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益谦：我在等待他们的报告
刘益谦感到不解的是：我一个中国人，出于对中华文明的热爱，花了5000多万从海外购回一件国宝级文物，上海博物馆作为官方文物机构，对此事没有任何评价或鼓励，还在不恰当的时机，把结论性的观点通过大众媒体发布，而想象中应该很严谨的学术报告却迟迟未出，这是为什么？
主笔｜沈嘉禄
《新民周刊》：刘先生，这些天你可能比较烦恼吧，自从12月21日媒体透露，以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组成的学术团队代表上海博物馆对你于今年9月从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购得的苏轼《功甫帖》提出公开质疑以来，全国各地不少媒体都转载或综合报道了这条爆炸性新闻，使你再次处于新闻焦点之中。当初在海外拍得这件天价拍品时，坊间将你视作一掷千金的土豪，现在有专家的研究成果放在那里，有人又将你视作棒槌了，你是否感到胸闷或气恼？
刘益谦：我也算见惯风浪了，此前对我的各种猜测和冷嘲热讽都能承受，一笑了之，但学术上的事情由不得半点马虎，必须认真对待。从上周六以来，我的手机就没停过，我一直在忙于应付媒体的采访和各路朋友的询问。我现在一方面在等待上博的学术报告公开发表，另一方面也通过媒体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新民周刊》：你的声明我也看了，你在接受上海电视台采访时说的几句话我也注意到了，这些文字与观点表明了你的积极态度，但这是你真实的想法吗？
刘益谦：请你相信我的真诚。首先，我要感谢上海博物馆书画部的学术团队能够群策群力、集合老少研究员的学术力量，并且代表上海博物馆这样备受世人瞩目的博物馆的官方组织，如此关注一个私人收藏家的收藏行为。不仅先在大众媒体发表粗放的研究结论，激发广大民众的热切关注，还对媒体表示将有详尽的学术文章在数天内公布，引起相关人士的期待。对我这样一个从事中国书画收藏20余年的藏家来说，真可说是受宠若惊了。
在我以往的概念中，官方博物馆的从业人员由于受文物法等相关法律的约束，是不能随意对艺术市场的交易和艺术品发表有针对性的评判的。.jpg)
《新民周刊》：对不起打断一下，单国霖先生不是龙美术馆的学术顾问团的成员吗？他在与其他几位专家对此件拍品进行真实性鉴定时，就没有向你透露过半点信息吗？
刘益谦：没有透露过任何信息。我要强调的是，单先生是我们龙美术馆的学术顾问团成员，我与他以及钟银兰先生认识都比较早，我对他们的人品与学术水平向来十分尊敬。但是顾问团成员只对美术馆的学术负责，我个人的收藏品，或者我准备竞拍某件拍品前，从来没有向他们咨询过具体的关于真伪或优劣的意见。这是我一贯的态度，也顾虑给这两位研究员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也因此，上周六他们以官方名义对《功甫帖》的真伪发出强大的集体声音，让我颇感突然，相当惊讶。我也曾琢磨过这起事件的深层次原因，但另一个更理智的声音提醒我：要尽量从善意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行为。
比方说，我认为他们的意见不仅可以使我个人避免可能的损失，而且对整个艺术市场而言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他们主动对一件民间藏品进行学术研究，或许意味着以上海博物馆为代表的官方权威机构将为艺术品市场保驾护航、指引方向。这样一来，广大收藏家就不必有赝品伪作的担忧了，艺术市场也可望越来越纯净。
《新民周刊》：20多年来，中国的艺术市场发展很快，民间收藏也持续升温，相当多的文博专家通过著书立说或在电视上出镜等方式，起到了推动与指导作用，但是民间收藏人士对某些专家还是不买账的。有太多的事实在提醒人们，在文物鉴定这档事上，专家看走眼的情况屡见不鲜，受利益驱动而随意发表定性言论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所以收藏界非常希望官方博物馆通过举办讲座及举办文物展来提升民间收藏家的水平，对专家以官方名义发表的意见也一直很关注，并充满期待。
刘益谦：所以我要感谢上海博物馆对我创办的龙美术馆的爱护和关心啊。龙美术馆（浦东馆）开馆一年以来，无论是举办过的十余个展览，还是开展的多次学术活动，均受到了广大市民和相关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这是因为我严格地执行了把收藏行为和美术馆分开的原则。我的所有收藏品，只有经过专家的严格挑选才有可能进入美术馆的馆藏体系，那些艺术价值不高的、重复的作品均不能纳入。为此美术馆还组织了专家顾问团队，专门负责作品的挑选和展览的学术把控，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单国霖先生就是学术顾问团的成员之一。
