我们服务。如果这个局面不扭转的话，可能到了我们的子女，为他们看病的医生就会大量减少，到时候群众看病难，找不到一个合格的好医生为他看病，那这个矛盾就会更加突出了。所以还是呼吁大家理性地对待医患矛盾，对待医患纠纷。”于莺说。
有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培养约60万医学生，但是只有约10万人可以穿上“白大褂”。另有报道称，目前医学毕业生的转行率居高不下，学以致用的难度较大。
中国年轻一代开始重新审视医生这一职业。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中国已经出现“医不过二代”现象——据媒体公布的最新医师执业状况调查，中国78%的医生不希望子女从医；另据一份有效问卷为11910份的医生自己的调查，“反对子女或者亲属选择医疗行业”的人接近60%。
对此，陆林表示会尊重孩子自己的意愿，“将来我的孩子无论希望从医，还是别的职业，我只希望他能在一个公平、公正、法治的环境中工作。”
暴力零容忍
针对近期暴力袭医事件，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公安部日前印发了《关于加强医院安全防范系统建设指导意见》，要求医院保安员数量当遵循“就高不就低”原则，按照不低于在岗医务人员总数的3%，或每20张病床配1名保安的标准配备。
但这一规定立即引发了热议。
一名不愿具名的卫生系统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批评这样的规定是“官僚作风的指导意见”。“20张床配1个保安，是配公安还是保安？保安执法权谁给？费用谁支付？国家本来就不给医院什么钱，却还要让医院自己付钱保护自己，不说能不能保护，就是费用也付不出，总不能让医生自己付吧！”在该工作人员看来，此《指导意见》难以缓解医患关系，也跟不上伤医案的节奏。
11月5日，上海华山医院邀请宝山公安分局教官，向职工培训面对暴力侵害如何自卫；同一天，中山医院也邀请世界跆拳道联盟黑带四段高手，前来传授防身绝招，吸引了大批医护员工。
如此看来，医生们纷纷开始“习武防身”，医院全员练武，难道是想制造出一番“以暴制暴”的“盛景”？
“(这)是鲜明的犯罪和犯法，就是伤人罪，这是罪，而且没有什么可以模棱两可的地方……不管在任何的环境”。钟南山院士曾因之前广医二院多名医务人员遭受毒打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5次强调“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是与非的问题”。
10月31日，公安部下发通知，要求公安机关坚持“零容忍”，依法严厉打击各种侵害医务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中国医师协会、中华医学会、中国医院协会、中国卫生法学会在之前就联合发表声明，呼吁全医疗行业、全社会动员起来，“对医疗暴力零容忍”。
其实，为了防暴力伤医，从2005年以来，中国的各大医院便开始设立警务室，但效果并不明显。因为暴力事件的发生，往往带有一定的突发性，难以预测和防范。
“如今患者对医生极其不信任，媒体的误导也是一个原因。关于医院、医生、医药的负面报道太多，个案是存在，但不是普遍现象，不是每个医生都拿黑钱、办黑事。医生队伍总体是好的，在社会上是出色的一群人，有教养的一群人，有理想的一群人，以及有责任心的一群人。”上述工作人员称，“最重要的还是国家没有把应该担起的责任担起来，把风险转嫁到医院、转嫁到老百姓身上。”
要想解决医患纠纷问题，不破除以药养医的机制是不可能的。而要打破以药养医的机制，意味着要对庞大的医疗产业链条动大手术，触动相关的利益格局，难度相当大，也绝非短时间内能够完成。“就看接下来的这十年时间吧。”陆林做出了这样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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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对中国医生的暴力侵害
中国医生陷入了危机。近年来，他们在工作期间的人身安全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威胁。国内的一些医院或者诊所的部分患者或其亲属对医生实施暴行：包括虐待、故意伤害甚至是谋杀行为。正如《柳叶刀》杂志今天在网上公布的信件内容，最近发生了一个惨痛的事件——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一名男实习生被病人刺死。
为了缓解中国医生的危险处境，中国政府上周表示正在采取措施加强医院内部警戒。根据卫生部和公安部的联合声明，扰乱医院的日常运作，或携带危险物品出入医院，或威胁医务人员的人，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虽然这是保证医院的高度安全性的必要手段，但只是一个短期的解决方案，治标不治本。
追根溯源，中国的医生为什么会面临危险，这其中有许多可能的原因。这些原因包含体制因素：国家对于医疗体系投入不足，用于培训和支付给医生的资金也捉襟见肘，这就可能会导致医疗差错、腐败问题以及医疗人员和患者之间的沟通不畅；还有一些社会因素，包括媒体对医生的负面报道，社会公众对于医学理解不够，患者对于治疗结果的不现实期望，还有大量的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犹如天价的医药费用。
无论这些暴力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它们对于医学的影响在中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宁波大学医学专业的一个学生——李杰面对这样的情况感到茫然失措，他在信中写道：“不知道是否要继续研究医学，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与病人之间复杂、令人不安的关系。”
在中国，医生曾一度被尊敬，如今在许多其他亚洲国家仍然是这种情况。中国需要将医生重返一个有吸引力的，受人尊敬的，安全的职业地位；同时也需要从病人的角度利益出发，保护现在以及未来的医生。而要做到这些，首先，政府需要追究暴力行为的源头并寻求解决之法。《柳叶刀》2012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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