我认为邀请单国霖先生担任学术顾问是合适的，事实证明他的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众所周知，我在2009年5月，在拍卖会上经过长达40多分钟的激烈竞价，以6171.2万元的拍得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当时也引起中外媒体的关注。2012年12月18日龙美术馆开馆，在精心策划的四个开馆展之一“古往今来——龙美术馆开馆大展”中，这件北宋的绘画珍品就众望所归地赫然登场，并理所当然地成为最大的亮点。那次展览的学术主持就是我请单国霖先生来担当的，展览期间他还作过一场学术报告会，专门就宋徽宗的这些传世名作进行梳理与解读，让公众分享了他的研究成果。这种专家与观众良性互动的场面令人倍感欣慰。
《新民周刊》：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宋书画艺术品传流至今很少，省市级博物馆如果有的话也堪称镇馆之宝了。在你收藏的古代书画艺术品中，像《写生珍禽图》、《功甫帖》这样高年份的藏品多吗？
刘益谦：经过20多年的苦苦寻访，这个历史时期的书画还是有几件的。我准备在龙美术馆（西岸馆）明年3月份开馆时，专门做一次宋元书画珍品展。这个想法不是心血来潮，不是拍脑袋的，可以说是我的夙愿。也因此，当我从苏富比的拍卖图录封面上看到《功甫帖》时，感觉就是它为我而来，是缘分到了，就与我相约而至。.jpg)
《功甫帖》对于中国古代艺术的重要性，我当然是清楚的。我也请专家一起看过，它的来龙去脉也是清晰无误的，此前有张葱玉、徐邦达等前辈专家对此作品的一致肯定。大家知道，张葱玉、徐邦达两位老先生是中国文博界的泰斗，于我国文物事业居功至伟，学术地位不可撼动。据张葱玉先生在《张葱玉日记·书稿》里回忆，建国前就有人向他表达了出让意愿，索价两万大洋，而当时《平复帖》在交易时也不过四万大洋。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过眼要录》中称它“神采飞扬”、“神品”。如果这两位饱学之士存有疑问，会这么说吗？
《新民周刊》：你能肯定张葱玉与徐邦达两位先生亲眼见过的这件珍品就是苏富比上拍的这件吗？
刘益谦：纽约苏富比是有着很高资质的老牌拍卖行，他们对这样一件拍品肯定是十分慎重的。再说在拍卖会上，从30万美元起拍，一直叫到800多万美元，其间竞叫声此起彼落，场内与我竞争的就有五六位收藏家，他们都是行家，决不可能在云遮雾罩的形势下举牌子。
《新民周刊》：但是从上博三位专家的研究来看，他们认为作伪者采用了“双钩填墨”技法……
刘益谦：这个问题我现在不想说，也不能说。关于《功甫帖》真伪的问题，我期待他们尽快出报告，报告出来后我才能做出进一步的正面回应。《新民晚报》的消息披露后，引起全国媒体轰动，海外媒体也十分关注，连美国的《纽约时报》也刊登文章了。圣诞节快到了，欧美国家的人都忙着过节，但纽约苏富比拍卖行在第二天就及时发表了声明，表示将成立特别小组，邀请全球博物馆专家研究讨论。如果专家们认为上博的观点能站得住脚，苏富比一定会维护买家的权益。甚至说到“苏富比一贯恪守艺术拍卖业界的最高德行标准，并保留我方对此事件的所有法律权利”。那么，在各方结论得出之前，作为买家，我只能保持中立。
但是这几天来大家都在等待报告，上博专家却迟迟没有动静，这让希望获知真相的公众也很焦急。我觉得学术上有不同看法很正常，有争论就有进步，但上博专家采取单方面向媒体报料的方法相当不妥，你为何不以报告的形式正式向公众公布呢？为何在报告发表之前就诉诸媒体呢？究竟想起到何种作用？我从善意的角度思来想去，还是不得而知。
我一个中国人，出于对中华文明的热爱，花了5000多万从海外购回一件国宝级文物，上海博物馆作为官方文物机构，对此事没有任何评价或鼓励，还在不恰当的时机，把结论性的观点通过大众媒体发布，而想象中应该很严谨的学术报告却迟迟未出，这是为什么？
《新民周刊》：据悉，上海市政府对你的回购行为还是支持的。
刘益谦：是的，市领导是相当重视的，《功甫帖》进关时，也得到了有关方面的支持，作为海外回流文物经由外高桥文化贸易基地艺术品报税仓库进入上海，经由保税仓库出入境并借展。
《新民周刊》：众所周知，上海博物馆自建馆以来一直鼓励民间收藏家的捐赠行为，在如今展出的重要文物中，也有不少是近年来海内外人士的无私捐赠。
刘益谦：其实在龙美术馆举办过的几场古代书画展览中，我都对海内外文博专家莅临指导充满期待。作为对官方博物馆的补充，龙美术馆在正规化与专业化方面是做了大量工作的，这里也有馆聘专家的心血。今天，上海博物馆的学术团队对《功甫帖》的研究方式也让我大开眼界，仅凭与拓本的比较就得出毋庸置疑的结论，并且连翁方纲的题跋也认为是伪作，这是很不慎重的。如果说宋代的作品存在争议是较为正常的话，那么把翁方纲这样晚近代人物的题款判为伪作，应该是有极具说服力的铁证的。上海博物馆的学术团队还认为此帖是摹本，并且上升到了“美术馆展览伪作”的高度，这对我和龙美术馆无疑是莫大的鞭策。因此我期盼上海博物馆的学术文章尽快面世，以解困惑。
或许以上海博物馆这样强大的学术实力，可能从未展出过伪作，也从未花巨资购入赝品，但对龙美术馆这样成立仅一年的美术馆而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而对上海博物馆在《功甫帖》上所投入的劳师动众的学术力量，我仍然只有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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